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三江源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區，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為保護該地區獨特的高寒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2016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三江源國家公園成為我國第一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2021年成為我國首批正式設立的國家公園之一，總面積達19.07×104 km²。三江源國家公園自然資源豐富，草地總面積13.25×104 km²，林地總面積為495.95 km²。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共有種子植物832種，野生動物310種，多為青藏高原特有種，且種群數量大，被稱為“高原上的野生動物王國”。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該地區生態系統脆弱，極易受到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的干擾，因此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創新與實踐，對于保護三江源區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維護我國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戰略安全、物種安全，推進美麗中國建設，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自國家公園體制試點開展以來，圍繞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的問題，基于三江源區草地的多功能性及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探索形成了“理念革新、理論創新、技術突破、模式集成、示范推廣、協同發展”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科技支撐新范式，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實踐路徑，為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有益借鑒，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提供了三江源經驗。

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及成因

三江源區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集中的地區之一，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地貌特征決定了其具有豐富的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遺傳多樣性和自然景觀多樣性。據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體規劃（2023—2030年），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共有種子植物832種，分屬50科231屬；野生脊椎動物310種，隸屬于32目75科，其中獸類8目19科62種，鳥類18目44科196種，兩棲類2目5科7種，爬行類1目3科5種，是珍貴的種質資源和高原基因庫。

如何遏制草地生態環境退化、恢復退化草地、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已成為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維持及生物多樣性保護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三江源區是生態系統極為脆弱的地區，由于土層發育年輕，土壤貧瘠，抗侵蝕能力弱，植物生長緩慢，生產能力低下，生態系統處于年輕的發育階段，表現出不穩定性和強烈變化的特征。另外，受全球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的干擾，氣候向偏暖或局部濕潤趨勢發展，造成冰川退縮、雪山融化、河流徑流量減小、土壤侵蝕、草地退化和土地沙漠化問題。草地退化伴隨著植物多樣性的喪失，進而改變了野生食草動物的棲息環境，導致野生動物棲息地破碎化、島嶼化和關鍵物種種群數量下降等，生物多樣性遭到不同程度威脅，野生動物棲息地生態環境面臨挑戰，影響了三江源區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服務功能的發揮。

與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計劃相融合：理念革新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聯合主辦研討會形成的報告強調：生物多樣性喪失和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發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威脅，需要一種綜合方法來協同應對。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22》指出，“地球生命力指數”（living planet index，即脊椎動物種群平均下降幅度）自1970年以來平均下降了69%，說明構建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型社會刻不容緩。因此，“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呼之欲出，其目標是采取廣泛行動，轉變社會與生物多樣性的關系，確保到2050年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同愿景，并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和其他生物多樣性相關多邊協定、進程和文書提供綱領性指導文件，也將促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執行。

實現自然向好型社會的重要前提是尊重世界各地土著居民和當地社區的權利，而緩解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雙重危機的重要途徑則是提升環境保護和自然修復水平、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食品以及快速深入推進全產業脫碳。三江源國家公園在體制機制試點階段，就充分重視與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計劃接軌，圍繞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恢復和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的問題，創新性發展了草地多功能性理論，明確了多功能目標實現新途徑，研發了物種保護和區域發展新技術，提出了2個相結合發展新理念，即：科學研究與工程實踐相結合的示范推廣范式、生物多樣性與牧民可持續生計相結合的和諧發展模式，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可推廣、可借鑒的成功案例。

草地功能再認識及多功能目標管理：理論創新

隨著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社會矛盾的變化，對草地功能的認識也隨之發生變化。新時代草地除了傳統的畜牧業生產功能外，調節功能、供給功能、支持功能及文化功能等也逐步被人們所探知應用。在草地生態服務價值中，管理者最為關注的兩大屬性分別為草地生物多樣性保育和自然資源屬性。三江源國家公園兼具生物多樣性保育、草地服務功能及觀賞價值。通過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的建設與實踐，構建新時代草地多功能目標和管理框架，從功能、資源和服務3個層次賦予草地多功能性。依據草地功能可將草地分為保護草地、放牧草地和栽培草地3種類型，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則形成了草地的資源多樣性。此外，草地還可實現調節、供給、支持和文化等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新時代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框架凝練了草地功能類型多樣性、生物資源和多樣性服務等基礎理論，創新了草地資源利用、生態功能提升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技術體系，探究了草地生態、生產和生活等多功能優化管理路徑（圖1），以維系草地多功能屬性，保護草地健康和可持續利用，實現了保護自然、服務人民和永續發展的目標。

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框架的理論基礎和技術原理指導技術創新，通過技術體系集成區域發展模式，形成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的完整創新體系和鏈條。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框架的理論基礎包含生態系統生態學、生物多樣性、營養級（食物網）、營養非平衡、營養生態位、中度干擾、適合度、再野化和資源空間優化配置等理論。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框架的技術體系包括地表信息精準測量及遙感反演、基于草地物質積累的牧食率及承載力測度、牧草育種等技術體系，以及飼草種植-加工與家畜營養均衡飼養、生物多樣性維持及資源保護和利用、生態功能提升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技術體系。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的模式涵蓋綠色發展指標體系、氣候-生物-資本資源區域耦合、有蹄類野生動物與放牧家畜均衡管理、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模塊化動態模型等內容。

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框架將草地的多功能性作為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可以更好地實現草地多功能目標管理與自然保護地建設。具體實踐為：優化保護地草地、放牧草地和栽培草地空間布局，實現草地的多功能管理目標（圖1）；科學核定放牧草地載畜量，實現草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地制宜擴展栽培草地建植，創建現代和區域性草牧業生產新模式，突破高寒地區草牧業季節性和區域性營養不均衡的瓶頸；實施保護地放牧家畜與當地野生食草動物平衡管理的示范工程，踐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實施新的補償標準，以“機會+管護”成本為原則進行補償，根據保護效果尋找新的補償機制，解決區域間資源配置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

生物多樣性保護新技術研發和應用：技術突破

保護青藏高原生物多樣性，首要是保護生物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通過對三江源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監測、棲息地評估、生態廊道規劃、承載力核定、生態修復、優質牧草種植及加工和家畜營養均衡養殖等方面進行新技術研發和應用，實現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精準化管理和技術突破（圖2）。應用無人機、人工智能（AI）自動判別、系留氣球、直升機搭載光電吊艙、衛星遙感監測等新設備，對三江源國家公園野生動物棲息地分布、群落數量、生態廊道等進行有效監測和規劃。綜合考慮不同植被草地類型、牧草質量、季節動態、動物數量及營養需求等因素，根據不同畜群結構換算成羊單位指數，核算國家公園草地承載力。對三江源國家公園的退化棲息地實施近自然修復為主的恢復治理，生產承接區栽培草地產量質量雙提升，生態畜牧業創新應用進行系統研究，研發配套關鍵技術。

動物空中監測平臺及其技術創新

多無人機合作調查藏羚種群數量。對可可西里卓乃湖產羔地6 km2的藏羚進行精準監測，傳統調查需要4—6 d才能完成飛行作業，通過4架無人機聯合優化作業，時間縮短為2 h，獲得大約6×104只的藏羚影像資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小面積大密度最完整的資料。

系留氣球空中監測平臺。首次在海拔4 600 m以上進行系留氣球對地面觀測作業，使用熱紅外傳感設備對藏羚夜間行為進行監測，獲取藏羚夜間采食、休憩、遷徙和交配等行為資料。氣球升空150 m可監測2—5 km范圍內大型野生動物，溫度分辨率大于0.1℃，地面分辨率3—5 cm，為野生動物行為研究及數量調查提供創新技術支撐。

直升機搭載光電吊艙及光電球。吊艙及光電球可搭載可見光、中波紅外、偏振光、激光雷達、高光譜等設備，地面可見光分辨率達到5—7 cm，高光譜成像儀分辨率達30 cm，續航能力達500 km，具有續航能力強、地面分辨率高、綜合（動物、植被特征、地形地貌、水資源）監測的優勢。

衛星遙感監測。借助高分遙感衛星，在設定的大樣方區域進行觀測，獲取試點區域高分辨率遙感數據。基于高精度遙感生物多樣性監測評價方法，提取野生動物種群數量信息，形成區域野生動物種群分布控制性數據。遙感影像分辨率高于或等于0.12—0.25 m的分辨率時，結合地理特征信息，采用深度學習的方法，可確定大型有蹄類野生動物數量及分布。通過監測計算，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2.3×104 km2范圍內藏羚、藏原羚和藏野驢數量分別為3.7萬、3.4萬和1.7萬頭（只），密度大于地面樣帶監測數據。目前，探明三江源國家公園牧草干物質生物量為516.78 kg/hm2，家畜生物量為3.61 kg/hm2，野生食草動物生物量為1.52 kg/hm2，食肉動物生物量為0.017 kg/hm2（圖3），三江源國家公園營養級結構穩定，食物鏈趨于完整。

空中監測影像的食草動物AI判別。對無人機影像進行灰度化、高斯濾波、二值化處理、返回檢測，自動獲取主要大型食草動物種群數量與空間分布，精度達到90%以上。

國家公園瀕危動物棲息地評估及生態廊道規劃技術

棲息地破碎化阻礙了不同生境斑塊的同物種群體間交流，增加了近親繁殖及遺傳漂變導致的滅絕風險，限制了物種應對長期環境變化的能力。因此，保持和恢復野生動物景觀連通性對野生動物保護極為重要。尤其是對于生境破碎化嚴重的物種，通過建立物種遷移廊道，增強生境連通性能夠保持物種種群間的擴散和基因交流。基于野生動物本底調查，結合查閱文獻獲得的物種分布位點，收集4大類77小類環境變量，選擇相關環境變量構建模型，確定旗艦物種高、中、低適宜區和不適宜區。物種遷移阻力面及遷徙廊道構建，以核心保護區（適宜分布區）作為廊道建設的“源”，節點之間累積成本最低的路線，即為物種遷徙廊道。在此基礎上，繪制了藏羚、藏野驢、藏原羚等野生動物分布圖，利用棲息地適宜性指數對雪豹、藏羚、藏野驢等10個物種的棲息地適宜性進行評估，設計了適宜的遷移廊道。

草地放牧承載力核定技術創新

根據草地生產學和動物營養學原理，計算高寒草地典型草地的牧草產量、營養品質的季節動態以及不同食草動物的采食量和營養需求，參考《草畜平衡評價技術規范》（LY/T 3320—2022），結合天然草地退化狀況和管理目標，制訂草地放牧利用率標準，據此核算草地食草動物的承載力。

剖析食草動物對草地承載力的影響因素，對草地承載力進行科學精細核定。根據家畜羊單位核算系數，將放牧家畜數量校準核定為羊單位；量化有蹄類和嚙齒類食草動物對草地承載力的貢獻；根據產草量和營養品質地面監測數據及遙感校正的季節動態草地牧草有效供給量，確定栽培草地在草畜平衡中的貢獻；權衡生產方式對草地承載力的影響。研究為三江源區草地管理提供了數據支撐，經核算，三江源區及三江源國家公園草地承載力分別為0.58和0.21 SHU/hm2。

三江源國家公園一般管控區放牧家畜營養均衡養殖技術

在精確核定不同場景下高寒草地食草動物承載力基礎上，通過天然草地優化配置，開展返青期休牧、合理放牧利用、分區輪牧和冷季適度補飼，降低草地壓力，提升草地生態功能，為野生動物繁衍生息提供空間。在春季草地返青期，實施天然草地返青期休牧，此時放牧家畜進行短期圈養，促進草地植被生長；夏季草地盛草期，在保護草地的前提下實施天然草地合理放牧，提升草地利用效率；在秋季草地繁殖生長期實施分區輪牧，保護草地繁殖生長和種子庫；在冬季枯草期，實施適度補飼，提高家畜繁活率、促進健康生長。在三江源區采用返青期休牧技術，草地群落高度、蓋度、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分別達到8.13 cm、95.81%、379.51 g/m²和2791.32 g/m²。應用藏羊和牦牛營養均衡飼養技術，飼養周期分別縮短2.5年和4.5年，取得了明顯的生態、社會和經濟等效益。

國家公園外圍支撐區高產優質飼草種植及加工技術

充分利用農區和農牧交錯區的耕地、光、熱等資源，結合不同飼草作物種間的土壤營養需求和生態位差異，開展不同牧草（禾本科和豆科）的混播、套播，苗期根據雜草生長情況進行除雜，提高優質牧草供給量。根據放牧家畜營養需求，挖掘不同飼草料間的組合效應及家畜消化利用潛力，對不同飼草料進行組合搭配、揉搓粉碎、青貯發酵等加工處理，生產青干草、草塊、草顆粒、捆裹青貯等系列草產品，為國家公園內放牧家畜提供優質飼草保障。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外圍支撐區廣泛應用，如玉樹市巴塘灘、囊謙縣，果洛州瑪多縣，海南州貴南、興海、同德等縣。在三江集團的貴南草業公司、青海省現代草業發展有限公司、貴南縣嘉倉、雪域諾央畜牧業專業合作社等進行推廣應用，年均建植高產優質人工草地450 hm2，年生產加工優質飼草4 355 t，燕麥青干草粗蛋白含量7%以上，青貯燕麥粗蛋白含量8%以上，解決了1.15萬羊單位冬季舍飼飼草供給，取得了顯著的生態、社會和經濟效益。

三江源國家公園多樣性保護實踐：模式集成

星空地一體化生態監測體系及應用。在整合近10年來三江源地區所有相關野生動物調查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樣線-樣方-樣點的地面調查為主，結合無人機、紅外相機和衛星遙感等新技術手段，建立了星-空-地一體化的野生動物調查方法，完成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野生動物本底調查，建立了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物種數據庫。編制完成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物種名錄，含陸生野生脊椎動物270種，隸屬4綱29目72科，其中獸類8目19科44屬62種，鳥類18目45科121屬196種，兩棲類2目5科7種，爬行類1目3科5種。三江源國家公園內共分布有各類保護動物203種，約占分布物種總數的3/4。其中，國家一級和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分別為16種和42種，有益、有重要經濟價值、有科學研究價值的野生動物142種，省級保護動物30種。

瀕危動物棲息地評價與保育模式。集成應用適宜棲息地評價技術、生態廊道設計技術，構建“調查-監測-生境適宜性-生境連通性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利用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物種數據庫、地理信息系統（GIS）空間分析、遙感影像解譯，基于保護等級和承載力等不同策略疊加分析，繪制保護物種分布圖集1套10張，分析評估了國家公園藏羚、藏野驢、野牦牛、藏原羚、雪豹、獵隼、高山兀鷲、大鵟等8種珍稀野生動物適宜的棲息地分布范圍，規劃6處特色鮮明的生態旅游體驗區，規劃出7條藏羚遷移廊道，增加生境連通性，旗艦物種數量持續上升。為公園內珍稀野生動物潛在棲息地識別、保護和修復提供依據，為國家公園邊界調整提供數據支撐。

三江源國家公園物種再野化模式。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及周邊地區，依據營養生態位、種群擴散能力、中度干擾理論和資源空間化配置等相關理論，優化不同草地類型的空間布局、調和家畜和野生食草動物的營養生態位、提高野生動物種群承載力，實現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生產和生活功能最優化，形成了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目標的“自然保護地再野化模式”。在三江源周邊地區通過籽實體農業到營養體農業轉變，建立6.7×104 hm2高質量人工草地，每年可輸出61×104 t牧草，基本實現了國家公園類的草-野生食草動物-家畜平衡。在三江源周邊地區建立畜牧業生產轉移承接區，發展高效畜牧業，實施食草動物與家畜的平衡管理的示范工程，通過轉移81萬只羊單位家畜，擴大有蹄類野生動物棲息地3.85×104 km²，實現生態保護和畜牧業生產的“雙贏”。

高寒草地生態-生產功能雙提升模式。高寒草地自然景觀和群落結構是放牧家畜和食草類野生動物與草地植被協同演化的結果，是長期放牧活動和野生食草動物啃食條件下形成的偏途頂級群落。集成草地承載力核定及其預警、食草動物種群數量動態監測、草地可持續利用等技術，形成“基于原真性維持的高寒草地合理利用模式”，監測年際和季節動態的食草動物承載力，確定草地超載臨界值，為區域草地管理提供基本遵循，20年來草地生產力逐步增長并趨于穩定。在退化高寒草甸實施生態修復技術、黑土山（坡）分類干預修復技術、退化高寒草原生態修復技術，形成鄉土草種混播+免耕補播+生物炭+功能菌肥+生長季休牧技術的近自然修復體系，集成“三江源草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升模式”。治理重度退化高寒草地71×104 hm2，建設退牧還草和飼草料基地291×104 hm2，植被覆蓋度提高到70%以上，地上生物量達到4.5—7.5 t/hm2；區域水源涵養量、土壤保持量和防風固沙量分別為742 m³/hm2、28.4 t/hm2和22.44 t/hm2，均呈現增加趨勢。近20年三江源區生態系統凈生產力持續增加，多年平均值為0.37 t/hm2，每年固碳潛力約840×104 t。

科學研究與重大生態保護工程相結合：示范推廣

生物多樣性保護新模式的實踐。通過推廣“調查-監測-生境適宜性-生境連通性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2016年公布的IUCN紅色名錄中藏羚從“瀕危”調整為“近危”，2017年IUCN紅色名錄將雪豹從“瀕危”調整為“易危”、棕熊、狼及小型貓科動物易得可見，食物鏈和食物網趨于完整，生態系統復雜性和穩定性明顯增加（圖3）。三江源國家公園藏羚、藏原羚、藏野驢、野牦牛和白唇鹿種群數量分別為6萬頭、6萬頭、3.6萬頭、1萬頭和1萬頭（圖4）；食肉動物主要有雪豹、棕熊、赤狐、藏狐、兔猻、荒野貓、獵隼等，種群較多的是藏狐、兔猻和荒野貓，數量分別為2萬只、2萬只和1萬只。

三江源國家公園草畜平衡管理工程落地實施。支持建設外圍支撐區（生產承接區），轉移超載家畜到公園外的外圍支撐區，實現“保護”與“生產”功能的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在三江源東部的同德、貴南等地，建植飼草基地，壯大草產業并實現籽實體農業向營養體農業的快速轉變，突破了草地畜牧業營養供求季節不平衡瓶頸，有效解決國家公園過載過牧問題，為青藏高原國家公園建設中的“人-畜-地”矛盾提供了示范樣板。

草地多功能管理模式創建及示范應用。基于自然資源稟賦差異化及多功能特性，創建草地多功能管理模式（圖5），在三江源及周邊區域規模化應用，實現了不同類型草地在區域高效耦合，孵化出青海省“西繁東育、高繁低育”等草地畜牧業工程，構建“以小保大，減壓增效”的高原草牧業生產新范式，助推三江源區草地畜牧業發展邁向新臺階。

針對區域生態功能維持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科技需求，提交咨詢建議，為國家戰略和政策制定提供科技支撐服務。筆者團隊提交的《三江源區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咨詢建議》、《草地建設成就、問題及建議》獲決策層的重視，并納入“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和青海省“十三五”規劃；策劃建立“海南州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獲國務院批準。12項咨詢建議及報告推動了“三江源國家公園”正式設園、“全國草地生態畜牧業試驗區”、“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和“退牧還草工程”等重大工程實施，為指導同類地區實施各項生態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提供了科學依據。

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牧民可持續生計相結合：協同發展

制定“以小保大，減壓增效”系統解決方案，提高草地生產效率。創建并示范高寒放牧區天然草地合理利用及家畜繁育、農牧交錯區飼草料生產及集約化養殖、河谷農業區農副產品高效利用為一體的“三區耦合”模式。推廣建植高產優質人工草地6.7×104 hm2，年生產加工優質飼草61×104 t，解決400萬羊單位冬季飼草供給問題，新增年出欄量215萬羊單位，占三江源區家畜出欄量的30%，有效減輕了天然草地放牧壓力，增強了家畜抵御雪災的能力。

“生物多樣性保護+”5項新技術，多策并舉、多方參與實現物種多樣性保護。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畜牧業”“生物多樣性保護+棲息地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飼草產業”“生物多樣性保護+野生食草動物與家畜平衡”和“生物多樣性保護+食物網營養級復雜性”技術（圖6）。建立飼草料生產示范基地38×104 hm2，牛羊營養均衡養殖基地2個，健康養殖牛羊75萬頭（只）。牧草良種及牛羊營養均衡飼養累計銷售收入達到2.37億元，有效促進了三江源草地生態功能恢復、草地畜牧業生產方式轉變及經濟效益提高。有效支撐了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促進了三江源區生態功能恢復、后續產業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加快了畜牧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畜產品增值的技術研發，推動了當地農牧民參與保護生態，改變了當地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引導農牧民脫貧致富和鄉村振興，實現了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共贏。

探索以原真性保護效果為依據的生態補償機制新思路。基于“機會成本+管護成本”為基礎的補償原則，以區域理論載畜量為牧壓上限，核定國家公園內的家畜數量，轉移超載家畜到公園外的外圍支撐區。《三江源國家公園野生動物與家畜爭食草場問題及補償試點建議》，在三江源國家公園13個行政村開展兩期補償試點，共投入資金近2 000萬元，解決區域資源配置不均衡和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減少人類放牧活動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有效緩解了家畜和野生食草動物爭食草場及人獸沖突，助力實現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同向發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以數字技術賦能國家公園建設，拓展國家公園大數據應用。立足國家公園的自然稟賦和建設功能，以數字技術建立面向生態、環境監測的生態環境物聯網監測平臺，實現數據傳輸、管理、實時在線展示等功能。在三江源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建立四處長期監測樣地，實現氣象、水文、生物要素全天候監測及數據實時傳輸；建立面向三江源國家公園1.7萬生態管護員的巡更管理平臺，實現生態管護和監測功能；建立面向科研、管理和決策部門的三江源國家公園數字產品管理展示平臺，實現數據成果共享；制作72套關鍵動植物3D 增強現實（AR）數字模型和4套虛擬現實（VR）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情景體驗模型，建成面向大眾的自然景觀體驗平臺，實現國家公園自然價值、人文價值和美學價值，進一步實現了全民共享。

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為自然保護地體系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注入了新的動力。三江源國家公園的正式設園，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治理模式。三江源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創新與實踐，有效提升了青海國家公園示范省建設戰略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科技支撐和創新能力，為三江源國家公園、祁連山國家公園、青海湖國家公園乃至未來青藏高原國家公園群現代化治理體系及適應性管理提供了有效技術途徑和新范式。

（作者：趙新全，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大學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態與高原農牧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徐世曉、趙亮、張同作、胡林勇、李奇、郭同慶，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