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倫理研究的方法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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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從倫理視角反思新興科技帶給人類的嚴峻挑戰并構建相應的治理框架，已成為各國政府、學界、公眾高度關注的議題。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科技倫理治理工作。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為我國科技倫理治理工作提供頂層設計，做出全面部署，并特別強調需要“加強科技倫理理論研究”，加強對科技創新中倫理問題的前瞻研究，積極推動、參與國際科技倫理重大議題研討和規則制定。
科技倫理作為科技活動必須遵守的價值準則，對于科技的良性發展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在理論上，如何看待和協調新興科技與倫理、社會的關系，是全球科技發展與治理的重要議題。在政策上，如何在社會公眾可接受的基礎上制定政策措施和規則規范，以保障科技發展進步，保護人類基本價值和尊嚴，是世界各國科技政策制定者正在深入探討的問題。理論突破和政策創新，都離不開具有系統性、匯聚性的方法論的創新。歐盟提出的“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政策框架，世界經濟論壇發起的“敏捷治理”全球倡議，以及技術工程領域提出的“價值敏感設計”概念方法，都代表著國際社會在科技倫理問題上的理論探索、政策實踐和方法創新。
當科技倫理問題從學術研究走進政府決策、公眾關切的視野，也促使其成為典型的管理問題、決策問題、智庫問題，具有高度的前瞻預見性、學科交叉性和政策導向性。其知識場域貫通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由此，單一學科的視角和方法開始顯得局限，需要交叉、綜合、系統的方法論創新，從而促進跨學科研究和人才培養，提升咨政建言、管理監督的能力。本文立足于國內外科技倫理問題研究的重要方向、重點問題和主要方法，將智庫研究的理論方法運用于科技倫理研究，為科技倫理問題及其治理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模式和方法論。
國內外科技倫理研究現狀
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顯著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具有潛在性、累積性和不可預測性等特點，并且與傳統的倫理觀產生沖突，引發社會意識的變遷。這一現實背景引起國際國內有關科研機構、組織、學者的廣泛關注。通過對國內外科技倫理研究領域的梳理分析，本文凝練出“前沿科技的倫理問題”和“科技倫理的前沿問題”兩大研究方向及重點問題，并針對科技倫理研究方法進行綜述。
“前沿科技的倫理問題”研究
“科技是發展的利器，也是風險的源泉”。隨著前沿科技的發展，倫理問題也隨之演化。新生物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從認識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設計生命，從而改變人類本體的自然基礎。信息科技與人工智能在生產生活中的全面應用，改變了人類生存的社會情境。本文將針對前沿科技引發的倫理問題的研究稱為“前沿科技的倫理問題”研究。
近年來，相關國際組織、研究機構，如歐洲科學與新技術倫理小組、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等，高度關注前沿科技發展帶來的倫理挑戰，開展了一系列前瞻預判研究，并通過發布簡報或報告、召開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等方式公開發布成果。重點關注的問題有：①人工智能技術的倫理問題，如就業替代后工人尊嚴喪失問題、對老年人的年齡歧視問題?、人工智能醫療事故的責任歸屬問題等；②大數據技術的倫理問題，如個人信息泄露問題、醫療大數據的所有權歸屬和隱私問題等；③新興生物技術的倫理問題，如人類生殖系基因編輯帶來的人體感染病毒風險及后代基因突變風險、輔助生殖帶來的親子關系認定和后代知情權問題、醫用植入物遭黑客攻擊引起的責任歸屬不清問題等；④神經技術的倫理問題，如參與者的自愿性及報酬合理性問題、人格改變、個人自主權及隱私權問題等。
新生物技術是國內學界關注的重點領域，特別是干細胞技術、基因編輯技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深部腦刺激技術等的臨床應用和商業化中產生的倫理問題引起我國學者關注。也有研究關注前沿生命科學的基礎研究。例如，人-動物嵌合體研究帶來的模糊物種界限、損害人類尊嚴、缺少法律規制等一系列問題。國內學者圍繞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開展了一系列的關于信息繭房、隱私保護、算法歧視的倫理問題研究。
“科技倫理的前沿問題”研究
新興科技發展對已有的倫理原則、監管制度、規則規范、治理體系帶來巨大沖擊，需要新的治理路徑。例如，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信息的密集收集、頻繁處理和多方共享，使得個人信息收集中的知情同意原則陷入困境。如何采用新的方式手段捍守個人知情權和選擇權，成為需要研究的重點問題。本文將針對前沿技術發展過程中新的倫理治理原則、制度、方法、措施、體系等問題的研究稱為“科技倫理的前沿問題”研究。
國際學界已經普遍認識到科技發展對傳統的倫理原則、價值理念及倫理規則帶來的挑戰。①基本的倫理原則受到沖擊。英國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發布的簡報《醫用植入物》指出，醫用植入物對人體產生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患者難以做出具有自主性的、準確完整的知情同意。有學者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得傳統獲取個人知情同意的方式難以得到有效實施。②倫理價值理念受到挑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作為生命倫理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隨著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技術的出現，其基本理解受到撼動。 ③倫理規則亟待調整。例如，隨著體外胚胎培養技術的進步，國際干細胞研究學會于?2021?年放寬了人類胚胎研究的“14?天規則”，提出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對發育?14?天后的人類胚胎研究進行審核，但沒有說明具體的審核規則。由此，對于“14?天”后的胚胎研究的規則制定，成為科技倫理的前沿問題之一。
我國學者對“科技倫理的前沿問題”也有一系列研究，特別是在我國數字經濟成為經濟發展新引擎的背景下，開展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行業規范、倫理標準、法治建設、監管體系的研究，如人工智能的倫理標準、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與實踐等。同時，學者們關注到我國治理體系的宏觀邏輯需要調整。我國的技術治理更多是依靠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然而，數字智能構建了一幅自下而上、由技術策動的經濟社會圖景，這就需要新的治理模式；而“治理”這一概念本身蘊含了多元化、可磋商的含義，需要政府、學術界、產業界、公眾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對倫理問題進行適時考量，促進從自上而下的“管理”向多方利益主體協同的“治理”轉變。
科技倫理研究方法及存在問題分析
國內外學界和政策界采用了多元化的學科研究方法、組織運作方式推進科技倫理研究。由于科技倫理研究的跨學科屬性，學者們從各自的學科視角，如倫理學、科技哲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對科技倫理問題進行審視，多采用定性的理論論述、案例分析、比較研究等方法，以及一部分基于定量方法的文獻數據分析、問卷分析和模型構建。隨著新興科技對人類健康、環境生態、社會發展的影響加劇，科技政策上也將倫理、法律、社會研究（ELSI）內嵌于重大科技計劃及其資助體系。例如，1990?年美國啟動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納入“倫理、法律和社會影響研究計劃”，之后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各國先后啟動的“腦計劃”中都納入倫理與社會、神經倫理學等子項目。歐盟科技研發計劃中納入對“負責任研究與創新”相關研究的資助。這樣的組織運作方式推動了相關研究走出學科的分野，創新了一系列方法（如“視野掃描”“建構性技術評估”等）以預判、監測和識別技術發展中的倫理風險，同時推動了該領域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和建制化研究機構的建立。
必須承認的是，目前在我國，科技倫理研究仍然相對滯后，具有共識性的方法范式尚未形成。主要體現在：跟蹤性研究多，前瞻性不足；研究較為碎片化，系統性不足；單一學科視角的研究較多，跨學科研究較少；重大前沿科技計劃中缺乏對倫理、法律、社會因素的考量。研究內容大多停留在現象和問題的描述，理論深度不夠，尚沒有形成獨創性的理論成果。研究重點多局限于特定科技領域，戰略性、宏觀性不足，尚缺乏立足于國家整體布局的科技倫理治理研究。
從該領域動態發展上看，科技倫理研究呈現出學科交叉的屬性，既需要“從科技看倫理”，面向特定科學技術領域，掌握科技領域的機理機制和發展趨勢，研判特定科技領域中特殊性的倫理問題和風險；也需要“從倫理看科技”，深入社會實際，分析新興前沿科技發展對倫理、法律、社會帶來的新挑戰，推進的新疆域，從而促進新的治理體系的形成。我們需要將科技倫理問題視為跨學科研究問題，以及貫通學術理論與政策實踐的智庫問題，這就需要方法論的創新，以更加系統、綜合、科學的方法提升相關研究的政策實用性和社會影響度。
基于智庫雙螺旋法的科技倫理研究
為了推動科技倫理研究的方法論創新，本研究引入智庫雙螺旋法這一智庫理論方法來思考和架構科技倫理研究，希望能夠促進相關研究的技術前瞻性、學科交叉性和政策實用性。以下對智庫雙螺旋法的基本框架進行介紹，并運用該方法，結合實踐案例，對科技倫理研究的框架、過程與邏輯進行分析，并探討方法論創新對整體研究領域的價值與意義。
智庫雙螺旋法的基本框架
智庫雙螺旋法立足問題導向、證據導向和科學導向，由外循環和內循環構成（圖1）。外循環從整體、系統的角度描繪了智庫研究的“解析—融合—還原”的思維過程：首先對智庫問題進行解析，然后組織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運用多學科知識開展交叉融合研究，進而集成融合研究結果形成解決方案。內循環包含?DIIS?過程融合法和?MIPS?邏輯層次法。DIIS?是指“收集數據（data）—揭示信息（information）—綜合研判（intelligence）—形成方案（solution）”的研究過程，描述了智庫研究需要經過廣泛收集數據、挖掘有價值信息、多輪專家綜合研判、提出解決方案的研究過程。MIPS?是指“機理分析（mechanism analysis）—影響分析（impact analysis）—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形成方案（solution）”的研究邏輯，展現了智庫研究需要分析研究問題的根本機理、挖掘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政策效果分析、形成解決方案的內在邏輯。智庫雙螺旋法在科技前瞻研究、歐盟“工業?5.0”對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影響、智能化宏觀決策研究、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等典型智庫問題中均有良好的應用。
“解析—融合—還原”的研究框架
智庫雙螺旋法提出“解析—融合—還原”的思維路徑，可以為科技倫理研究提供總體性的研究框架，構成跨學科研究的組織方式。我們需要更加清晰地解析當代科技倫理問題的特征特點、影響因素、發展歷程；需要開展多學科、跨學科的融合研究，實現知識體系、研究團隊、研究視野上的貫通融合，從而提出立足國內發展現狀，影響國際規則制定的政策解決方案。
“解析”科技倫理問題特征。世界各國科技倫理治理政策可以視為一種協調和化解科技發展與其所帶來的社會信任及倫理問題之間矛盾的工具。因而，科技倫理治理政策的有效性，有賴于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國際國內社會多元利益相關方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表達。這也意味著各國的科技倫理政策一方面必須與國際社會接軌，另一方面需要回應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境。歐美科技先行國家較早遇到科技倫理問題，也較早開始相關的政策探索。二戰后對于納粹醫生的審判，推動了《紐倫堡法典》《赫爾辛基宣言》的形成；美國“塔斯基吉梅毒試驗”事件促使美國政府先后出臺《國家研究法案》《貝爾蒙報告》《通用規則》等規制辦法。這些先行者的經驗，作為國際“通用貨幣”輸出和影響了世界范圍內其他國家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的建設進程。從這一歷史過程可以看出，科技倫理問題是由社會文化傳統意識、各國的政治制度、科技發展階段、多元主體利益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下的綜合性、系統性、復雜性問題，具有顯著的文化特殊性、制度敏感性、科技發展階段依賴性、倫理立場多元性等特征。
“融合”開展科技倫理研究。科技倫理問題的綜合而復雜更需要融合研究，這種融合性體現在?3?個方面：①學科知識的融合性。科技倫理問題涉及科技進步帶來的創新性和顛覆性影響如何被偏于“柔性”的社會倫理意識所接受，如何納入偏于“硬性”的法律法規、政策管理框架下。因此，融合研究需要來自科學、技術、工程，以及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的知識。②研究團隊的融合性。多學科知識基礎需要組織跨學科的研究團隊，需要將具有不同學科背景、個體經驗的專家聚合到科技倫理問題的研究、分析和研判上，運用綜合性、系統性的方法開展跨學科研究。③研究視野的融合性。科技倫理治理是一個不斷尋求全球共識的過程，跨地區、跨文化的國際比較是科技倫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的視野下開展國際比較研究，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深入把握科技倫理治理的國際趨勢與國別差異，從而更好地理解中國問題，探索中國道路。
“還原”科技倫理解決方案。科技倫理問題的研究成果不能止步于學術理論，需要走向政策實踐。科技倫理的還原研究的目標是形成解決方案，為科技領域的發展提供倫理方面的咨詢建議，包括明確政策取向、制定倫理規范、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等。這就需要在全球視野下，深入系統剖析國內外已有的政策路徑，梳理問題經驗。需要處理好科技倫理問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在特殊性上如何應對特定科技領域，如新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的倫理問題，在普遍性上如何構建適應本國文化傳統、社會觀念、科技發展要求、多元主體利益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科學無國界”，這種普遍性更體現在全球科技倫理治理和共識的達成上。
研究過程、邏輯與案例
智庫雙螺旋法的?DIIS?和?MIPS?分別從研究過程和研究邏輯的角度，為科技倫理問題研究提供具體的操作方法。我們結合課題組開展的智庫研究“面向科技前沿的生命科學和醫學倫理研究”，進行方法實踐的案例分析。
科技倫理問題的?DIIS?研究過程。遵從?DIIS過程融合法提出的“收集數據—揭示信息—綜合研判—形成方案”的研究過程，科技倫理問題研究起始于全面的數據收集、分析和信息揭示。例如，通過文獻情報數據揭示國際、國內科技領域發展狀況和態勢；通過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揭示我國科學家的倫理意識并進行倫理風險研判；通過國際、國內調研分析世界主要國家科技倫理治理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情況，以及我國的監管現狀和治理能力情況。這些數據收集和信息揭示為專家研判提供全面素材和基礎；而綜合研判的過程是多學科專家參與的過程，最終形成專家的共識和解決方案。
科技倫理問題的?MIPS?研究邏輯。基于?MIPS邏輯層次法提出的“機理分析—影響分析—政策分析—形成方案”，科技倫理問題的機理分析需要對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和規律有清晰把握，也需要分析社會意識、文化傳統、制度政策等來自倫理、社會、法律、政治等多維度的機理與現狀。在影響上，分析科技發展帶來的倫理、法律、社會影響，包括特定科技領域的具體影響，以及科技的整體性發展對社會的宏觀影響。在政策上，探討國內外科技倫理治理的政策措施和方法路徑，從而形成科技倫理問題的解決方案。
智庫研究案例分析。在國家有關部門部署的“面向科技前沿的生命科學和醫學倫理研究”的智庫課題研究中，課題組高度重視解析問題這一研究起點，首先組織專家遴選出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的六大倫理問題凸顯的前沿技術領域，包括基因編輯技術、再生醫學與干細胞研究、線粒體替換等輔助生育新技術、人-非人動物嵌合體研究、腦科學與腦機接口技術、合成生物學。采用?DIIS?過程融合法，廣泛收集六大生命科學和醫學前沿技術領域的情報文獻，向多個生命科學實驗室和領域專家發放問卷并開展調研，梳理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中國等國的倫理規制現狀。基于上述數據得到前沿領域發展現狀、倫理風險，我國科學家的倫理意識、倫理選擇，國際倫理政策法規、治理體系等信息，并邀請生命科學、文獻情報、法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等領域專家開展多輪研判。采用?MIPS?邏輯層次法，在“機理”上分析六大前沿技術領域的發展規律及趨勢；在“影響”上前瞻預判六大前沿技術領域各自的倫理問題與風險挑戰；在“政策”上對國際社會倫理規制經驗與做法，以及我國倫理規制的現狀與問題進行分析。DIIS?和?MIPS?引導下的研究過程和邏輯最后聚合形成相對系統全面的解決方案，進而形成關于我國生命科學和醫學倫理規制的政策建議，上報國家有關部門。
方法論創新的意義與價值
從上述分析可看出，智庫雙螺旋法能夠為科技倫理研究提供系統性的思路框架和操作方法，具有方法論創新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推動科技倫理研究從倫理學和哲學的學術研究，向綜合性、系統性、實用性的智庫研究轉變。我國目前在科技倫理實踐和國際治理中仍然缺乏明確的倫理立場，亟待推動學術理論研究走向智庫實踐研究，從而推動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制度創新、國際治理等多方面的實踐應用。
推動科技倫理研究的跨學科的方法創新，體現出學科交叉的特征。智庫雙螺旋法的運用需要對科技倫理問題涉及的多學科領域的知識、數據、信息、知識進行交叉融合，推動科技倫理研究成為具有鮮明的科學、技術、工程與社會交叉領域的研究，通過方法論創新促進交叉學科、跨學科的發展。
推動多學科、多領域專家的融通合作、聚智匯力。智庫雙螺旋法匯集科技領域、倫理學、法學、管理學等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開展合作研究，就前沿科技發展及其風險進行前瞻預判，以及前沿科技的倫理、法律、社會影響進行研判，將專家的智慧經驗集成于科技倫理研究過程和研究成果中。
總結與思考
在當今國際科技激烈競爭的格局下，科技倫理已不再只是簡單地畫出紅線、設置禁區，而是日益發展成為一種動態的協商機制——在承認科學知識演化和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審慎地進行風險與收益的考量，不斷尋求社會共識，從而為科技創新開辟出彈性空間。未來中國如何建立既與國際接軌，又與本國基本國情相適應，同時保障中國科技創新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命題。本文將智庫雙螺旋法應用于科技倫理研究，是其在新興、交叉、復雜、聚合的研究領域的有益嘗試，為科技倫理研究提供了一種系統化、科學化、規范化的方法創新。
智庫雙螺旋法為科技倫理研究的方法論創新提供了一種可能，也為科技倫理研究提出一些新問題、新視角、新領域。面向未來，科技倫理研究需要適應于前沿科技發展，也要回應倫理、法律、社會關注的問題；不僅要注重學術理論創新，更要重視研究結果的政策實用性；既需要與國際社會的普遍趨勢融合，也需要體現本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特殊價值訴求。在方法創新和發展過程中，需要促進學科交叉，構建科技領域研究人員與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的多元化、復合型、跨學科研究團隊，培養一批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有科學精神、在自然科學領域體現人文情懷的專家人才隊伍。科技倫理研究的根本目標是要解釋在現代社會中，科技與社會的關系如何演化，如何進行有效的科技治理，如何使科技的發展更加以人為本，以實現“為了人”的初心，進而形成科技發展是為了增進人類福祉而不能傷害人類生命和尊嚴的根本共識。
基于智庫雙螺旋法的方法論創新仍存在一系列的難點、不足，以及需要進一步努力方向。例如，科技倫理研究與未來科技發展密切相關，而科技發展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乃至顛覆性；因此，如何準確預見科技的發展突破，并研判其影響，是研究的難點之一。科技倫理問題研究涉及組織多個領域的專家研判，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知識背景、價值觀點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如何遴選合適的專家、動態組織專家參與，凝聚專家共識也是研究的難點之一。
（作者：魯曉、劉慧暉，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李欣哲，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