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新質生產力”被提出來后，一直是熱點討論的話題，更是2024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和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的中心討論話題。經驗地看，這些討論一直在拓展著“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但各種討論也反映出諸多問題：一個極端是泛化，把“新質生產力”作為一個形容詞，套用到幾乎所有領域；另一個極端是過于狹義，把“新質生產力”等同于1個或者幾個特定的產業。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新質生產力”必然對今后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混亂的解讀也給地方和企業層面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筆者認為，對“新質生產力”的解讀應當包括3個層面：這是一個戰略性概念，即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盡管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指新科技，但并非特指1個或者幾個特定的新科技領域，因此，可以把新質生產力定義為所有能夠促進基于技術進步之上提高單位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經濟活動；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于構建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三位一體”的創新模式。

新質生產力與中國式現代化

新質生產力是在2022年黨的二十大之后提出來的，這個名詞應當和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結合起來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新征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使命。中國式現代化是“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無疑是一個全方位、復合型的現代化定義，也是迄今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

盡管我們也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具有共同特性，但我們顯然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出現的諸多現象并不滿意。例如，貧富分化的現代化、以破壞環境的方式獲得發展的現代化、物質發展了但精神世界貧乏的現代化、在國際上實行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就是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但這同時也顯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難度。經驗地看，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的總人口在10億左右，而中國擁有14億人口，僅是從人口規模而言，就能讓人理解其中的困難程度。

正是因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

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在這個背景下，討論新質生產力就具有實質性意義。很顯然，沒有新質生產力作為堅實的物質技術制度基礎，就不可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當把新質生產力視為一個具有國家發展含義的戰略性概念。概括地說，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新質生產力并非指一些具體的東西。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策研究界，今天人們往往把新質生產力指向一些具體的技術和產業部門，這無疑過于狹義了。盡管新質生產力需要具體的技術和產業部門來表現或者代表，但是把新質生產力等同于這些具體的部門，無疑使得這一概念失去了其應當有的戰略含義。

目前對新質生產力討論的不足

首要且核心的問題——什么是新質生產力？

目前，對什么是新質生產力的討論非常多。追究和梳理這些討論不難發現，人們對新質生產力的討論主要有2個來源：從現實世界中找；從科幻文獻中找，并且這兩個來源是互相關聯的。人們根據自己符合科學邏輯的想象力把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東西（尤其是科技）放大、往前推，就成為科幻，而科幻又反過來影響現實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往往說美國好萊塢科幻大片是未來科技的代表之一。

就現實而言，在世界范圍內，經濟可以分為前沿經濟和趕超經濟；相應地，技術也可以分為前沿技術和趕超技術。前沿經濟往往指發達經濟體，趕超經濟指發展中經濟體。因此，人們習慣性地根據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社會現狀及正在發生的事物來定義新質生產力。從近期討論來看，大部分人都是看著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來定義和討論我國的新質生產力。

一般而言，人們傾向于把“新質生產力”定義為“三新”——新制造、新服務和新業態。

新制造。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新制造裝備和新信息技術5個領域。在這些領域，人們還能進一步定義新質生產力。例如，有學者認為，稱得上新質生產力的并不是那些普通的科技進步，也不是邊際上的改進，而是有顛覆性的科技創新。再者，所謂顛覆性科技創新，至少要滿足以下5個標準中的1個——新的科學發現、新的制造技術、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產品和用途。在中國的產業背景中，新制造就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包括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的發展。

新服務。傳統上，服務業具有廣泛的含義，但新服務被視作為新制造提供的服務，并且這個服務的重點鑲嵌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尤其是對全球產業鏈具有重大控制性影響的生產性服務業。應當指出的是，服務業的參照對象也來自發達經濟體。在服務業領域，當前世界經濟版圖呈現3個特征：在各種高端裝備里面，服務業的價值往往占裝備或是終端50%—60%的附加值。全球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越來越大。例如，30年以前，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量的5%左右，現在已經達到了30%，貨物貿易比重在收縮，服務貿易在擴張。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中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大。比較而言，我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為17%—18%，跟歐盟（40%）、美國（50%）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新業態。新業態的核心是產業變革，是產業組織的深刻調整。新業態有2個關鍵推動力——全球化和信息化。

上述表示將新質生產力的定義為“三新”的討論基本上是根據發達經濟體的現狀或未來而展開的。應當強調的是，這樣的概括和描述非常重要，因為它至少使得我們了解發達經濟體的現狀和前景。這對依然處于趕超局面的經濟體非常重要，至少知道下一步要趕超什么。

對新質生產力這樣一個具有深遠戰略含義的概念來說，將其定義為“三新”遠遠不夠，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無法回答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即新質生產力來自何處？或者說，新質生產力是如何產生的？如果不知道新質生產力的來源，而只知道什么是新質生產力，那么就很難從趕超經濟轉變成為前沿經濟，也很難從趕超技術轉型成為前沿技術。只有知道了新質生產力從何而來，才能實現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才能成為前沿技術和前沿經濟。過于聚焦經濟（技術）要素，而忽視了制度要素。盡管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技術，但每一種技術的產生則是一個系統的產物。并沒有解決現存（傳統）產業和新質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下文還會強調，問題③對我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傳統產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底盤基礎。

從馬克思的2個論述思考新質生產力

無論是嘗試定義新質生產力，還是回答新質生產力來自何處，我們可以回到馬克思提出的2個主要論述：一個是馬克思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另一個是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論述。

在馬克思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中，生產力指的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而生產關系指的是生產的社會形式內容，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者的有機結合和統一構成了“生產方式”。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生產力就會完全停滯不前，反之亦然，導致生產方式出了差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內在矛盾的不斷出現和不斷解決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推動著整個生產系統不斷自我更新。

在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論述中，一個特定的人類社會總是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稱為經濟基礎，其二稱為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指的是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上層建筑指的是社會中與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其他關系和思想，包括文化、制度、政治權力結構、社會角色、儀式、宗教、媒體、國家等。經濟基礎并非單向地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也能夠影響經濟基礎，但經濟基礎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

從馬克思的角度，我們至少可以得出3點思考：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生產力是一個社會的物質基礎，是發展的推動力。生產關系要符合生產力，上層建筑要符合經濟基礎，否則一個社會就會出現兩種情況，要么生產力發展受阻，要么社會秩序出現問題。一個社會的各種制度設計也是新質生產力的一部分，要么推進新質生產力，要么阻礙新質生產力。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技術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這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同樣適用。近代以來，人們往往從技術的發展和建立在技術發展之上的工業發展來定義現代化。經驗地看，正是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促成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轉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再從中等收入國家轉型成為高收入國家。無論是最先實現現代化的歐美國家，還是后來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都是如此，而那些轉型沒有成功的經濟體大都停留在中等經濟發展水平。例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很多經濟體盡管在現代化的早期都經歷了很不錯的發展，但因為缺失持續的技術進步，無法實現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轉型。經驗地看，很多發展中國家迄今維持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甚至倒退，處于低度發展狀態。

討論新質生產力需要避免的誤區

在討論新質生產力從何而來的問題之前，需要澄清4個常見的認識誤區。

要正確理解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如前所述，大多數人在討論新質生產力時，都會指向正在發生的前沿產業或有潛力的未來產業，以及顛覆性產業。我們并不這樣認為，不是所有新產業就一定是新質生產力，也不是傳統產業就和新質生產力無關。顛覆性技術和顛覆性產業多長時間才會出現？歷史地看，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英國工業革命發生迄今250多年，人類剛剛開始第四次工業革命。經驗地看，顛覆性技術和產業可遇不可求。因此，把新質生產力定義為僅包含顛覆性技術和產業過于理想，也過于狹義。

回顧經濟發展歷史，產業升級主要有2種方式：從傳統產業轉型成為被視為是先進的產業，例如，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電子產品；在同一產業上的升級，即不斷提高同一種產品的附加值，例如，同樣一件衣服，既可以賣500元，也可以賣5 000元，甚至50 000元。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深刻的教訓。在過去，我們曾經提倡“騰籠換鳥”，但被視為是“落后產業”的“鳥”被趕走了，“籠子”騰空了之后，但沒有招來代表先進產業的“鳥”，這對當地的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很多國家，在這些國家，產業被大規模地轉移到其他國家，導致了“去工業化”的局面。

必須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注意3點：絕對不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而是要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傳統產業構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底盤基礎。先立后破，發展新的產業。實際上，不需要通過行政的力量來促成產業的轉型和升級，而應當用市場競爭的力量來促成這一過程。新產業產生了，自然會對舊產業構成競爭壓力。對新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在我國，因為政府掌握著大量資源，一旦政府認定哪些領域是新質生產力而哪些不是，資源就會導向那些被視為新質生產力的領域，而對那些被視為不是新質生產力的領域的投入就會大大減少，甚至取消。所以，決策者對新質生產力的科學認識非常重要。其實，無論是新產業還是傳統產業，凡是能夠提高單位產品附加值的都可以被定義為新質生產力，至少具有新質生產力要素。

在這方面，蘇聯的經驗教訓一定要吸取。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搞軍備競賽，蘇聯把所有資源導向了軍工企業，結果民生經濟得不到發展，導致了日后不想看到的局面。直到今天，俄羅斯還沒有解決民生經濟問題。過去幾年，我們自己也有教訓。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芯片“卡脖子”，所以大家都來搞投入，結果造成了大量的浪費。雖然對新技術的投入很重要，但必須基于科學理性的態度之上。我們要主動向美國學習，但絕對不能被美國牽著鼻子走。

新質生產力不能“一刀切”。因為產業分布的不同，新質生產力對沿海和內地具有不同的含義，新質生產力不是沿海內地搞同一種東西、搞同一種模式，應該因地制宜，差異化發展。

新質生產力不僅僅是指工業，而應當包括更為廣泛的領域，尤其是農業。因為技術往往發生在工業領域，人們往往忽視農業領域的新質生產力。農業產品也要提高單位附加值。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找到了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有效途徑，尤其在東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經濟體的農業都具有新質生產力成分。

新質生產力不是技術決定論。盡管技術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但不應當局限于科技領域，而應當具有更廣泛的內容，包括制度安排和營商環境，因為技術創新都發生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營商環境內。

創新與新質生產力

作為經濟發展戰略概念，新質生產力可以理解為，能夠輔助國家在技術水平提升的基礎上推動產業升級的所有經濟活動。那么，核心的問題之一便是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

自工業化發生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持續創新的過程，被稱為“創新經濟”。盡管創新涵蓋制度和技術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術創新。一種新技術的誕生不僅催生新的產業，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創新。新技術的產生對現存社會往往是毀滅性的。新技術所產生的新經濟利益打擊舊的經濟既得利益，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迫使現存制度體系進行改革。因此，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個過程稱之為“創造性毀滅”。

經驗地看，根據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經驗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實現創新需要具備3個核心生產要素和1個有效的支持環境。

概括地說，一個國家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具備3個核心生產要素。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與科研機構。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必須具有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這3個條件必須互相配合，缺一不可。一旦缺失任何1個條件，那么技術創新不僅很難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上戛然而止。正是因為這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在西方，人們把技術創新過程稱之為“國家、市場和金融”三者之間的一場持續“游戲”。也就是說，國家負責基礎研究，市場負責應用技術，而金融負責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轉化。

1個有效的支持環境是一個復合系統。就中國目前的情勢而言，我們認為需要做好3方面的事情。

在內外形勢變化下，擴大制度型高水平開放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保障。擴大制度型開放的有效方法是精準的單邊開放。需要根據自身發展需要，瞄準單邊開放的重點領域和重點對象。單邊開放的重點領域和優先領域是人才、服務貿易、數字、金融等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全局性影響的領域。精準的單邊開放應該是循序漸進，由點帶面，推進制度型開放試點，成熟后在全國層面修法修規、全面推廣。在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開放基礎好的地區試點人才、數字領域單邊制度型開放，下放一攬子權力。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加快服務貿易領域單邊制度型開放進程。鼓勵和支持全國21個自貿試驗區進行合理分工，結合自身產業優勢和特點，推進單邊制度型開放的差異化試點。鼓勵經濟特區利用特區立法權加快單邊制度型開放的探索。及時評估和總結各個試點的經驗，條件成熟時啟動全國層面修法修規進程，運用國內立法形式建立單邊制度型開放的“凍結機制”和“棘輪機制”。

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環境保障。從國際經驗來看，在當前新科創時代，民營企業成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體。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為例，大模型的高昂成本正在讓傳統的創新主體從高校和科研院所轉向大企業。Meta、谷歌和微軟等公司向人工智能領域投入數十億美元，即使是美國最富有的大學也面臨著巨大的資源差距。所以，國內發展新生產力也要鼓勵民營企業和平臺企業的大力參與。考慮到過去幾年國內對民營經濟的大規模整頓，如何讓這些民營企業不要“躺平”，而是要鼓足干勁與美國競爭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的一點是為民營企業建立起一個國際化、法治化和市場化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涵蓋了企業由“生”到“死”全生命周期的環境要素，主要包括市場準入、獲得生產要素、競爭政策、產權保護、稅賦水平、市場監管、爭端解決、基礎設施、法治環境等要素。特別要重視權利、空間、手段——解決企業家關心的3項營商環境核心問題。就權利而言，民營企業家和企業的權利核心在于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資本的原始積累、政商關系中的官員牽連等問題影響著這些權利的實現。就空間而言，在規制型市場經濟，企業的空間會受到諸多限制，國家會限定企業參與部分被認為不可接受的經濟活動。而中國企業的空間更具有特殊的背景，需要解決好國有企業、國有資本與民營企業、民營資本之間的關系。就手段而言，主要指向金融，應主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來為企業“松綁”。

開放的國際化人才體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人才保障。大國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競爭，打造開放的人才體系是贏得人才競爭的關鍵。通過對諾貝爾獎科學獎獲得者的畫像分析發現，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中有近1/3是移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的移民比例也超過30%。開放的人才體系對科學技術發展的作用可見一斑。美國、德國、英國和日本開放的人才移民制度值得我國借鑒。從實際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尚未建立起系統的移民制度體系，現行的外國人才政策仍存在碎片化、高成本、不便利的問題，在吸引國際人才尤其是海外高技術人才方面處于競爭劣勢。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試點吸引全球頂尖科技人才的“灣區技術移民計劃”，為大灣區探索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人才路徑。2019年出臺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在技術移民等方面先行先試，開展外籍創新人才創辦科技型企業享受國民待遇試點”，但目前進展不大。“灣區技術移民計劃”，針對的是高新技術領域的頂尖人才，探索類似技術移民的長期居留簽證，持卡者可在三地享受一卡通行、一卡通辦、一卡優惠，加強對全球頂尖科技人才吸引。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還應當加強與港澳人才開發的協同，積極推廣“生活在港澳，工作在內地”“受雇于港澳，智力發揮面向大灣區”等柔性引才方式。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