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由于科技成果作為商品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專業性，使得科技成果轉化難這個問題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工作。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在全球信息領域，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的整合能力越來越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的最終結果，不應只是技術報告、科研論文、實驗室樣品，而應是市場產品、技術實力、產業實力。核心技術脫離了它的產業鏈、價值鏈、生態系統，上下游不銜接，就可能白忙活一場”，“科研和經濟不能搞成‘兩張皮’，要著力推進核心技術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一直是我國科技創新政策關注的重點。近年來，國家在鼓勵技術轉移、推動產學研合作、促進知識產權運用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舉措，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和成效。但是，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和探索的地方，尤其是對于科研院所是否能以創辦企業的方式進行成果轉化，還存在爭議。筆者擬以所在的信息技術領域為例，通過分析幾種不同的成果轉化形式各自的優缺點和適用場景，對這個問題發表一點看法。

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形式

關于科技成果持有者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具體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明確規定了6種方式：自行投資實施轉化；向他人轉讓該科技成果；許可他人使用該科技成果；以該科技成果作為合作條件，與他人共同實施轉化；以該科技成果作價投資，折算股份或者出資比例；其他協商確定的方式。

“科技成果轉化”可能是我國科技工作的專有名詞之一，國外較少使用科技成果轉化這一概念。國外在評價國家財政經費支持項目的研究成果對經濟和產業的貢獻時，通常采用知識擴散、技術轉移和商業化等概念，采用的評價指標主要包括委托研發合同、衍生公司情況、人員流動數量等。綜上，雖然文字表述不同，但究其實質，都是希望通過對科技成果所有權或使用權的處置，促進科技成果不斷商品化與產業化的過程。據此，筆者大致將自行實施之外的成果轉化方式分為3類：知識產權許可、轉讓類；產學研合作類；衍生公司類（知識產權作價入股）。

知識產權的許可、轉讓方式在信息技術領域適用的局限性

知識產權的許可和轉讓在法律上是2種不同的行為。許可是指權利人授予他人一定的權利使用其所擁有的知識產權，許可期限一般為有限期限，許可的范圍、時間、地域等均由雙方事先協商確定。而轉讓則是指權利人將其所擁有的知識產權全部或者部分的權利給予他人，轉讓后權利人失去原來所有權利，無法再對該知識產權主張權利。許可和轉讓的區別在于，許可只是授予使用權，轉讓則是徹底的權利轉移。但是，單純的許可、轉讓并不適用于所有行業。對于具有技術壁壘高、周期長、臨床試驗不確定、小試中試投入大、監管嚴格等特點的生物醫藥或化工材料領域，技術的研發者一般不具備自行實施成果轉化的條件，會選擇將專利許可或轉讓給大型藥廠或化工企業，由藥廠進行臨床試驗，或由化工企業進行中試和生產，按照不同里程碑的完成支付相應階段的使用費。中國科學院知識產權許可轉讓的成功案例也多集中在生物醫藥或化工領域。例如：國家納米科學中心轉讓接續抗腫瘤2.2類新藥注射用鹽酸伊立替康（納米）膠束臨床試驗研究技術；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對外許可石化行業催化劑、合成氣/甲醇經二甲醚羰基化制無水乙醇（DMTE）等專利技術；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對外許可新冠病毒疫苗相關專利等。

對于信息技術領域，由于其技術更新迭代速度快，很可能出現企業受讓某件專利技術還沒來得及轉化成產品，就已經有性能更優的技術產生了。因此，信息技術領域對人的黏合度、依賴度更高，需要技術發明人持續地參與技術的改進和完善，而不僅僅是某個已完成的階段性技術載體的轉移。企業單純通過購買知識產權來獲得競爭優勢的風險非常大，相應的購買意愿就會受到抑制。同時，信息技術領域專利布局密集、數量龐大。就拿十分常見的鼠標來說，就有20萬多條相關專利；而手機涉及的專利更是以百萬件量級來計數。在這種情況下，1件或幾件專利很難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需要擁有數量巨大的專利才有可能獲得一些話語權。例如，截至2023年5月底，華為公司在全球持有的有效授權專利數量超過12萬件；2022年，華為公司在歐洲專利授權數量排名第1位，在美國新增專利授權量排名第5位；華為公司同時也是累計獲得中國授權專利最多的公司。如此大的專利體量，對于科研院所來說是難以企及的，其申請和維持成本也是科研院所難以承擔的。因此，對于信息技術領域的研究所來說，采用知識產權許可轉讓這種成果轉化方式，只能是一些零星的行為，對信息產業的發展不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產學研合作方式在信息技術領域的路徑探索

產學研合作，通常是指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學術機構根據企業的需求，進行合作研究，共同產生新的科研成果。在普通的開發、咨詢、服務等企業委托合同之外，在信息技術領域可能產生較大影響力的合作大致可以分為3類：戰略合作/聯合實驗室模式；創新聯合體模式；人員“雙跨”模式。

對于戰略合作，如何選擇既符合企業市場戰略，又符合研究所學科發展戰略的引領型前沿技術研究方向是合作的關鍵。2011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計算所”）與華為公司的合作可以算一次有益的嘗試。當時華為公司已經在電信設備和運營商領域做到世界領先，面臨從通信技術（CT）到信息通信技術（ICT）轉型的壓力，需要開拓新的戰略市場方向；而計算所在信息技術領域有多年的學術積累，如何使雙方合作在既滿足企業的需求的同時，又滿足計算所相關學科中長期發展的需要？經過雙方高層多輪會晤和磋商，選擇了高通量計算與存儲這個方向，開展了長達10年的戰略合作，并成立聯合實驗室，產出了符合雙方預期的成果。

創新聯合體模式，就是多個企業共同出題，組成創新聯合體研發行業共性技術。因為中國企業已經對開源軟件的模式與價值有共識，所以，基于開源模式，可以形成面向芯片設計的眾籌式企業競爭合作機制。2021年12月，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阿里巴巴達摩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線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奕斯偉計算技術有限公司等16家頭部企業共同發起設立北京開源芯片研究院。與企業共同投入資源、共同定義產品規劃、組成聯合開發團隊，這是國際上首次基于開源模式的處理器芯片聯合開發。

人員“雙跨”，是指通過科學家在企業的兼職，跨界實現產業界和學術界的深度合作。在這方面陳海波可以說是典型案例。2016年，華為公司籌建操作系統實驗室，陳海波保留在上海交通大學教職的同時，擔任該實驗室的主任，負責團隊的組建，主持操作系統內核的研發，為鴻蒙操作系統的推出作出了重要貢獻。

即便如此，產學研合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其中價值觀的問題最為突出。對于學術界，很多科研人員與企業合作的訴求還停留在獲取橫向課題經費或者是獲得企業應用證明的階段，真正立志要使研究成果既上得了書架，又上得了貨架的還是少數。對于企業界，如何評價中國學者的貢獻始終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公共關系問題”。以華為公司為例，任正非總裁經常掛在嘴邊的2位科學家：一位是俄羅斯某數學家，其幫助華為公司實現了通信領域從2G到3G的突破；另一位是土耳其數學家Arikan教授，幫助華為實現5G通信領域領先，卻很少提及與其合作的中國學者的貢獻——到底是中國學者貢獻不夠大？還是有貢獻但企業不愿承認？或者是關鍵技術源自中國學者對開拓國際市場沒好處？不管是哪種情況，都需要雙方不斷磨合，尋找更加和諧高效的產學研合作路徑。

衍生公司方式在信息技術領域的有效實踐

正因為信息技術領域知識產權和產學研合作的特點，創辦企業才成為實現信息技術領域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優選方式。以美國斯坦福大學為例，雖然其內部設立了技術許可辦公室（OTL），但是多數科技成果仍由創業方式實施轉化。由斯坦福大學衍生出來的創業企業已經成為硅谷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依托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BNL）的科技成果，形成了近百家創業公司。國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成果轉移多半是人才的轉移，即畢業（包括肄業）的學生或科研人員離職后通過風險投資的支持創辦企業，但大學與國立科研機構參股創辦企業也不罕見。斯坦福大學在其創辦的80余家公司持有股份，包括后來赫赫有名的大企業思科公司、雅虎公司和谷歌公司等。斯坦福大學2005年出售180萬股谷歌股權，獲得約3.4億美元的回報。

中國科學院的創業式創新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較大作用。20世紀80年代，在中關村，一批科技人員在創業過程中，直接面對本地市場需求，實現了技術的“二次開發”，聯想集團就是這一時期科技人員通過創業推動計算機技術在中國市場落地的典型代表之一。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性能計算機完全依賴進口，還必須在外國人的監控下才能使用，國人想要接觸機器，只能在玻璃房子里操作。1990年，依托計算所成立了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開始研制曙光并行計算機。5年后，計算所作為并列第一大股東的曙光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曙光”）成立。經歷20余年發展，中科曙光已成為我國構建核心信息基礎設施的領軍企業，在高端計算、存儲、數據中心等領域沉淀了深厚的技術積累，在國內高性能計算機市場上取得了領先地位，正在努力打造完整的技術體系，改變上游受制于人的局面，為我國信息產業的自立自強和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堅實可信的支撐。計算所通過中科曙光間接控股的海光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為國內高端CPU的骨干企業，為化解CPU供應鏈危機作出了重大貢獻，目前市值超過1 500億元，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中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2001年，計算所成立“龍芯”課題組，率先開始進行中國自主CPU的設計和研發。2008年，由計算所發起成立龍芯中科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經過10余年的自主研發，目前已成為我國CPU產業的骨干企業之一。經歷過銷售幾百萬套CPU的市場磨煉，為打破西方國家的壟斷，實現我國CPU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作出了貢獻。

計算所創辦骨干企業只是科學院成果轉化的成功案例之一，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等研究院所，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道路。計算所與這些研究院所的共識是，中國科學院的高技術類研究院所不能將科研成果停留在論文上，為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升級轉型和自立自強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是研究所的主業主責之一，不可推卸。辦高技術類研究所必須適應中國的國情，目前我國企業的科研能力比較弱，國家級的科研機構在成果轉化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也要注意研究所在成果轉化過程中是有邊界的，不能越過邊界做應該由企業去做的事。每個研究所在掌握這個邊界上都做了有價值的探索，值得好好總結。目前各研究所都在制定相關的政策，規范流程，讓進入企業的科研人員在適當的時間內與研究所脫鉤，研究所在適當的時期內逐步稀釋控股企業的股份等。相信經過一段時間探索，研究所與企業的關系將會更加清晰。

當前，研究所與其衍生的企業的關系有一體式、合同式、平臺式、生態式等多種方式，研究所可以參股，也可以不參股，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要看企業的主營業務。如果這個企業做的產品是為了滿足國家的重大需求，解決國家產業鏈供應的安全，那么不光應該辦，研究所還應該盡力支持它的發展。往往做這種產品，可能需要10年、20年的努力才能出成效，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投資機構很難有耐心做這么長時間的陪跑，只有科研院所可以做到不計商業回報的長期陪伴。

要看企業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是不是都能夠始終固守本心，專注在做強做大中國科技產業的主責主業上，不玩金融，不搞房地產，不賺快錢。如果是，那么科研院所作為股東是十分合適的，可以長期保有這個企業的科技基因和家國情懷，也能實現有效聯動，通過聯合攻關等形式，充分發揮各自所長，不斷共同解決新的科學和技術問題。

獲得所謂股權收益，是為了辦企業而辦企業，并不是研究所創辦企業的初衷和目的。研究所辦企業的宗旨是，在滿足國家重大需求和中國科學院價值使命的驅動下，通過創辦企業這種方式，來培育引領行業發展的高技術企業，為我國高端產業的發展壯大作出貢獻，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綜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針對不同領域、不同行業，可以總結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經驗。對于信息技術領域來說，創辦企業確實是行之有效的一種成果轉化方式。所以，中國要在未來的智能時代建立可自主演進的、面向世界市場的新技術體系，實現信息產業的競爭力升級，更需要科技界與產業界攜手努力，共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邁上新的臺階。

（作者：孫凝暉、李小娟，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編審：楊柳春；《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