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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4日揭曉的年度法治人物，都是當年法制宣傳日的一大看點。什么樣的人入選法治人物，反映出當年法治進程的某些特點。畢竟，法治不僅是威嚴靜態的律條，更是鮮活生動的生活，而生活由每個人的點滴行為構成。
今年評選的“十大法治人物”中，一個當選群體引人注目——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煙臺“最美女孩”刁娜等見義勇為模范攜手亮相，共同組成“2011最美中國人”的溫暖形象。
因為幾樁“助人遭誣”、“路人冷漠”事件，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成了今年法治話題中議論較多的一個。偶發的極端個案，讓人對道德的無助心生焦慮。“出德入法”，法與道德相生相依、相輔相成，法治的正常運行離不開道德的支撐、鋪墊與輔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最美中國人”以自身的善行義舉，觸及了法治社會的大課題。
見義勇為、好人好報，是人所嘉贊的行為，但踐行起來卻并不容易，即便是被稱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法律，有時也難以維護這最樸素的信條。拿“老人跌倒扶不扶”這個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來說，施助與受助雙方產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證據缺失。只要哪一方有“確鑿充分”的證據，結論自然明了。而實際上，除了幾個保留現場視頻資料的案件外，其他事故現場難以還原，法庭認定的法律事實難以確定與客觀事實一定相符。
道德無助，凸顯法治無力。某些場合下的困境，給道德之美添了幾分悲壯。這既刺痛人心，也提示法治完善的方向。比如，嚴格執行法律規定的舉證責任原則，細化證據保全制度；確立“愛心救助免責”制度；健全保險制度，保障應急醫療救治經費支付等。正因此，深圳近日公開征求意見的“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才引發強烈反響。許多人都對通過地方立法解除好人后顧之憂抱有期待，希望其立法與實施過程能為其他地方立法以及更高層次的立法探路。
“最美中國人”做了人們覺得應該做卻常常沒有勇氣做的事。如果法律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化解風險，那么，善行義舉自然會“該出手時就出手”，越來越多的人會加入到“最美中國人”的行列。
縱觀人們對法律與道德糾結的討論，以及地方的立法探索，指向很明確，就是希望通過增強法治的力量，提升道德水準，匡正社會風氣。與此同時，表彰典型、弘揚道德對法治建設的推動力，也沒有被忽視。顯然，道德水準提高的過程，必然是公民意識增強的過程，責任擔當的理念更為堅定，自覺守法的氛圍得以強化，維護權益的行為更加理性，法治實行的成本就會降低。
道德體現為每個社會成員的行動。對法治建設來說，任何空洞的爭論、質疑，都比不上一次負責任的行動。“最美中國人”之美，就在于他們的行動。頒獎詞說，這個普通人組成的群體，“以行動印證良知，以誠信喚起愛心，以責任呼喊正義”。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每個人的參與。如何以自身的道德之美成就法治社會的和諧之美？入選的這些可敬、可親、可學的普通人，用“最美”的行動，做出了最動人的詮釋。（馬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