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隨著人口數量增加與工業化程度深化，不可持續的人類活動造成碳排放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與累積，導致全球氣候系統暖化加劇，高溫熱浪、暴雨洪澇、干旱等極端天氣氣候災害頻發，對人類健康、經濟發展、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生態安全等造成嚴重影響與危害。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2年全球風險報告》和《2023年全球風險報告》均將應對氣候變化及相關風險列為全球面臨的最嚴重的長期風險。為了應對日趨嚴峻的氣候變化風險危機，截至目前，已有130多個國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標，覆蓋了全球所有的重要經濟體，這為推動實現《巴黎協定》溫控目標奠定了必要基礎。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年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共建“一帶一路”的朋友圈不斷擴大和夯實，務實合作不斷深化，取得了堅實而豐碩的建設成果，不斷推動國際社會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邁進。截至目前，中國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帶一路”合作文件。

“一帶一路”地區天氣氣候災害復雜多樣，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面臨的氣候變化風險危機尤為嚴重。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新冠感染、地緣沖突加劇、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等與氣候災害頻發相互交織影響，導致全球和“一帶一路”地區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加。

實現碳中和是應對復雜性、長期性和累積性氣候變化風險危機的必經之路，是國際社會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世界大國博弈的焦點之一。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極具挑戰性和不確定性，但也是大勢所趨。“一帶一路”倡議為推動全球實現碳中和目標和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重要的國際合作平臺，尤其有助于凝聚發展中國家的合力，進而促進區域與全球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文章分析“一帶一路”地區氣候變化的主要觀測特征及驅動因素，評估面向碳中和的“一帶一路”地區平均氣候及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未來變化，提出“一帶一路”地區未來氣候變化災害風險及防范應對建議。

“一帶一路”地區氣候變化主要觀測事實特征與驅動因素

觀測分析表明，最近的50年是過去2 000年全球及“一帶一路”地區最暖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帶一路”地區平均氣候表現出增暖速率快、降水和蒸發增加、海平面加速上升等顯著變化特征，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總體上頻次和強度均快速增加，平均與極端氣候變化的區域差異性十分明顯。進入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地區每10年氣候災害發生次數超過20世紀70年代的5倍，歐洲甚至達到8—10倍。近50年，“一帶一路”地區氣候系統顯著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為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并受到人為氣溶膠排放、土地利用與覆蓋變化等因素的影響。

主要觀測事實特征

在過去的2 000年，全球與“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氣溫均存在明顯的世紀尺度及年代際尺度的冷暖波動，最近的50年是最暖時期。近百年來，全球與“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溫度持續上升，20世紀80年代以來增暖速率加快。1980—2021年，“一帶一路”地區空間平均陸表氣溫以每10年0.30℃的速率顯著升高，中高緯度地區增溫普遍比熱帶地區更快，季節差異性明顯；最明顯的增溫出現在中東歐、西亞、中亞、中西伯利亞高原和中國華北至俄羅斯貝加爾湖以西一帶，部分地區增溫速率超過了每10年0.5℃（圖1）。

1980—2021年，“一帶一路”地區平均的陸地降水和蒸發分別以每10年11.77 mm和10.66 mm的速率顯著增加，變化的空間差異性大，大體表現出干區更干、濕區更濕的特征（圖2和3）。降水明顯增多主要發生在薩赫勒及以南、非洲之角、東歐西部、北亞、亞洲季風區等區域，而中歐、西亞、地中海南岸、孟加拉國周邊等地區的降水明顯減少；除非洲部分地區、阿拉伯半島和其他小部分地區外，蒸發普遍呈現出顯著增加趨勢（圖3）。自1993年有衛星觀測以來，“一帶一路”地區近海的海平面呈現加速上升趨勢，海平面增加最強烈的地區主要位于東亞與東南亞海域及南亞、西亞與歐洲部分海域，“一帶一路”地區極端海平面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明顯增加。“一帶一路”地區沿海平均與極端海平面的上升導致海岸洪水和侵蝕、濱海城市洪澇、沿海生態系統破壞等災害加重。海洋熱浪與酸化加劇，沿海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退化。

近幾十年，“一帶一路”地區極端高溫整體上發生頻率、強度和持續性均明顯增加，而極端低溫整體上表現為頻率減少，強度減弱，持續性降低；“一帶一路”地區極端強降水整體上表現為發生頻率上升、強度增強和持續性增加，空間上具有很大差異性；“一帶一路”地區無降水或極少降水頻率和持續性整體上表現為降低，但因溫度和蒸發上升，導致干旱狀況增加。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帶一路”地區氣候災害發生次數快速上升。進入21世紀以來，每10年發生氣候災害次數超過20世紀70年代的5倍。尤其是歐洲地區，極端高溫、暴雨洪澇、干旱等天氣氣候與水極端災害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62次，到2000—2009年和2010—2019年分別上升至597次和464次，增加了8—10倍。

 主要驅動因素

觀測到的氣候變化是人為外強迫（溫室氣體、人為氣溶膠、土地利用等）、自然外強迫（太陽活動、火山氣溶膠等）和氣候系統內部變率綜合作用的結果。氣候變化檢測歸因是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最優指紋法等數理統計技術檢測并量化由于各種外強迫引起的變化，可以識別出人為和自然因子對氣候變化的相對貢獻，從而能夠更深入認識氣候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總體而言，人為碳排放是“一帶一路”地區近50年來以地表變暖為主要特征的氣候系統變化的主要驅動力，同時氣溶膠排放、土地利用與覆蓋變化等人為因素起到調控作用。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濃度不斷上升。1850年至今，北美與歐洲的溫室氣體累積排放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40%，亞洲是最近30年來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最多的地區。氣候變化檢測歸因分析表明，碳排放的不斷增加和在大氣中的累積是全球與“一帶一路”地區近百年來地表氣溫上升的主要驅動力，導致近50年成為以往2 000年最溫暖的時期。同時，人為氣溶膠排放、土地利用與覆蓋變化、氣候系統的內部變率等對“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溫度變化的幅度及空間差異性起到調控作用。近50年來，“一帶一路”地區極端高溫災害增加的主要驅動力是人為碳排放引起的地表變暖，其歸因結果可信度為高度可信。如果沒有人類活動對氣候系統的影響，極不可能發生近些年的一些極端高溫事件。

除了平均溫度及溫度相關變量，人類活動顯著驅動著“一帶一路”地區降水、蒸發等氣候系統其他變量的變化。整體而言，尤其是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相關人類活動引起“一帶一路”地區平均及強降水增加，蒸發和生態農業干旱增強，但在局地到區域尺度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性。1850—2014年，非洲和中亞地區檢測到人為引起的平均每日降水增加為0.03—0.06 mm，而干燥度則增加了0—0.03 mm。1951年以來，受無降水天數和降水量減少與溫度升高的影響，東南亞地區正在經歷更加頻繁和影響面積更廣的干旱情況。溫室氣體和人為氣溶膠均導致降水減少、干燥度升高，增加了干旱和水資源短缺的風險。相比而言，檢測歸因分析表明人類活動對溫度相關變化的影響比對降水相關變量的影響更顯著。內部變率對降水相關變量影響相對更大，例如，研究表明人為外強迫和太平洋年代際振蕩（IPO）主導的氣候系統內部變率通過調控溫度和降水的變化，共同導致過去30年中亞南部地區農業干旱在農作物生長季初期（4—6月）變強。

面向碳中和的“一帶一路”地區氣候未來變化特征預估

實現全球碳中和被廣泛認識到是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危機的必經之路，也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如果國際社會在未來幾十年能夠共同付出艱辛努力加速低碳綠色轉型，全球有可能在21世紀中期或更晚達到碳中和。第5次耦合模式比較計劃（CMIP5）和第6次耦合模式比較計劃（CMIP6）模擬結果直接支持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5次評估報告和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編寫，CMIP5和CMIP6多模式集合預估結果表明，實現全球碳中和之前的近中期，“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氣溫將繼續上升、降水和蒸發增加、海平面持續升高，極端高溫、暴雨洪澇、干旱等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將增多增強，氣候變化災害風險整體上將不斷增加，但不同區域存在明顯差異性；碳中和時期，平均與極端氣候變化特征將呈現新特點新格局，氣候變化風險防范與管理將進入新階段。

 近中期氣候變化預估

根據CMIP5與CMIP6多模式集合結果，預計“一帶一路”地區實現碳中和之前的未來幾十年地表溫度不斷升高，較高緯度地區增溫普遍更快；降水和蒸發除部分地區外普遍將增加、區域差異性明顯，干區與濕區差異性與對比性增大。隨著溫度的不斷升高，冰雪凍土消融，近海海平面明顯上升。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未來幾十年極端高溫、暴雨洪澇、區域性干旱等極端事件將增多增強。同時，模式預估的近中期平均與極端氣候變化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平均與極端溫度預估結果總體上可信度高、模式間離散度與不確定性相對較低；對降水及其表征的極端事件預估總體上空間不均勻性更強，不確定性更大。總體上，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未來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氣候災害威脅，災害種類與程度的空間差異性明顯。

平均地表氣溫變化預估。預計“一帶一路”地區在低、中和高排放情景下未來近中期（至少到21世紀中期）地表氣溫將不斷上升，除青藏高原地區以外緯度較高地區普遍比低緯度地區升溫幅度更強，同時模式間離散度或不確定性也相對更大[3,14]。CMIP5采用典型濃度路徑（RCP）情景，RCP 2.6、RCP 4.5和RCP 8.5分別代表低、中、高3種排放情景。CMIP6則采用了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與RCP組合的新路徑情景，SSP 1-1.9與SSP 1-2.6代表《巴黎協定》溫控目標的可持續發展路徑，中等排放情景SSP 2-4.5與沿當前發展趨勢的路徑較為一致，SSP 5-8.5則代表高排放、高不可持續發展路徑。在SSP 1-1.9、SSP 2-4.5和SSP 5-8.5這3種路徑情景下，相比歷史時期（1995—2014年），預計“一帶一路”地區平均地表氣溫在2023—2049年將分別顯著上升1.02℃、1.14℃和1.34℃。在RCP 2.6、RCP 4.5和RCP 8.5這3種排放情景下，CMIP5多模式集合預估的絲綢之路核心區地表氣溫到21世紀末相對于1986—2005年將分別上升1.5℃、2.9℃和6.0℃。

平均降水與蒸發變化預估。與歷史時期相比，“一帶一路”地區降水與蒸發在實現碳中和之前的未來幾十年變化空間差異性明顯。在地中海地區、西亞部分地區和西非少部分區域降水將減少，而在其余絕大多數區域降水將增加；除少部分地區外蒸發表現為增加，干區與濕區差異性與對比性將更明顯。本研究采用CMIP6的多模式集合計算得出，在SSP 1-1.9、SSP 2-4.5和SSP 5-8.5這3種路徑情景下，相比歷史時期（1995—2014年），預計“一帶一路”地區平均每月降水在2023—2049年將分別顯著增多2.68 mm、2.01 mm和2.65 mm，而蒸發則分別顯著增加1.97 mm、1.35 mm和1.59 mm。由于降水比蒸發增加更快，預計“一帶一路”地區總體上水資源將趨于增加，但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例如，位于中亞、西亞的部分國家水資源將更加短缺。近期研究表明，在RCP 8.5高排放情景下IPO內部變率能夠調節未來幾十年中亞農業干旱變化的幅度，但難以逆轉人類活動導致的農業干旱長期增強趨勢。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沿海海平面將持續上升，極端海平面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增多，造成的危害不斷增強。

極端溫度變化預估。“一帶一路”地區未來近中期高溫日數和高溫夜數總體上明顯增多。未來高溫日數顯著增多關鍵區主要位于非洲北部地區、歐洲中南部地區、西亞地區、中亞地區、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與除青藏高原和蒙古國中西部以外的東亞地區，高溫夜數顯著增多關鍵區主要位于赤道以北非洲地區、大部分西亞區域、中亞地區不少面積、南亞地區、東南亞許多面積與中國東部。多模式集合預估表明，“一帶一路”地區未來幾十年最熱和最冷30天日最高溫度平均將呈現明顯上升。最熱30天日最高溫度平均的最高升溫區主要出現在30o N—50o N的許多區域，而最冷30天日最高溫度平均最高升溫區主要出現在50o N以北的廣大區域。

降水相關的極端事件頻次變化預估。“一帶一路”地區未來幾十年干天天數增多關鍵區主要出現在地中海地區、中歐地區、黑海經里海至帕米爾高原以西一帶區域、赤道附近非洲西部、中國的東南部與馬來群島西部，而減少關鍵區主要位于歐洲東北部至北亞地區、青藏高原區域、非洲之角及附近。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未來幾十年中等及以上降水天數除地中海區域與其他一些面積外普遍上升，增多關鍵區主要位于除西端以外的赤道附近非洲地區、南亞濕潤區、青藏高原地區、東南亞地區、東亞季風區不少面積和歐洲北部至北亞西部。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未來幾十年強降水天數升高關鍵區出現在剛果盆地及周邊、青藏高原南部、南亞濕潤區、東南亞地區、東亞季風區部分面積和歐洲北部一些地區。

降水相關的極端事件強度變化預估。“一帶一路”地區年最強5天平均降水量未來幾十年在絕大部分區域將上升，明顯增加關鍵區主要位于東亞季風區、東南亞地區、貝加爾湖至東北亞地區、青藏高原及南亞濕潤區、西歐地區、環黑海地區和赤道附近非洲地區。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最干年份降水量未來幾十年升高顯著區主要出現在赤道附近非洲的不少面積、北亞至歐洲東北部、東亞季風區一些地區、東南亞地區、青藏高原地區與南亞濕潤區。同時，地中海地區、環黑海地區和一些其他區域最干年份降水量未來將下降。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最濕年份降水量在許多面積將升高，增濕關鍵區主要位于赤道附近非洲地區、西歐東北部至北亞地區、青藏高原、東亞季風區、南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同時，最濕年份降水量在地中海地區、環黑海地區等區域未來將減少。

 碳中和時期氣候變化預估

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對應著《巴黎協定》1.5℃溫控目標，在2050—2060年達到碳中和。同時，2050—2060年這一時期與全球期望努力實現碳中和的時期比較吻合。SSP 1-2.6可持續發展路徑對應《巴黎協定》2℃溫控目標，在2070—2080年達到碳中和。總體上而言，與1995—2014年歷史基準期比較，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預估表明“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氣溫將上升、降水和蒸發增加，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將增多增強，并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與SSP 1-1.9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相比（2050—2060年），SSP 1-2.6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2070—2080年）地表升溫更明顯、降水與蒸發變化更大、更顯著，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次增加更多、強度增加更大，模式間的不確定性相對也更大。與SSP 2-4.5中等排放路徑情景和SSP 5-8.5高排放路徑情景的相同時期相比，SSP 1-1.9與SSP 1-2.6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平均與極端氣候變化幅度總體上明顯更小，空間變化呈現出新特點新格局，氣候變化風險將明顯更低。

相對于1995—2014年歷史基準期，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預估“一帶一路”地區年平均地表溫度將一致性顯著增溫，且溫度增幅總體上隨著緯度升高而增大，低緯度地表溫度普遍上升0.5℃—1℃，而除了歐洲中北部以外的中高緯度地區地表溫度則上升1℃—2℃。年平均地表溫度變化的模式間標準差大致從低緯度向高緯度不斷增加，大值區主要出現在歐亞中高緯度，尤其是黑海—里海以北區域，表明這些地區未來年平均溫度預估結果的不確定性相對較高，而低緯度地區模式間不確定性則普遍較低。

相對于1995—2014年歷史基準期，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預估“一帶一路”地區年降水以增加為主，部分地區降水減少。在東亞季風區、南亞季風區、青藏高原、馬來群島、北亞等地區降水顯著增多，而在西歐等少部分地區顯著減少。總體上講，許多濕潤—半濕潤區降水呈現明顯增強，而干旱—半干旱區降水變化較小，導致干區與濕區降水的差異性更大。降水變化模式間的標準差大致隨年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大：在東亞季風區、南亞季風區、馬來群島和赤道附近非洲模式間不確定性最大，歐洲—北亞一帶次之，亞非干旱—半干旱帶最小。

相對于1995—2014年歷史基準期，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預估“一帶一路”地區高溫日數和高溫夜數均表現為一致性增加。高溫日數增多關鍵區主要出現在非洲北部、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及除青藏高原以外的東亞地區（99%信度水平），高溫夜數增多關鍵區主要位于非洲北部大部分面積、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除青藏高原以外的東亞大部分面積及地中海地區（99%信度水平）。預計“一帶一路”地區最熱10天日最高溫度平均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時期普遍表現為增加，增溫關鍵區主要位于北亞中東部、西亞北部至中國北方一帶、歐洲中南部及北非部分區域。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時期，多模式集合預估“一帶一路”地區低溫日數和低溫夜數主要表現為在20o N以北地區普遍顯著減少（99%信度水平），而最冷10天日最低溫度平均主要表現為增暖，增暖幅度最大的地區呈現在北亞等地區。

相對于1995—2014年歷史基準期，在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預估“一帶一路”地區中等強度及以上降水日數和強降水日數主要以增多為主，且空間分布格局具有相似性，增多關鍵區主要位于東亞季風區、東南亞、南亞季風區、剛果盆地及周邊和中北歐—北亞一帶。預計“一帶一路”地區干天日數變化具有明顯地區分異性，減少面積明顯大于增加面積。明顯減少區域主要位于北亞、東亞、南亞、歐洲西北部等地區，明顯增加區域則主要位于地中海—黑海一帶。相比較對溫度表征極端事件變化預估的變化，對降水表征極端事件變化的預估不確定性更大。

與SSP 1-1.9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的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相比，在SSP 1-2.6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2070—2080年）“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氣溫升高更明顯，其中北亞地區比1995—2014年普遍上升2℃以上；降水與蒸發變化更強更顯著，除撒哈拉—西亞—南亞西北部一帶以外的大部分地區降水變化都通過了95%的置信水平；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次增加更多、幅度增強更大，模式間的不確定性也表現為更大。例如，相較于1995—2014年，在SSP 1-1.9和SSP 1-2.6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一帶一路”地區空間平均的中等強度及以上降水日數分別增加1.20天和1.66天，強降水日數分別增多0.59天和0.77天（95%信度水平以上）。此外，《巴黎協定》1.5℃與2℃溫控目標下氣候變化的差異性長期以來受到科學界和決策者的廣泛關注。研究表明，相比于全球升溫1.5℃，全球升溫2℃情景下“一帶一路”地區升溫更明顯、降水和蒸發變化更大、海平面上升更高，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頻次與強度均更強。例如，全球額外升溫0.5℃將導致絲綢之路核心區升溫0.73℃、年均降水增加2.72%、極端熱浪天數增多4.2天。

與SSP 1-1.9、SSP 1-2.6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的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2070—2080年）相比，在SSP 2-4.5中等排放路徑情景和SSP 5-8.5高排放路徑情景下的相同時期多模式集合預估“一帶一路”地區地表溫度升高幅度明顯更高，降水與蒸發增幅更大，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增多增強更明顯。例如，在SSP 1-1.9、SSP 2-4.5和SSP5-8.5這3種路徑情景下，相比歷史時期（1995—2014年）預計“一帶一路”地區平均地表氣溫在2050—2060年將分別顯著上升1.06℃、1.86℃和2.56℃（99%信度水平以上），平均每月降水將分別顯著增多2.77 mm、3.43 mm和4.35 mm（99%信度水平以上），平均每月蒸發則分別顯著增加2.19 mm、2.32 mm和2.58 mm（99%信度水平以上）。同時，與SSP 2-4.5中等排放路徑情景和SSP 5-8.5高排放路徑情景下的相同時期相比，在SSP 1-1.9與SSP 1-2.6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下的碳中和時期（2050—2060年與2070—2080年）平均與極端氣候變化的空間特征呈現出新特點新格局。總體上，預計SSP 1-1.9與SSP 1-2.6可持續發展路徑情景的碳中和時期比SSP 2-4.5和SSP 5-8.5路徑情景下的相同時期氣候變化風險將明顯更低且空間特征具有差異性，需要采取新的風險防范與管理措施。

面向碳中和的“一帶一路”地區氣候變化災害風險與應對

 氣候變化災害風險

平均溫度、海平面等的漸變氣候因素與異常極端事件都是氣候災害風險源。例如，平均溫度升高能夠導致冰雪與凍土消融，進而給自然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社會經濟發展等帶來各種災害風險。海平面上升嚴重威脅沿海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并對沿海地區社會經濟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比較平均溫度等漸變氣候因素，高溫、干旱、強降水等極端事件則普遍會在短期內對人體健康、工農業生產、生態環境等造成嚴重災害。

同時，氣候災害風險與人口狀況、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承災體的暴露與脆弱程度密切相關。例如，在SSP 1-1.9、SSP 2-4.5和SSP 5-8.5這3種路徑情景下近中期“一帶一路”地區高溫日數人口暴露度相對于1995—2014年的變化以增加為主，高溫事件的人口暴露度明顯增加關鍵區主要位于非洲北部、地中海地區、西亞、中亞南部、南亞、中南半島和我國中東部（圖4）。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不僅能夠對承災體造成直接災害，還能夠引發一系列的連鎖負面影響，造成系統性風險，如氣候因素變化與異常引起農業收成受挫，造成糧食短缺與市場價格上漲，進一步引發糧食危機、社會動蕩、地區沖突與人口遷徙等一系列連鎖風險。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新冠感染、地緣沖突加劇、全球經濟增長陷入低迷期等多種危機影響下，全球和“一帶一路”地區防范與管理氣候變化風險危機的形勢更加嚴峻，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更趨增加。

采用當前較為通用的氣候變化風險評估方法，基于氣候致災因子的發生概率、頻次、強度、影響范圍等因素，結合人口分布、經濟發展與生態狀況進行綜合分析，識別出“一帶一路”地區實現全球碳中和前的未來幾十年面臨的重大氣候災害風險（圖5）。“一帶一路”地區面臨的最嚴重氣候災害風險源主要包括暴雨洪澇、高溫熱浪、區域性干旱、（極端）海平面上升與強臺風（熱帶氣旋）。“一帶一路”不同區域面臨氣候災害風險排序依次為：① 東南亞地區，將面臨加劇的暴雨洪澇、海平面上升、極端高溫與強臺風極高或高災害風險，可能造成該地區人們的健康與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與糧食系統、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等嚴重損失。② 南亞地區，人口非常稠密，未來則將遭遇更嚴重的暴雨洪澇、極端高溫、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極高或高災害風險，對人民生計、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造成的損害將加重。③ 東亞地區，未來主要面臨暴雨洪澇、極端高溫、海平面上升與強臺風極高或高災害風險，部分地區還面臨干旱加劇的嚴重威脅。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快速升溫，冰川消退與多年凍土解凍加劇，帶來一系列災害風險。④ 西亞地區，未來面臨極端高溫、干旱及水資源更缺乏等的重大氣候災害風險，并有可能進一步引發水危機、糧食危機、基礎設施損害、社會動蕩、氣候移民等連鎖性、系統性災害風險。⑤ 中亞地區，將面臨極端高溫、干旱等重大氣候災害風險，并可能引發水與糧食危機、地緣沖突等連鎖災害風險。⑥ 非洲北部地區，將面臨極端高溫與干旱嚴重災害風險，部分地區面臨暴雨洪澇災害風險，并可能造成饑荒、傳染病、水危機、生態危機、氣候移民等更易于發生。⑦ 中東歐地區，未來將面臨干旱、暴雨洪澇、極端高溫等災害風險，可能對人體健康、糧食安全、基礎設施等造成嚴重危害。⑧ 北亞地區，主要面臨暴雨、暴風雪與永久凍土層消融災害風險，自然與人類系統面臨嚴峻風險。此外，“一帶一路”海岸帶區域，對海平面升高普遍敏感脆弱，預計將面臨更強的風暴潮、沿海洪水、土壤退化等氣候相關災害。

需要指出的是，評估與識別氣候災害風險是氣候變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是當前仍面臨巨大的科學挑戰。我們主要考慮氣候致災因素與風險指標變化并結合人口、經濟、生態等承災體的暴露度與脆弱性，識別出了“一帶一路”地區在實現全球碳中和之前的未來幾十年面臨的直接重大氣候災害風險及其空間差異性。未來，應綜合考慮氣候致災因素、承災體的暴露度與脆弱性及社會、人文與自然環境要素，構建“一帶一路”氣候災害風險量化評估模型系統，開展更深入、更系統化的研究。

 防范應對建議

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累積性的氣候變化風險已被廣泛認識到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嚴重、最具有挑戰性的全球風險之一，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威脅。當前，世界加速進入動蕩變革期，新型肺炎/新冠感染、地緣沖突加劇、經濟發展低迷等多重危機下，應對氣候變化風險面臨更加復雜而艱難的形勢，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更多。同時，長期來看實現全球碳中和進而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是大勢所趨。“一帶一路”地區面臨種類繁多、復雜的氣候災害風險，對人類健康、基礎設施、經濟發展、社會和平、生態環境、國家安全等威脅日益增加，甚至可能引發或加劇糧食危機、水資源危機、人口流離失所危機等級聯性、系統性風險。未來，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危機，本文具體提出以下3點建議。

高度重視面向碳中和的“一帶一路”氣候變化風險，定期開展風險監測和評估，提升預測預警能力。邁向碳中和是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的必經之路，也是國際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盡管邁向碳中和需要國際社會在未來幾十年共同付出非常艱辛努力，必將經歷諸多艱難曲折，但長期來看實現碳中和目標是大勢所趨。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應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氣候災害事件給不同領域和部門帶來的風險，加強氣候災害風險的監測、評估與預測預警。對“一帶一路”地區主要氣候災害進行綜合實況監測，提高氣候變化風險預測與早期預警能力。對碳中和實現前及碳中和時期“一帶一路”氣候變化風險開展定期綜合評估，針對不同區域、領域和部門不斷提高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科學認識與預測預警，為增強防范和管理氣候變化風險能力提供科學支撐。

在“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框架下，因地制宜加強防范應對氣候變化風險。“一帶一路”地區生態環境復雜多樣、氣候災害種類繁多、參與國家氣候資源稟賦不同，應在“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框架下，積極尋求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充分尊重各國實際，因地制宜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參與國家開展氣候變化減緩、適應與災害防范合作。在碳中和與氣候變化減緩方面，應重點開展清潔能源開發利用、電力供應系統、節能環保、生態系統固碳和碳捕集利用封存合作，加強相關信息共享、聯合研究、技術交流等合作；在適應與災害防范方面，應重點關注能源、農業、水資源、基礎設施、人類健康等面臨的天氣氣候災害，共同提高災害風險的預測預警能力，加強相關氣候適應和災害防范技術與措施合作；繼續推進“一帶一路”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建立和完善減緩、適應及災害防范技術儲備庫，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能力建設。

在可持續發展轉型背景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協同增強風險防范和經濟發展能力。氣候變化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不可持續的人類活動導致的結果，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危機與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天然而緊密的關聯。實現碳中和目標對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危機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普遍處于中等或較低發展水平，資源稟賦與國情不同，具有促進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轉型、應對氣候變化風險等多重需要。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應廣泛凝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共識，在可持續發展轉型背景下協同增強氣候災害風險防范和經濟發展能力。近期來看，應將適應與應對氣候變化行動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緊密對接，堅持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氣候治理方向，避免過度強調減緩行動進而損害“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發展權益，協同促進經濟發展能力和氣候災害風險防范能力。長期來看，“一帶一路”倡議為推動全球實現碳中和目標和應對氣候變化風險提供了重要的國際合作平臺，應凝聚發展中國家的合力，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和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張井勇，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學 地球與行星科學學院；何靜，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中山大學 大氣科學學院；張麗霞、杜振彩，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李仁強、徐明，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