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上午，中國外交部舉行公眾開放日活動，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左）親切解答北京史家小學學生劉鈺秋提出的問題。 中新社發 侯宇攝
編者按：百年前，閉關鎖國，導致國門為外來人的堅船利炮逼開，三十年前，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中世所矚目的焦點，恥辱與驕傲的鮮明對比，讓國人對于從被動到主動的“開放”二字有著刻骨銘心的體認。
從新聞發言人的首次確立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從全國“兩會”上的“炮聲隆隆”到最高領導人在互聯網上與民眾的“網聊”，這些生動的政治生活圖景丈量著中國民主政治增量中的開放尺度。“開放”二字已從簡單地打開國門逐步向中國的政治生態推演，深刻地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
打開國門，讓中國換一雙眼睛看世界。政治開放，引得世界換一雙眼睛看中國。即日起，本社將連續推出“中國尺度”系列文章，與讀者回顧與展望中國政治開放的歷史進程。
中新社北京八月十七日電題：政府不再“沉默是金” 官員越來越會“說話”
中新社記者 周兆軍
“任命中南海發言人，授權其為中央政府唯一權威發布者，這樣能夠更加全面、準確地傳遞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立場。”多位專家不久前提議，應該借鑒國外特別是美國白宮發言人的成功做法，適時考慮設立中南海新聞發言人，這將再次推進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改革。
盡管迄今為止，中國官方尚未對這一建議作出回應，但它已讓外界對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進一步推進有了新的期待。
從一九八二年錢其琛首次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說了三句話”至今，中國引入新聞發言人制度已有二十七年。二十多年來，習慣了“沉默是金”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逐漸改變，政府官員越來越會“說話”，敢于也善于在媒體面前發布消息、闡明政府的立場。
據國務院新聞辦前主任趙啟正回憶，推動中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是國務院新聞辦的前身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這個小組在一九八二年起草了一個《關于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請示》。直接出發點是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服務，讓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國政府正式向中外記者宣布，中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不過，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內，中國在新聞發布方面基本上是外交部“一枝獨秀”的局面，直到二00三年。非典之后，人們感受到了掩蓋和披露真實信息所帶來的不同社會效果，促使這一年成為新聞發布制度實施的高峰之年。從這一年開始，國務院新聞辦、國務院各部委、省級政府三個層次的新聞發布制度開始成型。
通過新聞發言人，政府與媒體、公眾之間的架設起溝通的橋梁；通過新聞發言人，中國政府日益展現出民主、開放、負責、透明的現代政府形象。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種制度創新，毫無疑問地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亮點。
迄今為止，在國務院新聞辦的組織協調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和軍方已有七十五個部門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認為，中國實施新聞發言人制度后的一大成果，是逐漸改變了政府對新聞的看法。以前習慣的做法是自己認為不能發的新聞就遲發，或者捂住不發，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推行，讓政府變成了新聞的主動傳播者，這些做法在國際社會上改善了中國政府的形象。
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突發性公共事件出現增多的趨勢。近年來的一系列突發性事件，如貴州的“甕安事件”、云南的“躲貓貓”事件、重慶的出租車罷運事件等，都考驗了政府的危機公關能力，而這其中，如何讓真實、客觀的的信息在第一時間被公眾知悉，成為處理突發性事件的關鍵所在。
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總結“甕安事件”時說，第一時間向媒體披露信息，是這一事件能夠迅速平息的一個重要原因。云南省委書記白恩培也表示，沒有必要掩蓋任何事情，因為“陽光政府不怕別人問三問四”。最近的新疆“七·五”事件，中國政府對境外媒體的開放態度，更是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透明度越大，社會越混亂”的觀念，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古來的遺訓向來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在互聯網時代，設法壓制信息傳播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更多的政府官員逐漸意識到，遮遮掩掩的態度往往會使流言蜚語大行其道，公開、透明是贏得民心的最優選擇。
從二00八年五月起，《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開始實施，“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的理念，必將推動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進一步向前邁進，政府的權力運行更加透明。公眾的知情權越來越得到政府的尊重，人們期待的中南海發言人的出現，或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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