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本文的“社會資金”是指包括企業資金、金融資本，以及以社會捐贈和基金會等為典型的非營利組織出資支持科學研究活動的各類經費；“科學研究”是研究與發展（以下簡稱“研發”或“R&D”）活動中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總稱。一般認為，R&D?活動特別是其中的基礎研究活動由于其所具有的公共屬性，是政府科技職能的重點所在，也是財政支持科技創新活動的主要內容。近年來隨著新技術與新產業革命的持續深入演進，科學研究活動與技術應用間的邊界日漸模糊融合，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為獲取更高利潤并提升競爭門檻，不斷向前端推進基礎科研布局的邊界。與此同時，在信息技術革命完成導入期并迅速向縱深擴展之際，金融資本開始再度尋求與產業資本耦合，并在技術應用的日臻成熟中醞釀和孵化新的投資機會。這一趨勢在當前中國技術與產業創新圖景中持續加劇，模式創新漸近尾聲，科學研究活動日漸成為資本布局新的關注點。通過建構支撐性的制度環境，引導和加速社會資金向創新活動集聚，正在成為創新政策研究與實踐領域的新共識。 

中國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的現狀

中國?R&D?經費增速顯著

近年來中國?R&D?經費支出規模快速擴大，2020?年全社會?R&D?經費內部支出總額超過?2.4?萬億元，按當年匯率折算支出規模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2?位。同時，近年來中國全社會?R&D?經費增長率維持在?10%?左右，按可比價格計算，2011—2020?年間?R&D?經費年均增速為?14.4%，同期?GDP?年均增速為?9.0%，R&D?經費增長速度是?GDP?增速的?1.6?倍。

R&D?經費投入強度（R&D/GDP）是衡量經濟體研發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標。2013?年中國?R&D?經費投入強度首次突破?2.0%，2020?年達到?2.4%，已超過歐盟?27?國?2.12%?的平均水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R&D?經費投入強度水平。總體上，中國?R&D?經費投入水平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和階段現狀。

企業用于科學研究的經費偏低

從資金執行主體看，2020?年中國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R&D?經費內部支出分別為?18?673.8?億元、3?408.8?億元和?1?882.5?億元，占當年?R&D?經費支出總額的比重分別為?76.6%、14.0%?和?7.7%。從資金來源來看，2020?年中國全社會?R&D?經費來自企業的資金為?18?895.0?億元，占總數的?77.5%，其余分別為政府資金占?19.8%，國外資金占?0.37%，其他來源資金為?2.4%。從資金的支出和來源上，企業均已成為中國研發投入的主導力量。

但同時，中國企業?R&D?支出中用于科學研究活動（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經費占比極低，近年來始終徘徊在其全部?R&D?經費的?4.0%?左右。相比之下，2016—2020?年美國企業全部?R&D?支出中用于科學研究活動的比例保持在?21%?左右，同一時期日本企業這一占比維持在?24%?的水平。另外，從企業的科學研究支出占全部科學研究經費投入的比重來看，“十三五”期間，中國企業的這個比重維持在大約?16%?的水平，明顯低于世界創新發達經濟體。例如，2018?年中國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比重為?3.1%，應用研究占全國比重為?26.4%，企業整體科學研究經費支出占全國科學研究經費的?18.6%。同年美國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占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總數的?29%，應用研究占?54%，遠高于中國企業在對應領域的投入水平。企業?R&D?支出結構的劇烈失衡，極大程度上導致了全社會科學研究支出水平明顯偏低，這些數據表明盡管中國企業已經成為創新投入的主體，但企業自身尚未建立起以技術創新為驅動的增長機制，也尚未實質發揮企業在整個創新系統中對技術和產業創新的引領角色。

來自非營利組織等社會資金對科學研究投入不足

經費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意味著更加豐厚的經費規模，更深層次體現了一國支持科技創新活動的制度完備性。前文已述，中國?R&D?經費來源中，除政府和企業外的國外資金與其他來源資金占比極低，表明中國?R&D?經費來源盡管已具備多元化形態，但多元性水平不高。

2019?年，美國全部?R&D?經費中，來自企業、聯邦政府、高校、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經費占比分別為?72.3%，20.1%，3.2%，0.8%?和?3.7%。如果進一步將?R&D?活動按具體類型區分開來，在基礎研究經費中，來自非營利組織的經費占到該年美國全部基礎研究經費總數的?10.4%；而其提供的應用研究經費則占總量的?7.2%。社會基金會作為典型的非營利組織，在資助美國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活動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例如，洛克菲勒、卡內基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等基金會，先后對美國醫學科學、農業科學及化學科學、生命健康等領域的基礎研究給予重要支持。相比之下，中國?R&D?經費來源過于倚重企業和政府資金，其他類型社會資金對創新的參與度十分有限；特別是私人捐贈和基金會等典型的非營利組織對科學研究活動的資助極為稀缺，反映出引導和驅動資源向技術創新集聚的制度與社會條件亟待形成。

金融資本與科學研究活動對接方式缺乏

近年來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獲得快速發展，金融資本對撬動創新創業的杠桿作用早已深入人心，但囿于科學研究活動本身具有的公共物品性質，以及實際中科學邏輯與資本邏輯耦合水平不強等因素，金融資本對科學研究活動尚鮮有涉及。目前，在科技創業投資資助初創型中小企業渡過“死亡谷”，而繼續向“硬科技”研發的前端挺進的過程中，如何切實加深科學家和投資者的對話，打破金融資本對原本多限于學術共同體的科學研究活動的陌生與疏離感，是加快資本與科學聯結的當務之急。

總體上，隨著全球范圍內創新已經進入一個新技術、新產業競相涌現的階段，國際上創新發達經濟體都積極加大對科學研究活動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公共投資日益廣泛深入參與知識生產和財富創造的全鏈條；另一方面，社會資金特別是科技金融在加速創新價值實現的過程中不斷發揮杠桿作用，與科技創業乃至更大程度上的技術變革衍生出緊密的協同共生邏輯。相較創新發達經濟體而言，中國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的水平亟待提升，下文將對造成目前薄弱態勢的主要原因深入分析。 

中國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

鑒于中國企業在?R&D?經費投入中的主導角色及其他社會資金投入主體的相對缺位，本文以企業為主要對象分析中國社會資金支持科學研究活動的主要障礙。

中國企業布局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

根據中國國家創新調查數據綜合分析，中國企業創新活動主要呈現出?3?個基本特征。

規模以上（以下簡稱“規上”）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總體上看，中國全部規上企業中，開展創新活動的企業已近一半。但實現了創新，特別是同時實現產品創新、工藝創新、組織創新和營銷創新這?4?種創新的企業占比仍然偏低。2019?年在全部規上企業中，開展創新活動的企業為?36.3?萬家，占全部企業的?45.2%；實現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企業分別占全部企業的?21.4%?和?19.3%；同時實現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15.1%；而同時實現了?4?種創新的企業僅占全部企業的?8.5%。

規上高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突出，是制造業企業中最具創新活力的力量。2019?年中國高技術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有?2.9?萬家，占全部高技術企業的?81.3%；同時實現?4?種創新的高技術企業有?0.9?萬家，占全部高技術企業總數的?24.7%。高技術企業中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及實現創新的企業占比均明顯高于規上企業整體水平。

企業主要采取獨立開發的形式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在實現產品創新的企業中，有?86.1%?的企業選擇獨立開發，其次是與境內高校合作的為?9.3%，有?8.4%?是與境內其他企業合作。總體上，企業獨立開發占據絕對主導。

另據調查數據顯示，阻礙規上企業開展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缺乏人才（28.8%）、創新成本過高（20.5%）、缺乏技術信息（17.2%）、沒有創新必要（17.1%）、不確定市場需求（12.4%），其他還包括缺乏內部資金支持、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近年來企業在中國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其主導地位不斷凸顯，但其技術創新能力有待大幅提高，這是當下支持中國企業創新政策設計所面臨的首要任務。

中國企業技術創新投入不足的原因分析

 企業布局科學研究活動的動力與意識普遍較為薄弱

絕大多數企業目前所處發展階段是其技術創新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企業投入研發活動，特別是帶有高風險的科學研究活動，是為了在競爭中搶占先機、創造細分市場、提高后進者準入門檻，從而獲得高額利潤。數據與實地調研表明，目前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對科學研究活動投入低，主要是受自身能力所限；或者期望從外部直接獲得基礎研究成果，自己開展科學研究的動力不足。這方面的一個典型體現就是大量處于制造業價值鏈（“微笑曲線”）底部的企業仍身處規模競爭階段，向兩端提升潛力薄弱，缺乏在細分領域的競爭優勢，未能形成布局開展科學研究活動的需求及能力。

企業技術創新動力不足也是對創新系統的嵌入性不強所導致的。區域及行業的創新戰略是否將企業真正納入其中，在設定發展目標和問題凝練的過程中是否真正建立起企業參與及發聲機制，從而使企業深度融入創新系統和創新過程，也是推動企業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實中較為普遍的情形是企業對整體創新系統的嵌入性水平有限，與其他創新主體間的合作常常名大于實，多數情況下都以短期的項目合作解決具體問題，難以在激勵相容原則下進行長期的系統化研發布局。

技術創新活動的高風險制約了企業投入的積極性和實際能力

科學研究活動的高風險、長周期與結果不確定性與資本逐利性之間的張力，是投資決策要克服的典型和根本問題。實踐中多表現為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應對技術創新活動的各種潛在風險，包括對研發人員的投入；也表現為對風險的“平滑”機制尚不健全等，需要繼續發揮我國財政資金對企業技術創新投入的引導和撬動作用。

技術創新活動的風險也來自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①所在行業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可預期性。例如，能源類企業在應對能源價格變動時所具有的脆弱性，而這往往受到非能源行業自身因素的深刻影響（如地緣政治因素）。②外部政策環境的可預期性。這需要在科技創新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中，始終堅持建構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和優化完善政府市場關系，持續增強政策透明度與可預期性，為企業在較高水平上獲得市場利潤回報提供制度保障。

政策的協同性對企業投入科學研究的成本影響較大

除已提及的人才制約外，其他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包括財政、稅收、技術創新、知識產權保護等跨部門跨領域政策，在設計實施中存在的不完善、不協調等問題，也為企業投入科學研究活動造成諸多障礙。

總體上，企業投入科學研究活動普遍面臨“不會投”“不敢投”“不愿投”的問題，上述幾方面原因在實際中相互交疊發揮作用。解決這些問題需從根源入手，即尊重企業在市場中作為競爭主體的地位，建立邊界明晰的政府市場關系，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助推企業積極投入科學研究，提高創新水平，使企業依靠創新謀發展。

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的路徑不暢

中國科學公益的發展尚處起步階段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慈善捐贈和基金會等，都屬于“科學公益”的范疇。對它的認識必須要還原到具體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環境當中，而不可片面強調其直接可見的社會功用。“科學公益”的觀念和形態源起于?18?世紀的歐洲，其后受益于現代美國歷史的諸多重大事件和制度安排，方在美國醞釀出以公益支持科學事業的豐富內涵及其規范形態。這包括?19?世紀以來英美社會“科學”概念的變遷，以及由此引起的整體社會觀念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的轉向；還有伴隨著“科學管理運動”及“管理革命”的興起而完成的大型基金會邁向組織化管理與運行的過程；以及美國的新財富階級在快速積累起巨額財富后，選擇通過大型基金會和科學公益（即慈善之舉）重塑其身份認同，同時重新整合他們的知識與文化權力等，從而“反向”加速了科學公益的快速充盈等。

20?世紀以來，科學公益以私人捐贈和基金會為典型表現形式，在美國的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資金支持作用。相較而言，中國的非營利組織整體尚未得到系統性的發育，在政府與市場之外支持科學研究活動的社會角色也十分有限。受此影響，在具體操作中，現行的有關創辦和注冊非營利組織的政策規定及具體管理辦法等，都體現出一定的制約而非鼓勵取向；針對以科學捐贈為主的科學基金會和私人捐贈，也還未建立起有效的政策激勵機制；這都嚴重阻礙了它發揮類似于歐美非營利組織在支持科學活動上的等同作用。科學捐贈作為一種社會機制而運轉，同樣也需要整個社會完成一場科學認知的革新，而這無疑需要積日之功。

 科技金融尚未形成對科學研究活動的資助途徑與機制

一般來說，科技金融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具有平滑科技創新風險的功能，并部分塑造技術創新的方向。面對科學研究活動的特殊性，科技金融需要找到資本尋求短期回報與資助公共產品之間的平衡點。這其中公共政策的著力點在于搭建和融通雙方對話的平臺與機制，盡可能將金融資本支持創新活動的邊界前移。 

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的探索和實踐

針對當前社會資金支持科學研究活動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制定了與企業共同出資設立聯合基金、建立針對技術創新的合作機制等措施，同時領軍企業正在前瞻布局基礎研究等有益的實踐，為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經驗。

支持戰略性基礎研究的聯合基金

聯合基金是政府引導社會資金進入戰略性基礎研究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自?20?世紀?90?年代起就設立了專門的研究計劃，為特定項目發起公開募集，接受私人直接捐贈。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設立了以解決行業與地方發展所面臨共性關鍵技術的原理性問題為目標的聯合基金（除企業外，還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地方政府共同設立的“區域聯合基金”），其目的在于通過發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組織開展純基礎研究和戰略性基礎研究中的導向以及平臺作用，加快領域內研發人才集聚，釋放和放大平臺對研發資源的鏈接效應，吸引整合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

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合作機制

近年來，針對“卡脖子”技術和行業關鍵共性技術攻關需求，政府鼓勵和引導成立“創新聯合體”，以領軍企業主導，聯合其他企業及研究機構等積極參與。創新聯合體有助于提升技術創新供需方對接效率，在一些情況下還可通過研發激勵、政府采購等方面的政策試點，培育一個“技術創新的利基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產學研合作的短期導向，同時也為政府以恰當方式支持企業和產業創新活動、避免直接干預市場提供了思路。另外，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科控股”）為系統解決科技創業投資中普遍存在的投資方向不明確、供需對接難的問題，2014?年啟動建設“技術創新與產業化聯盟”，以中國科學院所屬院所投資的企業作為主導，圍繞企業所處行業重大需求，組織上下游企業、科研院所和高校部署研發項目，并通過金融機構的助力推進成果轉化。該聯盟強調突出企業和行業需求對創新活動布局的導向作用，同時對前文所提出的科研活動與社會資金之間存在的“轉譯”問題，設計了常規性的、制度化解決方案，在國科控股支持技術創新、服務創新成果轉化的一系列產品設計中具有標志性意義。

“雙輪驅動”的企業科學研究布局

中國已有部分創新領軍企業，采取“需求驅動”與“愿景驅動”并行的“雙輪驅動”策略布局內部科學研究活動，即在滿足市場和用戶需求的同時，通過“愿景驅動”主動承擔起引領基礎理論突破、引領顛覆性創新的使命。以華為公司為典型，在?5G?通信技術研發成功后，該公司將尋求突破摩爾定律和香農定理納入其基礎研究布局，眾所周知這是通信行業科學理論的邊界，也是全球信息通信技術（ICT）產業的支柱所在。為此，華為公司在全球廣延人才，建立起跨越國家與地區界限的產學研融合、多學科融合的多元化魯棒性創新網絡，對研發人員及團隊制定了體現不同科學研究活動特色的差異化考核辦法和薪酬制度。另外，企業布局前瞻性基礎研究的努力也表明企業社會責任（CSR）正在被賦予新形態和新內涵，例如阿里巴巴集團建立“阿里巴巴達摩院”，以及騰訊公司設立“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等，是通過社會資金支持科學研究、探索實現“科技向善”的新路徑，對于重新定義和認識企業社會責任及社會資金支持基礎科學新機制等問題都有重要啟示。

這些或卓有成效、或正在實踐中的探索其共同啟示在于：①必須尊重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以在市場競爭中追求超額利潤為其創新原動力的基本規律，充分正視、重視并積極引導資本的逐利屬性，這是動員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活動的根本立足點。②以“競爭導向”為基礎，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的公共政策，其政策理性在于通過設計和維系支撐性的制度環境，為公平競爭保駕護航，這也是創新中的政府核心職能所在。波特對競爭中“國家”角色的討論微言大義，指出企業追求創新的競爭力是長時段內適應外界變遷的選擇（及其結果），因此國家的競爭優勢在于提供渠道，引導企業察覺創新的機會窗口，并及早進入正確的方向去運用本身的資源條件，創造出在這個國家內最適合企業創新的地方環境——這是國家的職責和要義。一言以蔽之，面對創新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政府應為社會資金敢投、愿意投，提供最小化風險和最大化確定性的擔保。 

啟示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出臺了支持創新的各類政策，但在支持構建更為基本的制度環境、促進形成社會資金向創新活動特別是科學研究活動集聚方面，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對于基礎研究及公共屬性強的科技創新，其風險與不確定性較高，政府必須在社會資本與國家科技創新資源之間搭建多種形式的有效對接渠道，通過科技捐贈、設立聯合基金支持基礎研究，通過政企合作設立科技項目、研發機構等方式支持應用研究，并在支持政策、激勵機制等方面進行系統化設計與協調，實現企業與個人的自身價值與國家戰略目標的一致。基于我國已有探索與實踐，提出?4?點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科學研究的建議。

支持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科技慈善基金會”，募集捐贈資金主要用于基礎研究等公益性較強的研發活動，與國家資金形成“互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慈善活動與公益事業都包括促進“科學”發展。建議由國家科技相關部門（如科學技術部、中國科學院或其他中央和國家直屬科研機構）發起設立“科技慈善基金會”，專門為基礎研究、前沿研究、公益性研究及科學家群體等募資，并探索與捐贈者的多種合作方式。在登記注冊、人事制度、組織機制、稅收優惠等配套政策方面給予支持，為基金會的設立與長期健康發展奠定基礎。

支持政企聯合設立科研基金，創新管理機制，為企業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增強未來技術儲備提供平臺。政企聯合基金是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的重要途徑，同時對科技與經濟結合具有重要意義，為吸引更多企業出資聯合基金，管理機制與配套政策方面有待系統設計。鼓勵科技相關部門（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國科學院）與企業聯合設立支持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關鍵技術攻關的“聯合基金”，提高科學研究與共性技術供給效率。創新組織管理機制，設立具有獨立非營利法人資格的“社會信托服務”機構代表政府專職負責，以真正實現共同出資、共同管理、協同研發的共同目標。允許企業與省級以上科技部門設立的聯合基金出資視同企業研發費用，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

探索面向關鍵核心技術的國家重大科技計劃多元化投入新機制，實現政企在競爭前共性關鍵技術研發上的“合作”與“共贏”。構建科學規范的重大項目選題的基礎制度，制定重大項目選題標準，實現專家咨詢與政府決策有機結合，確保項目立項的科學性與公正性。根據不同重大項目的類型與特點，采取不同的研發組織與多元化投入模式，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產業鏈關聯公司和國有投資公司等共同出資組建新公司模式、聯合高校與院所共同成立具有非營利法人性質的聯合研發實體模式、政府采購支持企業參與重大項目研發等模式。

加快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聯合實體，促進應用研究、共性關鍵技術研發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國家頂層設計“產學研協同創新聯合實體”相關制度，明確研發目標，構建現代治理體系，實施有效的監督和評估機制；既要“自動”保障聯合研發實體的公共性，又要避免形成“俱樂部”模式。建立知識產權、稅收優惠等相關配套政策，吸引社會力量參加。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活動，不僅需要持續建構和完善以科技創新政策為核心的政策體系，還需要一個不斷走向治理現代化的制度體系予以支撐。本文論及的各項政策都是結構性要素的產物，也應在結構的持續演化中優化完善，脫離了這個宏觀制度背景而強調社會資金涌向科學研究，是難以長久持續的。

（作者：王穎、李穎明，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呂佳齡、薛薇，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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