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建設上作出的重大戰略舉措。長三角地區作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交匯的地帶、中國“一軸兩翼”空間格局的中樞，是新時代中國在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區域協調等方面的引領和示范區。2018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2019年11月19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總體方案》，強調生態綠色一體化是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關鍵點，并強調要促進各類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推進要素資源跨區域交易，打造綠色創新發展新高地；2019年12月1日，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強調開展綠色技術創新聯合攻關，打造區域創新共同體，形成要素自由流動的統一開放市場；2022年8月22日，《三省一市共建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行動方案（2022—2025年）》發布，強調要推動科技成果跨區域轉移轉化，深化創新要素自由流動開放共享。因此，綠色創新是推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的第一動力，而以綠色技術為代表的創新要素自由流動是長三角綠色技術協同創新體系建構的關鍵。

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背景下，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相關研究已成為學界熱點話題。相關議題包括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內涵解析、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評價體系建構及測度、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效應、長三角市場一體化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政策設計等，尤其在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上，學者們對長三角污染協同治理、碳排放協同治理、綠色發展效率空間分異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近年來，區域創新體系或區域創新網絡也被廣泛用來闡釋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協同創新的機理，相關研究從科研合作、人才與知識的要素流動、創新集群、創新共同體建構等方面對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進行了廣泛研究，但鮮有從綠色技術創新或綠色技術流動的視角闡釋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此外，很多研究還指出局域化或區域范圍固定的視角往往會忽視外部環境對區域發展的影響，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在區域空間層面顯然是有界的，但長三角創新要素流動往往會超越區域邊界。

基于此，文章采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測度綠色技術流動的相關做法，以綠色專利轉讓來衡量綠色技術流動，并以知識產權出版社專利信息服務平臺為數據源，從區域內和區域間2個尺度分析了2001—2020年長三角4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參與的綠色技術跨城流動特征，從整體發展、區域內綠色技術集聚和區域內綠色技術擴散3個層面探討了綠色技術跨城流動下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進程。

長三角綠色技術跨城流動特征

根據長三角地區城市參與城際綠色技術轉讓的時序變化特征，將長三角城際綠色技術流動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為2001—2007年的緩慢發展階段，共轉移196件綠色技術；第2階段為2008—2014年的初步增長階段，共轉移5072件綠色技術；第3階段為2015—2020年的快速增長階段，共轉移37102件綠色技術。

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特征

2001—2020年，長三角地區參與域內城際綠色技術轉移的城市由第1階段的23個增長至第3階段的全部覆蓋，轉移的綠色專利由第1階段的50件增長至第3階段的12569件。

從網絡演化特征來看，上海始終是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最大的擴散地和集聚地。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網絡從第1階段以上海為樞紐的單核心網絡發展為第3階段以上海、蘇州和杭州為樞紐的多核心網絡，上海一直占據核心位置。第1階段，上海向長三角9個城市擴散17件綠色技術，并從3個城市獲取8件綠色技術，成為這一階段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網絡的唯一樞紐。第3階段，上海向長三角39個城市擴散1775件綠色技術，并從37個城市獲取1209件綠色技術，在綠色技術擴散量和綠色技術集聚量上依然位居長三角地區首位。同一階段，蘇州向長三角39個城市擴散1256件綠色技術，同時從35個城市獲取1009件綠色技術，杭州向長三角37個城市擴散1120件綠色技術，同時從37個城市獲取689件綠色技術，蘇州、杭州與上海的差距較小，在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網絡中也發揮重要作用。

從空間分布特征來看，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高度集中于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組成的滬蘇錫常鎮寧城市帶和杭州、寧波、紹興、嘉興、湖州、舟山組成的環杭州灣城市群，共同構成了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從表1可見，尤其是上海、蘇州、寧波、杭州、南京、嘉興、無錫城市之間的綠色技術流動非常活躍。第1階段，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較少，其中，上海至寧波6件、南京至上海5件、上海至杭州4件；第2階段，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逐漸增多，其中，上海至蘇州96件、蘇州至上海55件、上海至嘉興54件、寧波至南通45件；第3階段，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持續增長，其中，上海至蘇州288件、上海至杭州250件、蘇州至上海232件、上海至臺州204件、上海至嘉興167件、杭州至湖州151件。

從城市綠色技術轉移特征來看，城市發展階段不同，其對綠色技術的需求與擴散活動也出現變化。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在綠色經濟發展上先行，從而對綠色技術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吸收了大量來自非核心區的綠色技術，所以核心區在早期大多以綠色集聚活動為主，安徽大部、江蘇北部和浙江南部城市作為非核心區，大多以綠色技術擴散為主。隨著核心區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其在滿足部分自給的前提下，開始向外擴散；同時，非核心區也開始注重綠色經濟發展，對綠色技術的需求增大，所以核心區在后期轉向綠色技術擴散為主，非核心區轉向綠色技術集聚為主。

綠色技術轉出網絡演化特征

長三角地區綠色技術除內部消耗外，還將大量綠色技術轉移至長三角以外的城市。2001—2020年，長三角地區向外擴散的綠色技術由68件增長至11843件，向外擴散綠色技術的城市由10個增長至全面參與，從長三角地區獲取綠色技術的外部城市由13個增長至278個。總體而言，向外部轉移綠色技術的城市多為長三角核心區城市，從長三角獲取大量綠色技術的城市多為北京、天津、廣州、深圳、佛山等域外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集中于北京、天津和珠三角地區（圖1）。

第1階段，長三角地區向外擴散綠色技術的城市主要為內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綠色技術主要流向了北京、天津和廣州、深圳等城市。長三角地區10個城市向13個外部城市共轉出綠色技術68件，其中，上海向9個外部城市轉出了35件綠色技術，在轉出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外部城市數量上皆居首位；北京從長三角7個城市獲取了34件綠色技術，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和長三角城市數量上皆居首位，尤其是上海向北京轉出了21件綠色技術，是這一階段長三角地區向外部轉出綠色技術最大的城市聯系對。除此之外，合肥向廣州轉出了6件綠色技術，南京向深圳、北京、天津分別轉出了6件、5件和4件綠色技術，上海向深圳轉出了4件綠色技術。

第2階段，長三角綠色技術對外服務城市從集中于直轄市和省會城市拓展至整個長三角核心區，寧波、蘇州、無錫、金華等城市的綠色技術對外服務能力顯著上升。長三角地區39個城市向150個外部城市共轉出綠色技術1446件，其中，上海向58個外部城市轉出了305件綠色技術，在轉出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城市數量上保持第一位；北京從長三角31個城市獲取了452件綠色技術，也繼續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城市數量上保持第一位，上海向北京轉出了103件綠色技術，依然是長三角地區向外部轉出綠色技術最大的城市聯系對。除此之外，寧波向38個外部城市轉出了151件綠色技術，杭州向33個外部城市轉出了116件綠色技術，蘇州向24個外部城市轉出了146件綠色技術；深圳從長三角22個城市獲取了252件綠色技術，廣州從長三角11個城市獲取了45件綠色技術。從前20對城際轉移關系來看，長三角城市與北京、深圳建構的綠色技術轉移關系占據了前18對，尤其是與北京建構的綠色技術轉移關系，達到12對。

第3階段，長三角城市與珠三角地區城市建構的綠色技術轉移活動增加，繼續保持與北京建構的綠色技術轉移關系。長三角地區所有城市共向278個外部城市共轉出綠色技術11843件，其中，紹興向169個外部城市轉出了1512件綠色技術，超越上海并成為在轉出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城市數量第1位的城市；廣州從長三角39個城市獲取了1363件綠色技術，超越北京并成為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第1位的城市，尤其是紹興向廣州轉出了262件綠色技術，是這一階段長三角地區向外部轉出綠色技術最大的城市聯系對。除此之外，溫州向144個外部城市轉出了773件綠色技術，寧波向138個外部城市轉出了882件綠色技術，蘇州向131個外部城市轉出了1017件綠色技術，上海向129個外部城市轉出了1293件綠色技術，杭州向125個外部城市轉出了786件綠色技術；北京從長三角40個城市獲取了1183件綠色技術，深圳從長三角36個城市獲取了1228件綠色技術，佛山從長三角34個城市獲取了509件綠色技術，天津從長三角32個城市獲取了347件綠色技術。從前20對城際轉移關系來看，長三角城市與珠三角地區城市建構的綠色技術轉移關系占據了其中14對，而其余6對皆是與北京建構的綠色技術轉移關系。

綠色技術轉入網絡演化特征

長三角地區城市除吸收域內城市轉出的綠色技術外，還從域外城市獲取了大量綠色技術。2001—2020年，長三角地區從外部獲取的綠色技術由78件增長至12690件，從外部獲取綠色技術的長三角城市由11個到全部覆蓋，向長三角地區擴散綠色技術的外部城市由16個增長至240個。總體而言，從外部獲取綠色技術的城市多為長三角核心區城市，向長三角轉移大量綠色技術的城市多為北京、天津、廣州、深圳、佛山等域外創新水平較高的城市（圖2）。

第1階段，長三角地區從外部獲取綠色技術的城市主要是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和寧波等城市，綠色技術主要來源于北京、沈陽、西安、天津等城市。長三角地區11個城市從16個外部城市共獲取綠色技術78件，其中，上海從9個外部城市獲取了28件綠色技術，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和來源城市數量上居首位，北京向長三角7個城市轉出17件綠色技術，在轉出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對接的城市數量上位于第1位。但這一階段，城際綠色技術轉移最大關系存在于沈陽和南京之間，即沈陽向南京轉出14件綠色技術。除此之外，西安向上海轉出11件綠色技術，北京向蘇州和上海分別轉出了6件和4件綠色技術。

第2階段，長三角地區從外部獲取綠色技術的城市集中于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綠色技術主要來源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38個城市從113個外部城市共獲取綠色技術1668件，其中上海從56個外部城市獲取了32件綠色技術，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和來源城市數量上保持第1位，北京向長三角26個城市轉出433件綠色技術，在轉出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對接的城市數量上保持第1位，尤其是北京向上海轉出了106件綠色技術，成為這一階段城際綠色技術轉移最大關系對。除此之外，南通從28個外部城市獲取了266件綠色技術，蘇州從28個外部城市獲取了204件綠色技術，杭州從25個外部城市獲取了81件綠色技術，南京從21個外部城市獲取了95件綠色技術，無錫從14個外部城市獲取了131件綠色技術；深圳向24個長三角城市轉出254件綠色技術，成都向15個長三角城市轉出87件綠色技術，東莞向14個長三角城市轉出54件綠色技術，廣州向13個長三角城市轉出了69件綠色技術。

第3階段，長三角從域外獲取綠色技術網絡特征基本延續第2階段的特征。長三角地區全部城市共從240個外部城市共獲取綠色技術12690件，其中，上海從146個外部城市獲取了1573件綠色技術，繼續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和來源城市數量上居第1位，北京向長三角全部城市共轉出1855件綠色技術，也繼續在轉出的綠色技術數量和對接的城市數量上居第1位。這一階段，城際綠色技術轉移最大關系存在于北京和杭州、廣州和杭州，即北京和廣州皆向杭州轉移了435件綠色技術。除此之外，南通從108個外部城市獲取了799件綠色技術，蘇州從104個外部城市獲取了1176件綠色技術，杭州從84個外部城市獲取了1266件綠色技術，南京從99個外部城市獲取了910件綠色技術，嘉興從83個外部城市獲取了648件綠色技術；深圳向39個長三角城市轉出1563件綠色技術，廣州向36個長三角城市轉出1279件綠色技術，成都向35個長三角城市轉出569件綠色技術，泉州向35個長三角城市轉出569件綠色技術，佛山向36個長三角城市轉出339件綠色技術。

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進程分析

區域內貿易份額被視為評估區域一體化是否實現的最為直接的指標，其在歐洲央行指數，亞太區域合作與一體化指數、非洲區域一體化指數等區域一體化指數中均有體現，如歐盟一體化的有力證據之一就是區域內貿易份額持續超過50%。此外，區域一體化指數還分別從區域內進口份額和區域內出口份額視角評估區域商品供應鏈和區域商品銷售鏈的一體化進程。文章也通過比較長三角區域內綠色技術轉移份額，判斷長三角地區在綠色技術流動上是否已實現生態綠色一體化并劃分綠色技術流動的城市類型。①綠色技術供應鏈劃分為內源型和外源型。長三角城市從內部獲取的綠色技術量大于相對于從外部獲取的綠色技術量，則為內源型；反之為外源型（與前者相反）。②綠色技術銷售鏈劃分為內給型和外給型。長三角城市轉移至內部的綠色技術量大于轉移至外部的綠色技術量，則為內給型，反之為外給型（表2）。

區域內綠色技術轉移份額下的整體一體化已經實現

逐年增長方面。融入中國綠色技術城際擴散網絡的長三角城市由2001年的1個增長至2020年的全部41個，參與轉移的綠色技術數量由2000年的4件增長至2020年的12977件。其中，長三角區域內綠色技術轉移份額在2006年超過50%后在2008年達到最高的72.5%，后又下降至2020年的54.6%，表明2006年以區域內綠色技術轉移份額表征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已實現，并延續至2020年，但近年來一體化程度有所下降。

發展階段方面。融入中國綠色技術城際擴散網絡的長三角城市由第1階段的26個增長至第3階段的41個，參與轉移的綠色技術數量由第1階段的196件增長至第3階段的37102件。長三角區域內綠色技術轉移份額由第1階段的40.7%增長至第2階段的55.7%，后又下降至第3階段的50.6%，表明以區域內綠色技術轉移份額表征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已經實現，但在近年來一體化程度有所下降，瀕臨一體化與非一體化的臨界點（50%）。

區域內綠色技術集聚份額下的綠色技術供給鏈一體化衰退明顯

發展階段方面。長三角城市從內部和外部獲取的綠色技術分別由第1階段的50件、78件增長至第3階段的12569件、12690件，從內部和外部獲取綠色技術的城市數量也分別由第1階段的16個、11個增長至第3階段的全部41個。長三角區域內綠色技術集聚份額由第1階段的39.1%增長至第2階段的57.5%，后又下降至第3階段的49.8%，表明以區域內綠色技術集聚份額表征的長三角綠色技術供給鏈在經歷一體化后，向非一體化方向快速發展。

城市類型演化方面。長三角綠色技術獲取內源型城市數量由第1階段的5個增長至第3階段的23個，內源型城市獲取的綠色技術由第1階段的10件增長至第3階段的10738件。雖在城市數量上由內源型少于外源型發展為超過外源型，但在獲取的綠色技術數量上，內源型遠小于外源型。例如，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無錫在3個階段皆為外源型，而安徽大部城市和江蘇北部和浙江南部城市，多為內源型。這表明經濟發達、綠色技術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多從長三角外部獲取綠色技術，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的城市主要從長三角內部獲取綠色技術。

區域內綠色技術擴散份額下的綠色技術銷售鏈一體化業已實現

發展階段方面。長三角城市向內部和外部擴散的綠色技術分別由第1階段的50件、68件增長至第3階段的12569件、11843件，向內部和外部擴散綠色技術的城市數量也分別由第1階段的16個、10個增長至第3階段的全部41個。長三角區域內綠色技術擴散份額由第1階段的42.3%增長至第2階段的54.0%，后又下降至第3階段的51.5%，表明以區域內綠色技術擴散份額表征的長三角綠色技術銷售鏈一體化已經實現，雖第3階段較第2階段一體化程度有所下降，但在2020年，長三角區域內綠色技術擴散份額仍有64.5%。

城市類型演化方面。長三角綠色技術擴散內給型城市數量由第1階段的11個增長至第3階段的23個，內給型城市擴散的綠色技術由第1階段的24件增長至第3階段的16576件，雖在城市數量上內給型一直超過外給型，但在擴散的綠色技術數量上，由第1階段的少于外給型城市發展為第3階段的超過外給型城市。例如，上海、蘇州、南京、無錫、合肥等城市由第1階段的外給型發展為第3階段的內給型，江蘇大部城市在第3階段皆為內給型，而安徽大部城市多為外給型。這表明經濟發達、綠色技術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多將綠色技術擴散至長三角內部，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較弱的城市多將綠色技術擴散至長三角以外。

結論

綠色技術跨城自由流動是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建設和長三角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目標之一。文章基于2001—2020年長三角城際綠色專利轉讓數據分析了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的發展進程，得出以下結論：

長三角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高度集中于由滬蘇錫常鎮寧城市帶和環杭州灣城市群構成的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域內城際綠色技術流動網絡也從第1階段的以上海為樞紐的單核心網絡發展為第3階段的以上海、蘇州和杭州為樞紐的多核心網絡，但綠色技術流動方向隨著時間推移發生了明顯變化，即早期主要由非核心區城市流向核心區城市，后期則主要由核心區城市流向非核心區城市。

長三角城市與域外城市圍繞綠色技術流動也產生了密切的聯系。無論是域內綠色技術轉出，還是域外綠色技術獲取，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城市皆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上海，不僅扮演長三角綠色技術對外銷售的“經紀人”，還扮演外部綠色技術進入長三角的“守門人”。北京、天津和以廣州、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不僅是長三角綠色技術對外銷售的主要“大客戶”，還是長三角綠色技術對外需求的主要“供應方”。

綠色技術跨城流動下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在整體層面和綠色技術銷售層面已經實現；但在綠色技術供應鏈上，長三角綠色技術供給鏈在經歷一體化后，向非一體化方向快速衰退。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無錫等長三角城市群核心區城市在綠色技術獲取上一直為主要從長三角外部獲取綠色技術的外源型城市；綠色技術銷售由主要面向長三角外部轉向主要面向長三角內部，即由外給型向內給型發展。而非核心區城市在綠色技術獲取上主要依靠長三角內部綠色技術流動，在綠色技術擴散上主要面向長三角外部。

建議

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國家戰略推進下，中央和地方進行多層面布局，堅決破除制度壁壘，推進各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建設長三角統一大市場。為加速長三角綠色技術流動，推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建設，提出以下2點建議。

增強長三角綠色技術創新策源能力。已有研究以綠色技術申請量測度中國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發現雖然長三角城市群是中國綠色技術創新高地，但上海作為長三角城市群的龍頭，其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已落后于北京和深圳，且差距有擴大態勢；在空間分異上，長三角區域內部城市間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差距顯著；在綠色創新主體上，企業主導中國綠色技術創新實踐，但長三角，尤其是上海缺乏領軍型的綠色技術創新企業。對此，建議在長三角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方面：①加強投入支持。長三角地區需整體加大綠色技術創新投入，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頭部城市要通過多類型幫扶機制，例如設立長三角綠色技術創新資金、共建長三角綠色技術成果轉化示范區，對綠色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的城市進行幫扶，在縮小城市間技術差距的同時，也增強被幫扶城市的綠色技術吸收轉化能力。②培育創新企業。需要通過培育綠色技術創新引擎企業，將上海打造成為中國綠色技術創新中心，提高上海的綠色技術創新勢能，進而增強上海對長三角綠色技術創新的輻射和帶動能力。

以綠色技術合作帶動區域綠色技術流動效率。城際技術合作不僅能夠提高研發資源的利用效率，還能增強不同城市對于同類綠色技術的認知能力。以合作帶動創新資源的流動效率，是創新主體和城市融入長三角區域創新網絡中的重要途徑。同樣，已有研究發現，在綠色技術申請上，長三角城市群城際合作雖已初具規模，但絕大部分綠色技術仍屬于“一城”的獨立技術活動。對此，建議在長三角城市群在一體化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構方面：①加強城際合作。加強綠色技術研發的城際合作，從而帶動區域內綠色技術的流動效率。上海可鼓勵本地與長三角城市群其他城市的科研機構和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合作，通過項目招標、技術聯合攻關等方式引進其他城市的創新主體共同參與綠色技術攻關。②東部中心作用。充分發揮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的作用，推進長三角綠色技術市場一體化建設，著力建設集聚全球綠色技術資源，服務全國和長三角的綠色技術交易市場。③完善創新環境。完善綠色技術轉移轉化的創新環境，著力培育一批專業化從事綠色技術市場拓展和綠色技術轉化服務的中介機構，搭建綠色技術供給端和需求端的溝通橋梁和對接平臺。

（作者：杜德斌、段德忠，華東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金紅，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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