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區域經濟發展不僅存在顯著的東中西差異，也呈現出南北方分化的新態勢。為進一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國家開始實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戰略。然而，黃河流域產業結構偏重，高污染、高耗能的傳統重化工產業產值占比較高，經濟發展面臨綠色轉型、新舊動能轉換和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等諸多挑戰，亟須通過培育創新生態系統、構建區域創新網絡來加快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創新驅動發展是一個涉及多維度、多主體、多環節的復雜過程，本地創新資源利用和外部資源獲取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區域創新系統構建需要以本地的人才、研發機構、服務平臺等創新資源集聚為基礎；同時，通過構建城市創新網絡，將不同地方創新資源進行協同利用，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對創新資源豐富的城市，融入創新網絡有助于發揮競爭優勢，避免集聚陰影和資源詛咒陷阱；對創新資源不足的城市，融入創新網絡則有助于向其他城市借用“規模”，利用網絡規模效應來彌補自身資源的不足，破解發展的低端路徑鎖定。因此，構建多層次城市創新網絡體系，是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關鍵。

現有城市創新網絡的研究多以機構間合作發表論文與合作申請專利數據來進行測度，但這類數據不能反映科技知識流動的方向性，也無法刻畫區域知識流入—流出的演變路徑，以致無法有效辨識各地的優勢技術和技術需求。專利轉移或許可權轉讓數據則可以更好地體現技術創新成果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并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因此，文章運用專利權轉讓數據，結合技術轉入—轉出的方向性，將技術轉移網絡分為4類：區內城市間轉移——黃河流域城市之間技術轉移；區內轉出——黃河流域內部城市向外部城市技術轉出；區外轉入——黃河流域外部城市向內部城市技術轉入；區內同城轉移——黃河流域城市內部技術轉移。進而，文章根據技術轉移的階段性特征，從1987—2000年、2001—2010年及2011—2018年3個階段分析黃河流域城市創新網絡的演化過程，厘清城市技術轉移的路徑特征，剖析城市產業技術優勢與技術需求，提出鄭州—洛陽—西安（以下簡稱“鄭洛西”）創新走廊培育路徑。

黃河流域技術轉移網絡演變研究方法

黃河流域科技創新資源主要集中在濟南、青島、鄭州、西安等中心城市，其中，濟南—青島和鄭洛西具有發展成國家級創新走廊的潛力。鑒于前者主要是省內協同，而后者需要跨省協同，因此，本研究重點關注鄭洛西創新走廊的培育。在本文中，黃河流域范圍是除四川之外的黃河干流所流經的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共8個省份；綜合考慮鄭州都市圈、洛陽都市圈、西安都市圈、晉陜豫黃河金三角等高質量發展空間載體，將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研究范圍設定為包含鄭州、洛陽、西安及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濟源、三門峽、咸陽、渭南、運城、臨汾在內的14個城市。

城市間技術轉移次數的計算通過C語言編程實現，技術轉移網絡的空間可視化則基于ArcGIS的Python編程實現。綜合分析發現，技術轉移次數存在較大差異，為突出城市間技術轉移的層級特征，文章將技術轉移次數分為4類。具體分類方法為：將技術轉移次數從小到大排序，其均值為A₁，大于A₁的技術轉移次數的均值為A₂，大于A₂的技術轉移次數的均值為A₃，則[A_3, +∞)、[A₂, A₃)、[A₁, A₂)、[0, A₁)的技術轉移次數分別記為第1級、第2級、第3級、第4級。

黃河流域技術轉移網絡演化過程及特征

黃河流域技術轉移網絡演化總體特征

1987—2018年，黃河流域技術轉移次數不斷增加，但其占全國比重在1987—2000年間大幅下降，在2001—2018年間保持在15%左右（圖1）。總體來看，區內城市間技術轉移并不顯著，占比僅由1987—2000年的7.9%小幅上升至2011—2018年的10.6%。同城轉移比重越來越大，由1987—2000年的25.6%上升至2011—2018年的33.9%，區外轉入比重維持在30%左右，區內轉出比重則由36.5%下降至25.6%，體現出黃河流域在國家創新體系中作為技術創新策源地的地位相比30年前明顯下降（圖2）。

1987—2000年黃河流域的技術轉移網絡演化特征

區內城市間轉移。從流域內技術轉移網絡來看，共有18個城市間產生34次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泰安→濟南、洛陽→青島、西安→東營、鄭州→濟南等城市之間。技術轉移主要表現為由陜西、河南等省份向山東的跨省轉移，西安、青島、泰安是主要的技術源地，濟南、青島、鄭州、許昌等城市是主要的技術承接地（圖3）。

區內轉出。從流域的技術轉出來看，流域內18個城市與流域外41個城市產生158次技術轉移。區內轉出主要發生在西安、青島、濟南等流域內城市和北京、深圳、杭州等流域外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之間。

區外轉入。從流域的技術獲取來看，共有流域外21個城市與流域內30個城市之間產生130次技術轉移，其中，深圳、沈陽、佛山等市向西安、濰坊、威海等市的技術轉移次數略高。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為主要技術來源地，濰坊、西安、濟南、鄭州、煙臺等城市則是主要的技術承接地。

2001—2010年黃河流域的技術轉移網絡演化特征

區內城市間轉移。參與流域內技術轉移的城市增加到63個，技術轉移次數增至907次。其中，省內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淄博→煙臺、西安→咸陽、青島→濰坊、濟南→濰坊和泰安，跨省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青島→西安、洛陽→青島等。相較于1987—2000年，流域內技術轉移路徑由跨省轉移為主向省內城際轉移為主、跨省轉移為輔轉變，陜西和山東兩省城市間技術轉移較為活躍，河南、山西所轄城市的技術轉移較少，濟南、西安、鄭州等省會城市依然是主要的技術來源地，煙臺、濰坊、濟南、青島、鄭州等城市是主要的技術承接地，在地理鄰近的作用下城市群內的城市間技術轉移網絡結構越來越復雜，呈現層級分明的“核心—邊緣”式等級轉移模式（圖4）。

區內轉出。從流域的技術轉出來看，流域內51個城市向流域外142個城市共轉移技術2409次，技術轉移網絡中的城市數量和轉移次數均顯著上升，技術轉移網絡復雜性進一步提高。西安已成為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的主要技術輸出地，其合作對象主要分布在深圳、蘇州、北京等技術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鄭州都市圈的技術轉出能力顯著提升，其合作對象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三角地區。總體上，網絡結構演變的路徑依賴特征顯著，城市合作對象的選擇以同配性優先鏈接選擇為主。

區外轉入。從流域的技術獲取來看，有78個流域外城市與68個流域內城市產生2398次技術轉移，其中有45個城市與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內城市技術轉移780次。紹興、深圳、北京等主要源地的技術主要轉移到了西安、煙臺和青島等市，而鄭州也是石家莊、北京的技術轉移承接地。西安、濟南、青島是主要的技術承接地，鄭州次之；技術源地以珠三角地區為主，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為輔。總體來看，技術轉移網絡的路徑依賴特征更加顯著，地理鄰近的作用有所降低，認知鄰近在影響網絡結構演變中的作用不斷上升。

2011—2018年黃河流域的技術轉移網絡演化特征

區內城市間轉移。參與流域內技術轉移的城市數量下降至55個，93對城市間發生技術轉移444次。其中，技術轉移仍以省內城市間技術轉移為主，技術轉移路徑主要為西安→寶雞、濟南→濟寧、濱州→青島等。總體來看，技術轉移以陜西、山東兩省內的城市間技術轉移為主，河南、山西城市間的技術轉移顯著增加，濟南、西安、鄭州3個省會城市是主要技術源地，寶雞、青島、濟寧、濟南、西安等城市是主要技術承接地，地理鄰近仍然是影響流域內部技術轉移網絡結構演變的主要驅動因素，技術轉移網絡的“核心—邊緣”結構特征突出（圖5）。

區內轉出。從流域的技術轉出來看，流域內共有44個城市與流域外88個城市產生1078次技術轉移。鄭州與西安在高質量發展合作帶內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分別占高質量發展合作帶技術轉出總量的51.39%和41.50%。與此同時，鄭州向流域外的技術轉移次數超過西安，轉出地主要為蕪湖和石家莊。西安的技術轉出地則主要是宜昌、深圳、北京等城市，技術轉出路徑呈現分散化特征，網絡結構演變的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模式共存。

區外轉入。從流域的技術獲取來看，流域外有56個城市與流域內60個城市發生1258次技術轉移，其中合作帶內城市承接技術轉移占總量的比重為38.3%。此外，長沙→青島、紹興→西安、石家莊→鄭州之間的技術轉移最為顯著。西安和青島成為主要技術承接地，技術源地則由珠三角地區向長江中下游地區轉變，技術獲取的路徑更新與路徑創造模式顯著。

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技術轉移特征

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的網絡地位不斷提高

區域外向黃河流域的技術轉移在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的集聚程度不斷提高，14個城市承接外部技術轉移數量占黃河流域承接技術轉移總量的比重持續上升，3個階段的占比分別為27.7%、32.5%和38.3%。同時，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也是黃河流域的主要技術輸出地區，3個階段的占比均超過43%。各城市內部技術轉移數量穩步提升，占黃河流域同城技術轉移的比重提升到42%以上。鄭洛西合作帶在黃河流域內部技術轉移網絡中地位有所下降，其技術轉移數量占黃河流域內部技術轉移總量的比重較小，從2001—2010年的12.5%下降至2011—2018年的5.4%。總體來看，盡管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內技術轉移網絡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其已經成為黃河流域技術輸出以及承接區外技術轉移的主要集聚區。

鄭州、西安和洛陽的技術樞紐地位逐漸凸顯

將同城轉移看作本市學習、區內城市間轉移看作區內學習、區外轉入看作區外學習、區內轉出看作服務區外。如果一個城市的本市學習、區內學習、區外學習占比均較高，表示該城市的技術來源于全國，可稱之為“全國學習”；反之，如果區內轉出比重較高，則稱之為“服務區外”。分析發現，鄭州、西安和洛陽是技術樞紐城市，向流域外部技術轉出現象顯著。不同的是，鄭州和西安兩市側重從全國范圍內獲取所需技術資源，而洛陽市的技術獲取則以本市為主，區外技術獲取較少。新鄉、焦作、運城、臨汾等城市為技術吸收區，對內—對外技術轉出現象均不明顯，其中新鄉、焦作等市的技術來源以區外和本市技術為主，運城、臨汾則以流域外部的技術獲取為主。開封作為技術外聯區，技術獲取和轉出均以流域外部的城市為主（表1）。

城市間技術轉移的產業依賴特征較為顯著

將《國際專利分類表》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進行匹配，得到各類4位數行業技術轉移的數量。從排名前5的行業可知，合作帶內城市間技術轉移集中在其他儀器儀表制造業、通用設備修理等行業（表2）。總體上，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的產業技術創新以西安為主、鄭州為輔，其他城市的地位并不顯著，轉移行業主要集中在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等行業，且技術優勢行業（技術轉出）與技術需求行業（技術轉入）表現出較高的一致性。

鄭洛西創新走廊培育建議

鄭洛西創新走廊培育是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建黃河流域創新網絡的動力引擎，其目的在于串聯關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及鄭州、洛陽、西安三大都市圈。這一過程涉及創新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創新環境的建立與健全，富有特色和優勢的產業—技術合作體系的夯實，與區域內外相互協同的多尺度創新網絡構建等多個方面的統籌協調。然而，鄭洛西創新走廊培育面臨創新資源集聚度不高、創新環境不健全、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區域創新網絡的輻射帶動效應不強等問題，因此，文章為鄭洛西創新走廊培育提出4方面建議：

增強要素支撐能力。資金和人才是創新活動的基本投入要素，推動資金和人才等要素形成合力，是創新走廊建設的關鍵所在。西安與鄭州是黃河流域僅有的2個國家級中心城市，是黃河流域技術創新的核心集聚區，匯聚資金和人才打造要素集聚高地，是鄭洛西創新走廊建設的重中之重。①資金支持。已有研究表明，財政科技支出對城市創新網絡能力提升至關重要，然而西安、鄭州財政科技經費支出僅占城市一般公共預算總支出的1.72%和4.02%，均低于全國國家中心城市平均值。因此，應充分發揮政府在創新網絡中的杠桿作用，加大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投入，積極調動企業研發積極性。②人才匯聚。從創新人才角度來看，鄭州和西安普通本專科在校生數量分別占全國總量的3.51%和2.37%，人才潛力較大，為創新走廊建設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儲備，建議應以住房保障、落戶、資金補貼、貸款優惠、公共服務等為切入點，推出系統的“留智”“引智”政策，創新人才服務和管理體制機制，充分釋放人才儲備的潛能。

改善創新服務環境。①平臺建設。建設好創新平臺設施硬環境，建設好全國重點實驗室、省實驗室、產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國家級和省級研發平臺，發揮好這些平臺對鄭洛西高質量發展合作帶以及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②體制優化。培育好創新體制機制軟環境，高標準建設跨區域合作機制，搭建科學家與企業家溝通平臺，建立雙方誠信制度與利益分配制度，明確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和考核機制。③服務配套。發展好科技服務業，通過合理分工、優化布局、完善體系，以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為重點，夯實創新走廊的創新服務功能。通過健全創新鏈和產業鏈對接中的中介服務和金融支持等公共服務，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大通道與微循環”，實現科技資源的跨區整合利用。

優化創新網絡結構。①構建創新網絡。創新走廊內部創新網絡以鄭州、洛陽、西安等核心城市向其周邊少數城市轉移為主，技術溢出的等級擴散與地理鄰近特征顯著，應利用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的制度紅利，在強化城市群內部網絡建設的同時，打破制約知識、技術、信息、資本等創新資源跨區流動的桎梏，構建鄭洛西創新走廊一體化的創新網絡。②聚焦路徑更新。鄭洛西創新走廊對外技術轉移與技術獲取呈現顯著的路徑依賴特征，主要體現在創新走廊內網絡中心城市與流域外高創新水平城市的同配性優先鏈接，應依托創新走廊已有儀器儀表制造業、通用設備修理、電氣設備修理等傳統產業技術優勢，對標各市在生物醫藥、新一代人工智能、智能裝備制造等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發展定位，在已有路徑依賴發展模式的基礎上，提高網絡邊緣城市與流域外高創新水平城市之間的異配性鏈接，強化以路徑創新、路徑更新等發展思路，實現鄭洛西創新走廊培育的“彎道超車”。

提升創新輻射能力。①鞏固發展鄭州與西安。對于鄭州和西安兩大技術樞紐城市，應瞄準國內外高水平技術成果庫、高層次專家庫和重大技術需求庫，充分利用西安、鄭洛新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以及國家技術轉移鄭州中心等高端創新載體，規劃建設鄭州—西安國家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發揮鄭州、西安在硬科技研發應用方面的比較優勢，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進一步深化與北京、深圳、杭州等發達地區技術合作的深度與廣度，提升城市技術創新能級。②提高和發展洛陽。對于洛陽這一技術中心城市，應依托物聯網技術服務、計算機和輔助設備修理、生物藥品制造等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優勢，打通與北京、深圳、上海等技術集聚區的技術合作通道，提高其在國內技術市場的影響力。依托已有儀器儀表制造、專用設備修理、電氣設備修理等傳統產業技術優勢，強化技術輸出。拓寬與杭州、北京等市在合成纖維單（聚合）體制造、煉油、化工生產專用設備制造、針織或鉤針編織物織造等領域的技術獲取通道，提高技術服務能級。③引導技術特色城市。對于技術能力較強但其擴散能力不強的城市，應以優勢技術為導向，引領特色產業專業化發展，提升其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如新鄉市的其他儀器儀表制造業、電氣設備修理、計算機和輔助設備修理，咸陽市的化學試劑和助劑制造、煉油、化工生產專用設備制造等。

（作者：李丹丹、苗長虹，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河南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馬海濤，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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