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可持續發展來源于人類對工業文明進程的深入反思。它定義了新時期人類發展準則，即在滿足當代人類需求的前提下不損害后代人類的福祉。作為21世紀全球發展的主旋律，聯合國于2015年發布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包括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169項嵌套目標，旨在到2030年在全球消除貧困、促進繁榮和保護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代表了一個未來社會的愿景，其中環境、社會和經濟3個維度相互交織。然而，近年來學界逐漸意識到：不能將環境、經濟和社會視為獨立的問題，甚至不能將其視為可持續發展的3個“支柱”，尤其是經濟增長應當嵌入在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中。

中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正在不斷完善，已經成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截至目前，中國與150多個國家簽署了共建“帶一路”合作文件（以下將這些國家稱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簡稱“共建國家”）。積極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協定》，推動共建國家跨越傳統發展路徑，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關系，是綠色絲綢之路建設的核心內容。考慮到共建國家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氣候變化、水資源危機、跨境污染、土地退化等生態環境風險，亟待全面開展“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國際科研合作，以優化區域資源配置、解決各類環境爭端。為此，本研究梳理了“一帶一路”生態環境面臨的主要危機及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提出面向可持續發展的“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科技合作重點領域。

全球變化下“一帶一路”生態環境面臨的風險

隨著人類世的到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正在超越生物物理上的地球邊界，并伴隨著生態環境的快速退化，包括氣候正在迅速接近不可逆轉的臨界點，生境和棲息地因自然資源和化石能源開采而受到破壞，與生產生活相關的資源面臨著枯竭等。本文將當前嚴重影響“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生態環境風險分為水資源和水環境、土地資源、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等方面進行重點論述。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人類活動強度在未來的進一步提升，海洋生態環境、大氣環境、土壤環境等面臨的風險也值得關注。

水資源短缺、污染嚴重。水資源作為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資源之一，廣泛地影響著人類生產、生活、生態各個領域，并與多個SDG存在關聯，包括SDG2（零饑餓）、SDG3（良好健康與福祉）、SDG6（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SDG7（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SDG11（可持續城市和社區）、SDG13（氣候行動）、SDG14（水下生物）和SDG15（陸地生物）。“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大量位于亞洲和非洲，干旱區面積廣布，缺水給當地經濟發展和生計的可持續性帶來重要挑戰[11]。聯合國《淡水戰略優先事項2022—2025》顯示，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大約1/3的河流受到嚴重致病污染的影響，大約1/7的河流受到嚴重有機污染的影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22年世界水論壇上發布的關于非洲的特別報告指出，要在非洲實現SDG6中關于水、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的目標，目前在安全管理的飲用水方面的進展速度需要提高12倍，安全管理的環境衛生設施方面需要提高20倍，基本的個人衛生服務方面需要提高42倍。

土地退化。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土地退化加劇，包括水土流失、風蝕沙化、鹽堿化、土壤酸化和堿化及其導致的荒漠化[12]。這直接影響了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的實現，包括SDG1（無貧窮）、SDG2、SDG3、SDG6、SDG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SDG10（減少不平等）和SDG15。2022年《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發布的第2版《全球土地展望》（GLO2）報告指出，人類已經使超過70%的地球土地脫離了自然狀態，土地退化面積已占全球土地總面積的20%—40%，直接影響到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亞洲和非洲共建國家貧窮的農村社區、小農戶、婦女、青年、土著人民和其他面臨風險的群體受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影響尤為嚴重。中國科學院對全球2015年土地退化基準評估結果顯示，全球仍有32個國家土地退化面積大于土地恢復面積。其中，持續土地退化的地區主要集中于中亞與非洲地區。在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內陸發展中國家，土地退化導致食物和水變得稀缺，對剩余資源的競爭加劇，嚴重制約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福祉。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下降。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系統服務降低對SDG2、SDG3、SDG6、SDG14和SDG15產生重要影響。聯合國發布的第5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BO-5）報告指出，針對2010年設定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全球僅部分實現了20個目標中的6個，且沒有1個目標被完全實現。部分共建國家，特別是熱帶國家，棲息地喪失和退化嚴重，濕地正在減少，河流呈現碎片化。根據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2019年全球報告指出，近50年來，棲息地維持、授粉、空氣質量調節、氣候調節、海洋酸化調節、水量和流量調節、水質調節、土壤形成與保護、災害調節、害蟲調節10項生態系統調節功能全部下降，4項生態系統非物質功能部分下降；其中，西非、東非、中非、南亞、南非、南美和東南亞等地區位列生態系統調節功能下降的前7位。

支持可持續發展的“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重點領域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全球分布廣泛，地理環境差異明顯。因此，針對共建國家面臨的水環境污染、土地退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降低等各種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充分發揮地理信息和遙感技術的空間信息獲取和分析優勢，將反映亞洲、非洲、拉美等不同地理區域特色的生態環境風險評價技術研發作為科技合作的前置環節。面向不同地理位置共建國家各自的共性生態環境問題和風險，針對性開展水資源管理與節水技術、水環境治理與人類健康保障、土地退化防治技術與示范、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物資源利用、陸地生態系統修復機理與模式、面向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治理等重點領域科技合作（圖1）。

水資源管理與節水技術

氣候變化會改變水文循環，并增加洪水和干旱的頻率和強度。尤其是對高度依賴降雨變化來維持生計的干旱區農村貧困人口而言，缺水和干旱將加劇社會脆弱性和沖突。多數位于全球熱帶和干旱區的共建國家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大。為應對以上水資源挑戰，亟待開展共建國家水資源聯合調查研究與數據庫建設、重點地區水文氣象預報和預警技術研發、干旱區生態-水文過程研究、干旱區農業節水技術研發、水資源管理機制研究，以及發展中國家農村水安全保障機制與減貧研究，以探索可持續的水資源管理模式，提高居民用水質量和用水效率。

水環境治理與人類健康保障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的全球新興經濟體在農業、礦業、工業和城市化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高污染，且缺乏足夠的資金、技術去及時去除上述污染。亞洲和非洲廣布的跨界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溯源的困難性、低收入國家農村凈水設施的缺乏更是在糧食安全、人體健康等不同層面導致水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為應對以上水環境挑戰，建議在水環境質量數據庫建設的基礎上，以提升居民用水安全為目標，積極開展“一帶一路”重點流域水質監測與預警技術研發、糧食主產區非點源污染防治技術研發、水環境監管機制研究，以及發展中國家農村水質與居民健康保障機制研究。

土地退化防治技術與示范

在GLO2報告中，世界各國共承諾到2030年恢復約10億公頃的土地，其中超過2.5億公頃的土地是農田。考慮到疫情、戰爭對全球糧食安全的顯著影響，如何在共建國家土地退化防范與修復的同時保障糧食安全、維持農戶收入、減少災害風險、提升生態效益，是“一帶一路”土地可持續管理的重大挑戰。為應對位于亞洲、非洲、拉美的眾多共建國家不同成因的土地退化挑戰，建議系統開展“一帶一路”土地退化聯合調查，并構建土地退化空間數據庫。積極開展退化土地治理技術研發，包括干旱區荒漠化成因研究與防治技術研發、糧食主產區農田土壤修復技術研發、重點區域鹽堿化治理技術研發、發展中國家退化土地綜合整治與減貧研究，以保障區域糧食安全，減少不平等和增加環境福祉。

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物資源利用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昆明宣言》承諾：確保制定、通過和實施一個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包括提供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一致的必要的實施手段，以及適當的監測、報告和審查機制，以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并確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進而全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愿景。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區和主要退化區位于熱帶的共建國家，而當地往往缺乏有效的科學數據支撐和適應氣候變化的物種保護措施。基于此，建議構建“一帶一路”物種監測網絡，開展生物多樣性聯合調查研究與地理空間數據庫建設。基于地理空間數據庫開展生物多樣性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機制研究、重要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可持續利用研究、生物多樣性保護與鄉村社區發展路徑研究。

陸地生態系統修復機理與模式

《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2021—2030年）倡議致力于推動世界各地對生態系統進行保護和修復，旨在制止生態系統的退化，并被認為是適應氣候變化、防止大規模滅絕的關鍵途徑。該倡議強調了森林、濕地、旱地等自然生態系統對可持續發展、減緩貧困和改善人類福祉至關重要，并且確認了生態系統恢復所產生的碳匯對實現《巴黎協定》的重要作用。位于中亞、西亞和北非地區的共建國家以干旱半干旱生態系統為主體，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東南亞地區的共建國家中熱帶森林生態系統和濕地生態系統廣泛分布。由于這些地區的多數共建國家經濟實力相對薄弱，往往生態系統開發力度大且保護能力不足。因此，急需開展共建國家生態系統退化聯合調查研究與地理空間數據庫建設，并基于不同陸地生態系統研究適配的生態修復模式，包括熱帶森林生態系統恢復與可持續森林經營模式研究、干旱區草地生態系統恢復與可持續放牧模式研究、濕地生態系統恢復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研究、生態修復市場化投入機制研究等。

面向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治理

SDGs是聯合國對消除貧困、保護地球并確保到2030年所有人享有和平與繁榮的普遍行動呼吁，但這些目標并未準確把握國家本身的資源環境本底和居民生計的關系[16]。大多數共建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相對低或質量相對差，社區生態環境和生活條件普遍滯后于歐美發達國家，對位于亞洲、非洲、南美洲的眾多共建國家城鄉社區開展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治理科技合作，既為“一帶一路”設施聯通提供生活物資支撐，也為“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提供生態文化載體。建議開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下重點城市化地區生態社區設計研究（如雨洪消納、綠色建筑、廢水凈化、河道清淤等）、“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體理念下的郊野鄉村生態網絡構建研究（如生態廊道、綠色基礎設施等），以及重點共建國家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

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科技合作建議

聯合開展生態環境調查研究

目前，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生態環境領域基礎科學研究的主要合作對象為中國周邊國家。一方面，合作對象還比較集中；另一方面，多關注于自然科學規律而未能積累充分的各國生態環境科學數據，對各國的生態環境治理需求直接支撐力度也有所不足。建議適當考慮依托“一帶一路”建設相關基礎科學國際研究基金資助機構或組織機構，加強生態環境領域基礎科學研究力度。通過建立觀測-實驗-模擬三位一體、多尺度-多要素-多過程協同觀測網絡，從研究設計、研究方法、數據監測和共享等方面形成統一的規范和體系，為“一帶一路”生態環境數據庫的完善提供技術支撐，并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前期下推動全球、區域相關數據產品的精度提升，為“一帶一路”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基于科學證據的生態環境治理方案。例如，中國學者在2017年牽頭發起“全球干旱生態系統國際大科學計劃”（Global-DEP），主要闡釋全球旱區社會-生態系統概念框架、科學計劃的主題研究領域和組織架構。其中，主題研究領域分為旱區社會-生態系統動態變化與驅動機制、旱區社會-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變化、旱區生態系統服務和人類福祉、旱區可持續生計4個部分[11]。目前，Global-DEP的中國科學院培育專項項目已經完成；基于Global-DEP相關成果，全球土地計劃（GLP）批準成立了“全球干旱社會-生態系統”工作組。進一步推進相關科學研究計劃，有助于引領“一帶一路”干旱生態系統監測及人類與生態環境關系研究。

加強生態環境治理技術合作與區域示范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生態環境問題突出，是全球森林砍伐、土地荒漠化的高發地區，也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熱點區[18]。中國近年來在生態安全屏障建設、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方面有大量成功經驗。但由于科研力量不集中，不同部門之間存在數據和技術壁壘，不利于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與應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體，對生命共同體的科學解讀需要生態環境領域科技力量的廣泛交叉合作。

建議整合生態環境領域的專家智庫，圍繞雙邊、多邊生態環境治理的“共同興趣”，集結中國生態環境治理領域的科技力量，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提供區域化、系統性的科技支撐，具體包括2個方面。針對節水、凈水、土地退化防治、物種保護、生態系統修復、生態社區設計等具體生態環境治理需求，以“引進來”“走出去”兩種模式，以技術團隊為單位，加強聚焦共建國家某一項生態環境具體問題的雙邊、多邊技術合作；合作周期多樣、技術團隊規模不限、合作資金渠道多元，從而保障技術合作的靈活性，擴大合作范疇。通過化整為零，以重點技術咨詢與服務的形式開展合作，可以有效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技術合作效率與成功率。針對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亞、西亞和東南亞部分國家系統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以3—5年穩定資助的大型科技專項形式，聚焦對象國水資源、水環境、土地退化、物種保護、生態修復、鄉村可持續社區建設等具體生態環境問題，集結生態環境專家隊伍展開聯合攻關，為區域減貧、糧食安全、居民健康和可持續社區等提供決策支撐，從而在生態文明思想引領下構建全鏈條的生態環境治理示范區。

多國協作組建“一帶一路”生態文明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機構

生態環境治理是達成SDGs、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而走向可持續發展是生態環境治理的最終目的。較多共建國家SDGs的達成程度在全球處于低位。氣候變化和日益增長的人為壓力使“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成為SDGs實現的焦點區域。在全球氣候變化、資源環境約束、社會發展滯后的背景下，共建國家在全球權利、信息、資源和能力分配上都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全球疫情更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的SDGs達成程度出現倒退。在后疫情時代，跨部門、跨流域，甚至跨國的協作是實現共建國家SDGs的必要手段；但目前缺乏專業研究機構對“一帶一路”SDGs的實現進行宏觀統籌分析和頂層設計。

不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路徑是不唯一的。在組織模式與目標方面，建議考慮組建“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研究機構，打破部門條塊分割、整合科研團隊與資源，為2030年SDGs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本地化乃至2050年“一帶一路”SDGs的遠景展望提供差異化、針對性的路線圖，體現中國對“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的大國責任與擔當。在實施路徑與時間方面，建議初期以海外生態文明建設或可持續發展示范區的角度，以2—3年的項目周期，與對象國開展可持續發展路線圖制定的聯合科研攻關；遠期可通過相關機構組織每年常態化的可持續發展多邊科研合作。

（作者：傅伯杰，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劉焱序、趙文武，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