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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庫雙螺旋法的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

發布時間:2022-06-20 15:55:51  |  來源: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  |  作者:李倩倩、劉怡君、馬寧、王紅兵  |  責任編輯:楊霄霄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逐步進入轉型期,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矛盾疊加累積、輿情風險易發多發。特別是互聯網傳播媒介屬性、社會動員屬性在輿情風險異化中越發凸顯,網絡輿論治理日益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已經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社會輿情工作,近年來出臺的文件有關“輿情”內容的已近?700?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各領域,更強調加強輿情治理“防風險”的底線思維,更加重視發揮輿論引導“穩預期”的治理作用。從全球輿情研究趨勢來看,在全球民粹主義思潮抬頭、新冠疫情起伏反復背景下政策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公眾輿論對立、各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日趨激烈,Web of Science?數據庫的文獻統計顯示,輿情研究相關文獻呈逐年增長態勢。其中,Science、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Management Sciences?等國際期刊高度關注輿情中的泛意識形態化、社會群體極化、政治虛假信息等治理風險。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社會治理與風險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長期開展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并取得顯著成效;尤其是近幾年,課題組運用潘教峰構建的智庫雙螺旋法拓寬工作思路,取得了重要進展。課題組在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中,堅持問題導向、證據導向、科學導向,建立包括輿情收集、研判、處置和回應的全鏈條風險應對機制,完善包括輿情監測、預警、防范、化解的風險評級體系,構筑包括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的價值塑造體系,促進輿情智庫研究從經驗式向科學化、從零散式向系統性、從學科單一向交叉融合、從偏學術型向學術實踐型轉變,提升了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服務決策的效能。 

運用智庫雙螺旋法理論,創新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邏輯架構

新時期輿情治理研究面臨的挑戰

輿情治理作為網絡大數據驅動下的典型智庫研究,需要科學化、專業化、規范化的智庫理論方法深化其決策價值,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亟須應對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改革攻堅時期面臨的“五大挑戰”(圖?1):①風險關聯性挑戰。輿情風險關聯性強,輿情風險向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科技領域等傳導的深度、廣度、持續性難以度量。因此,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需要用好專家智慧,凝聚多方共識。②建模復雜性挑戰。輿情信息量大且雜,如果對決策需求沒有清晰的理解,則難以精準挖掘輿情價值。因此,需要與決策部門多次溝通,以決策演進規律為牽引,持續提升輿情大數據分析的實踐性。③學科交叉性挑戰。輿情是復雜的現實問題,涉及傳播學、心理學、社會科學、計算機科學、物理學等,學科之間壁壘難以突破,輿情治理的重大科學問題有待突破。因此,需要有一個綜合全面的研究框架指導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知識會聚。④社會影響性挑戰。輿情是民意集合的反映,本身體現的就是“社會影響性”。因此,應建立輿情監測的“穩態”機制,盡早、盡快精準預判輿情趨勢性變化。⑤情景不確定性挑戰。輿情治理涉及不同利益相關者、催化輿情要素眾多,治理失當極易引發各種思潮泛濫、政府公信力危機等負面影響。因此,需要聚焦治理舉措的科學性評估和遴選。

智庫雙螺旋法為輿情治理研究提供指導

課題組運用雙螺旋法全過程指導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立足有效應對“五大挑戰”、服務國家治理需求,深入理解輿情風險與價值之間的關系,開展查找“真問題”的學術研究、尋求“真辦法”的決策研究,從中發現雙螺旋法為提高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質量提供了系統思維方法。這套方法立足于輿情治理實際,促進與學術研究理論方法的交叉融合,提升了智庫研究邏輯架構的科學化、專業化水平,破除了從學術研究向智庫研究轉變的認知壁壘,發揮了思維指導、過程指導、操作指導、組織指導作用(圖?2)。

遵循“問題導向、證據導向、科學導向”,重視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同咨政建言與服務決策的系統化對接。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從根本上要在智庫研究邏輯框架下,感知社會風險態勢和社會治理預期。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必須堅持系統觀念”,雙螺旋法在輿情智庫研究中拓展系統思想、演生思想、循證思想、融合思想和創新思想,要求創新研究理念、研究邏輯、研究方法、研究流程,從反映社會廣泛民意的輿情“小切口”,挖掘輿情治理面臨的“大問題”,通過嚴謹、規范、專業的智庫研究范式,形成“管用”“好用”的策略方案與“真實”“務實”的咨詢建議。

打通從數據資料采集到知識挖掘路徑,夯實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過程中“監測—挖掘—研判”的基礎性根基。這需要采集不同傳播平臺、不同數據維度的海量輿情大數據構建民意傳播數據庫,收集政策文本、事件要素等構建領域資料庫;應用計算機、數學、物理學等方法工具關注決策場景的變化,提升輿情風險傳導、演化趨勢、情景模擬等數據挖掘算法精度的實踐價值;強化管理學、傳播學、社會學等開展輿情智庫研究的理論內涵、演化機理的探索,在輿情治理實踐中交叉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經驗。

研判輿情傳播到治理預期路線圖,貫通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機理分析—影響分析—政策分析”的科學化體系。輿情傳播有其自身的規律,伴隨輿情發生、發展和發酵過程,輿情形成的內驅和外驅要素不斷演變,輿情風險可能異化,進而影響社會安全、社會誠信、政策落實等。對理性輿情信息開展因果分析,反映過往治理政策、風險應對機制中存在的盲點、堵點等。這是以公眾觀點、情緒表達的“現象”為切入點,透過經濟、社會、安全的多維影響,研判形成更加健全的政策體系。

面向輿情風險識別、預警、引導,基于邏輯層次法(MIPS)指導開展過程融合法(DIIS)研究過程,提出輿情治理的“時、度、效”對策。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抓住時機、把握節奏、講究策略,從時度效著力,體現時度效要求”。利用“解析—融合—還原”外循環模式,圍繞公共政策、突發事件、事故安全等輿情風險重點領域,將輿情治理“時、度、效”需求解構為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預警、風險化解等系列子問題。MIPS?和?DIIS,相互迭代、螺旋式上升,不斷收斂至輿情決策服務應對策略中,架構了規范性學術研究和科學化智庫研究之間的橋梁。 

匯集綜合知識信息,DIIS?促進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融合貫通

DIIS?遵循“收集數據—揭示信息—綜合研判—形成方案”的過程框架,開展客觀、嚴謹、規范的學術研究(圖?3)。

“收集數據”實現輿情數據“多源化數據融合”

“收集數據”通過領域、人物、機構、地點、時間等本體信息,可構建面向具體領域的輿情知識表示和風險關聯關系圖譜,實現輿情治理需要的“多源化數據融合”。結合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問題及子問題分解,從“態勢評估”“民意反饋”“趨勢預測”“預警分析”“引導策略”等研究需求出發,采集新聞、自媒體、博客、問答等媒體信息,政務平臺網民留言信息、政策文本數據、各領域突發事件數據、利益相關者畫像數據、實地調研數據等。其中,媒體信息主要分析輿情傳播態勢評估、預測;政務平臺網民留言信息用于了解國家治理效能,了解公眾對治理的預期;政策文本數據分析治理的重點、舉措等;各領域突發事件數據用于考察風險傳導的過程、演變、成因等;利益相關者畫像著重于厘清影響輿情秩序的各方訴求;實地調研數據包括現場訪談、調查問卷等,借助線下的意見綜合,與網絡民意相互印證,形成輿情治理的引導策略,優化治理舉措。例如,課題組構建了“輿情大數據采集平臺”,建立包括重點領域、重點任務和突發事件的網絡信息數據庫;該數據庫不是局限于簡單輿情信息的采集,而是面向社會治理的大數據輿情體系構建。

“揭示信息”實現決策信息“多維度系統提升”

“揭示信息”過程充分運用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分析模型的特點和優勢,設計模型耦合的“接口”,實現“異質信息融合”,實現輿情信息來源質量“多維度系統提升”。“揭示信息”階段側重于“現實域”的分析研判,通過運用復雜網絡分析、因果分析、動力學模型、文本挖掘技術、仿真技術等方法技術,分析輿情傳播特征、意見領袖識別、輿情觀點聚類、情感傾向、傳播動力等。例如,課題組研究發現輿情的形成分為漸進模式和突發模式:漸進模式要經歷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由隱匿到公開的過程;突發模式主要體現了“刺激—反應”的機制。從輿情的傳播模式來看,可以分為鏈狀傳播、樹狀傳播、放射狀傳播、漩渦型復式→復合傳播。進一步,通過不同模型相互融合,實現不同尺度的特征聚合,可以深入挖掘輿情風險關聯的程度、速度、廣度,以及影響的范圍、對象、因素等。例如,運用主題模型挖掘網民觀點,劃定觀點屬性特征,利用相關性分析弄清不同觀點之間的關聯情況,然后通過計量分析了解影響輿情的關鍵驅動力。凝練突發事件輿情交互動力學機制,然后將這些動力機制應用在無標度網絡、小世界網絡、均勻網絡等不同拓撲結構的社交網絡中,研判不同傳播結構情境下輿情動向。

“綜合研判”實現輿情決策“多模態知識集成”

“綜合研判”引入專家智慧預測/預判輿情風險特征、觀點演化趨勢、傳播結構驅動、備選策略、治理影響等輿情趨勢,實現凝練共識與輿情決策的“多模態知識集成”。在專家遴選上,為了增強治理決策的可操作性、實用性,要涵蓋決策部門、宣傳部門、輿情研究等領域專家,組織綜合能力強的復合型專家對輿情治理問題進行全局性把握,凝練不同環節、不同領域的輿情治理方案。例如,課題組在開展輿情治理舉措遴選時,通過沙盤推演分析了嵌入、隔離策略在不同心理情境下的性能分析,最后通過與具體決策部門、媒體傳播部門溝通確定最適合的干預策略。針對謠言風險特征,課題組組織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等的專家凝練謠言的形成要素,從知識維度(信息常識性、信息新奇性、信息不可證性)、心理維度(信息動機性、信息共鳴性)、環境維度(信息歷史性、信息時空性)、傳播維度(信息權威性、信息外推性、信息真實性)提出謠言識別預警體系。在對“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傳播形勢分析中,與“一帶一路”投資企業、國家信息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中心等的專家研判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將面臨日益嚴峻的傳播數字化風險、社會兩極化風險、民族情緒不斷高漲等帶來的民粹主義情緒升溫,進而導致重大項目推行受阻、投入產出比升高等可能。 

立足服務決策需求,MIPS?解析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發展規律

MIPS?基于“機理分析—影響分析—政策分析—形成方案”邏輯框架,為輿情智庫研究提供了系統性、科學性、完整性的決策服務全鏈條政策分析指導。

“機理分析”開展輿情規律認知

“機理分析”重在運用學術理論指導認知輿情風險危害社會穩定的內在動因,結合輿情監測、預警、治理實踐,統籌把握輿情形成、演化、引導和干預等子問題的規律。牛文元以社會物理學為研究視角,提出“社會燃燒理論”,揭示社會系統劣質化過程。當前,逆全球化思潮、社會轉型期、傳播智能化等構成了我國社會輿情傳播的現實語境,境內外異見分子輿論“圍剿”、發展差異、城鄉差異、貧富差異、文化差異、民族差異、宗教差異等積聚社會矛盾、社交自媒體不斷壯大、傳播內容精準化引發社交圈層化等構成“燃燒物質”的集合,激發民眾表達各種各樣的議論、訴求和見解。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焦慮、社會張力、社會信任危機等負面心理催化“助燃”,最終在某個突發事件“導火索”的刺激下,引發社會輿論秩序失衡,加速社會失序甚至失控。此外,結合課題組多年的輿論治理實踐,從輿情熱度縱向的演化路徑,感知輿情宏觀發展態勢,量化輿情傳播時序規律,客觀解析輿情演進特征。從以往事件傳播趨勢來看,熱度平均持續時間為?7?天,輿情發酵到熱度峰值平均時間為?1.4?天,峰值后回落時間為?4?天。從輿情要素橫向的疊加機制,厘清輿情傳播的風險要素,基于經典的“5?W”分析法,分析要素與風險關聯情況,構建輿情傳播風險清單。例如,風險人群對輿情事件演化具有重要影響,一般“標簽化”的某類群體(如公務員、警察、城管、官/富二代等),可迅速燃爆輿論場。

“影響分析”聚焦輿論生態反饋

“影響分析”針對輿情治理涉及的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公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透過歷史域、現實域、未來域視角綜合研判風險,作為智庫研究成果服務決策的重要參考。“影響宏觀決策”是智庫建設的三大功能之一,輿情的決策影響體現在對決策的反饋效能。①關注輿情中對“政策工具”“政策成本”“政策公平”“政策預期”的討論,可以及時了解公眾對決策的認可度和接受度。例如,2021?年?10?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發布后,廣大網民提出房地產稅“為何收”“向誰收”“怎么收”“怎么算”“何時收”的“五問”。輿情中反映的突出問題,為下一步政策落實提供了方向指引。②關注輿情的負面影響,動態開展輿情風險監測。例如,課題組構建了網絡輿情指數,從數量維、能量維、質量維實時監測輿情風險,建立輿情風險評價體系,實現對輿情關注度、謠言擴散、組織動員等信息的社會破壞力動態實時監測。③關注輿情走勢與議程設置如何服務于形成改革的良好社會氛圍。例如,課題組組織專家研判?2022?年輿情走勢,認為應充分認識到復雜國際形勢下意識形態安全日益嚴峻,要防止境外輿情向國內倒灌;需要針對農村、學校和新社會階層等重點領域和重點人群,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貫、網絡平臺管控、關鍵人物和事件的監測等手段,防止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輿情危機;應對轉型壓力下經濟領域風險防范時,要加強民眾思想引導,發揮輿情解疑釋惑、理順情緒、化解矛盾的功能。

“政策分析”注重治理預期評估

“政策分析”注重風險管理、風險預測、風險控制,界定政策內涵、政策工具服務輿情治理的問題域,通過風險預測/預警、沙盤推演等評估輿情決策與社會預期差異。從輿情治理主體視角,以政府宣傳預期為切入點,分析政務信息與社會民意響應之間的不確定性因素,建立決策風險預警機制。分析政策關注焦點、政策關注區域、用戶特征分布、政策支持度、政策爭議度等,結合輿情風險點、風險發生概率和社會傳播影響,形成對決策風險的綜合評價。根據輿情的反饋效能,提出決策風險的防范措施,如優化完善政策方案和配套解讀文件;加強政策發布過程的輿情態勢監測,以及政策利益相關者的重點人群管理;健全輿情回應機制,豐富新媒體輿情傳播途徑等。圍繞國家將“輿情追蹤”作為社會風險預警重要內容的決策需求,從輿情治理工具視角,以治理預期為切入點,利用情景分析等技術,開展輿情風險治理量化評估。基于情景分析方法,通過仿真實驗、數值模擬等對不同治理舉措的輿情治理效果進行量化評估,對輿情治理不同策略開展適用分析、比較分析、因果分析。 

集成?DIIS?和?MIPS,提高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質量時效

當前,我國輿論場風險特點主要表現為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全球民粹主義思潮向國內滲透,網絡民粹主義泛政治化抬頭,利用新媒體手段控制和操縱民眾輿論,壟斷話語權,激化社會矛盾,影響和干預正常民主進程;風險高發重點集中在就業、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輿情表現為無所適從和搖擺不定,容易被敵對勢力利用,呈現意識形態化趨勢,沖擊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人工智能、云計算、虛擬現實等新技術變革網絡輿論生態,信息繭房、回音室效應加劇社會群體性極化。因此,別有用心者一旦利用網絡,煽動網民情緒,可能使得對抗行為發展到由點及面、從虛擬到現實、社會組織性更強的新形式。

輿情治理是社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內容,面向新時期輿情傳播環境、傳播媒介、傳播人群、傳播技術、傳播影響變革帶來的輿情治理新形勢和新挑戰。輿情智庫研究亟須準確把握新時期社會治理對輿情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重視輿情研究與決策需求對接,增強輿情研究的實踐性、操作性。智庫雙螺旋法構建基于學術研究與決策需求的輿情智庫研究科學范式,建構系統性的理論方法打通不同學科之間的研究邊界,提升輿情研究,服務于提升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決策效能。遵循還原思想和演生思想,利用“解析—融合—還原”外循環模式,對輿情風險因素、傳導機制、應對策略等進行解構,通過領域知識融合,形成整體解決方案。面向輿情治理的重點領域將輿情治理問題進行解析,將其分解為我國輿論演化的規律認知、輿論生態的多維影響、治理舉措的預期評估等子問題,進一步通過集成優化決策部門、治理機構、專家意見,形成輿情應對的方案集合。內循環下?DIIS?和?MIPS?指導輿情決策要素與循證思想進行有機結合。智庫雙螺旋法指導下輿情研究的架構創新通過“數據—信息—研判”過程將輿情研究的技術手段融入“機理分析—影響分析—政策分析—形成方案”的輿情決策需求中,在每個子問題上都通過數據層、模型層、知識層的科學分析,形成各個子問題的研究結論。具體來講,智庫雙螺旋法指導輿情智庫研究的先進性、科學性體現在?3?個方面。

通過?DIIS?和?MIPS?相互迭代、螺旋式上升,實現輿情研究“過程”和決策“邏輯”的有機統一,實現輿情治理學術基礎性研究和智庫決策性研究的有效融合。長期以來,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存在“平行線”問題,研究交叉的結合點和方式成為影響輿情決策效能發揮的痛點。智庫雙螺旋法以“會聚”思想為牽引,面向輿情“海量”“異質”“多源”的分析難點,通過“收集數據——揭示信息—綜合研判”橫向和縱向之間的過程會聚,實現從數據之間、信息之間、知識之間、數據和信息之間、信息和知識之間的交叉融合,破除學科研究范式之間的屏障。面向決策從輿情“小切口”找準治理“大問題”的實踐需求,運用“機理分析、影響分析、政策分析”厘清輿情形成演化內因、規律,分析輿情政策影響、社會影響、負面影響,全面掌握輿情生態真實情況;然后,通過引導和調整民眾社會預期,切實提升輿情監測、輿情決策、輿情治理實效。

智庫雙螺旋法指導構建輿情“生態—治理”正向反饋系統,在治理實踐不斷拓展的時空域中對輿情研究的再認識、再升華,逐漸豐富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內涵和外延。輿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國家治理的全過程都有廣泛聯系和深度影響,風險傳導速度快、級聯性強。要充分認識輿情治理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圍繞輿情風險監測預警難、新興風險阻斷難、社會風險管控難、技術治理監管難、輿論異化引導難等癥結;智庫雙螺旋法立足輿論生態系統的整體規律把握,重視拓展數據“量”、強化監測多領域“源”、綜合判斷風險波及“面”,系統解構治理問題、層層遞進形成方案。這就需要對某個具體領域的輿情態勢有長期跟蹤。例如,課題組服務國家相關決策部門,開展政務輿情的年度分析、季度分析;針對長期持續出現的系列輿情議題,建立包括輿情信息傳播、態勢演化、案例庫等,分析相關輿情事件爆發的周期、頻率等規律,形成對系列事件趨勢預測和主動應對的長效機制。

智庫雙螺旋法思想體系符合輿情治理與智庫研究規律和治理邏輯,是深入研判我國新發展階段經濟社會轉型、安全風險挑戰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的總集成。從認識論來看,智庫雙螺旋法是對輿情研究邊界“質”的拓展和拔高,以系統性思維為統領,突破單一學科認知局限,從決策者視角錨定了輿情支撐決策的關鍵問題,全面分析和揭示輿情風險與價值的內在邏輯和現實關聯。從方法論來看,智庫雙螺旋法為開展輿情智庫研究提供了“理論方法庫”和“分析工具箱”系統化方案,清晰界定和描述了輿情決策研究的治理內涵和實現路徑,避免唯“數據”、唯“模型”,而是突出其對決策的科學支撐能力。從實踐論來看,社會思潮紛繁復雜、輿論形勢瞬息萬變,必須做好儲備性、前瞻性研究,才能對決策需求進行“快速響應”,提升研究時效性。例如,課題組基于全球開源媒體信息庫GDELT,持續跟蹤媒體報道視角下的全球風險態勢。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迅速報送了全球媒體下的中國風險畫像研究,增強了智庫研究滿足決策需求的時效性。

(作者:李倩倩、劉怡君、馬寧、王紅兵,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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