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8日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在上課時被學生付成勵砍成重傷死亡，隨后付成勵撥打110報警。7月6日上午，該案開庭審理，付成勵稱殺害程春明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他在有妻子的情況下與自己的女友發生關系，要報復，二是殺一儆百。法庭上的付成勵態度非常強硬，他承認自己殺人但否認犯罪，認為程春明的行為不配為人師，該殺。（《廣州日報》7月7日）
如果說在去年聽說付成勵殺害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之后，我感嘆于人性之殘忍；那么，在今天，當我聽說，付成勵在法庭上態度仍然非常強硬，毫無反悔，并表示“如果他能出來碰到此類事情他還會這樣做”時，我更感嘆于人性之幽暗，人性之墮落——人真不可墮落如此地步。
俄羅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與罰》中描繪了一個一心想做一切道德準則的“人類主宰者”的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他為了實現消除人間的罪惡所謂偉大目標，殺害了一個放高利貸的當鋪老板娘。拉斯柯爾尼科夫在犯罪后，經歷了特別復雜的心理歷程，他的所謂作道德準則的主宰者的心態，難以掩飾一個血淋淋的事實，那就是他犯下了一個殺人的罪行。陀氏通過《罪與罰》追問：是否可以通過罪惡的手段來反抗不公正，是否“在上帝死后，人可以為所欲為”。
而付成勵所要面對的，并非是一個十惡不赦之徒。程春明老師即使是有與其女友發生性關系的不道德行為，那也是在付成勵交往認識其女朋友之前，所謂的“報復”之說無從提起。除了報復以外，隱藏于付成勵內心更深動機還在于，他是要“替天行道”，因為，他認定了程春明是道德墮落的人，而且，在他看來，這種道德墮落之人無法得到應有的報應，因為“以前有學生向學校告發過類似的事情，但學校不管，沒有用。”因此，他要用鮮血來洗清這種不道德與不正義，要“殺一儆百”來警告所有的后來者。
人性之幽暗至于此？憑什么以你個人的道德準則來主宰他人，更重要的是，對待道德問題，憑什么用超越道德的手段來加以懲戒與報復？用血腥和暴力對待不正義，不會等于一個正義，而仍然是一個不正義，甚至是加倍的不正義。何況，在程春明身上，的確看不出這樣一個道德瑕疵，值得暴力來報復。對于付成勵而言，殺人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罪惡，但是對于血淋淋的殺人事實卻絲毫不知懺悔，是人性中更大的罪惡，是人性的更深層次的隨落，是靈魂的墮落。這種靈魂的墮落可怕之處在于，明明他是在墮落，在他及其追隨者眼中卻像走向了正義的康莊大道，其情形恰如伏爾泰所說，“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陀氏筆下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通過內心的煎熬，通過主動自首承認自身的罪惡，完成了對靈魂的救贖，他在服刑后獲得新生。但是，現實中的付成勵雖然當場撥打報警電話并在殺人現場等候民警到來將其帶走，屬于主動投案，卻談不上主動認罪。因為，他居然認為死者程春明該殺，并表示如果他能出來碰到此類事情他還會這樣做。從人性深處上，他根本沒有完成對于靈魂的救贖；從法律上講，一個罪犯雖然自首了，但根本沒有認識到自身所犯下的罪惡，沒有對自身行為有所懺悔，這反映了他主觀惡性仍然很大，具有很強的人身危險性，無論從報應刑角度還是從教育刑的角度，都應當對其自首不適用“從輕”的規定，對其判處死刑也不為過。
僅僅于探討付成勵的行為，也許只具有個案意義，但付成勵并不是一個人的付成勵，他的身后有一批支持者，而且，與他具有相同的想法，用罪惡的手段來對付不道德來實現所謂的正義大有人在。我不否定公民具有的正當反抗不正義的權利，但將自身化為道德的主宰，試圖用罪惡手段來消除不正義特別是道德上的不正義，帶來的是更大的罪惡，這已經為古往今來的血的事實所證明，人性之惡在這條不歸路上只會是越陷越深。何況，今天，我們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進程中，解決不正義渠道會越來越多，我們更需要理性和平和來爭取自身的權利，尤其對于所謂上的道德不正義，我們更不需要道德的屠夫，用鮮血來作道德上的審判。討論付成勵，是在討論人性的救贖問題，這是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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