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全球氣候變化是目前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巴黎協定》確立了將全球平均氣溫控制在較工業化前升溫低于2℃的目標，并為實現升溫低于1.5℃的目標而努力，以減少氣候變化的風險與影響。二氧化碳（ CO₂）是大氣中的首要溫室氣體，貢獻了約 66%的全球暖化效應。2020年，全球平均 CO₂濃度已達到 413.2 ppm的新高，且仍在繼續上升。根據眾多模型預測，在大氣  CO₂倍增（以工業化前  CO₂為基準）的情景下，全球氣溫將升高 2℃—5℃。為此，國際社會提出了全球 CO₂排放需要在 2025年前實現碳達峰，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氣候治理目標。

全球氣候治理不僅是人類社會共同應對全球變化的重要問題，還是人類歷史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文明成果。從關注人類生存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人類生態學視角來看，可以將全球碳達峰、碳中和（以下簡稱“雙碳”）行動的意義概括為： 是對人類種群及社會發展的模式的自我修正，也是對地球生物圈演變過程的有序人為干預； 是人類社會協同重構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重塑自然與生命共同體的實踐探索；是人類社會攜手管控地球系統物質循環模式及過程所實施的地球生態重大工程。這需要科技界從應對全球變化的視角尺度，深入理解地球生物圈自然演替規律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探討人類社會有序重塑自然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和技術途徑，設計人類社會協同調節全球生態環境的系統工程方案。

實現“雙碳”目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正確認識我國“雙碳”戰略的科學、經濟和社會意義，對順利實現“雙碳”目標，科學制定“雙碳”行動方略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策略性的指導作用。“雙碳”行動的重要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是中國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未來 50年社會變革、科技發展及民族振興的宏偉舉措；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政治承諾，落實《巴黎協定》溫控目標的自主行動；是改變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從根本上遏制生態環境惡化，促進“減污—脫碳”科技進步，催生新型脫碳經濟的倒逼機制；是驅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治理國土空間環境，建設富饒、美麗和健康的現代化強國發展目標的新引擎。

然而，中國“雙碳”行動面臨巨大挑戰。發達國家已經度過了農業及工業化的快速經濟增長期其 CO₂排放在經濟轉型和全球化過程中已實現了自然達峰目標，目前正處于達峰后的面向碳中和目標的新階段。但由于世界的材料工業和制造業等高耗能產業還處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過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依然處于  CO₂排放的攀升或平臺期。中國作為世界發展中大國，如何權衡社會經濟發展與“雙碳”戰略，形成“脫碳降碳—減排減污—擴綠增匯—持續增長”協同發展的新局面？如何制定社會發展與“雙碳”行動協調，且技術可行、經濟有效的行動方案？這些都是極具挑戰的重大戰略問題，也是統籌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及環境治理的重大科技問題。

本文在系統梳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碳中和方面的現狀基礎上，探索了中國“雙碳”行動方略，探討了實現“雙碳”目標的技術途徑，闡述了生態系統碳匯功能對“雙碳”戰略實現的潛在貢獻，分析了中國“雙碳”目標的嚴峻挑戰、統籌陸地-水域-海洋生態系統增匯途徑，以及面向應對全球變化與生態系統碳匯功能提升的生態學研究核心科學問題，希望能夠在國家“雙碳”戰略引導下，為制定具有韌性和適應性的系統解決方案提供科學理論參考。

全球“雙碳”問題現狀

“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數據顯示，2011—2020年全球的年均人為 CO₂排放量約為389億噸，其中能源消費和土地利用變化的碳排放分別占了全球碳排放總量的89%和11%；且其中48%的人為 CO₂排放滯留在大氣中，其余29%和26%分別被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吸收固定（圖1）。

基于  CO₂累計排放量與由 CO₂引起的全球表面溫度最高值增加量的近線性關系，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估算了全球1.5℃和2℃控溫目標（67%可能性）下的2020年后全球人為  CO₂允許增加的儲量分別為4 000億噸和11 500億噸。這意味著如果不采取任何減排措施，參照2011—2020年期間全球年均人為 CO₂排放速率（389億噸  CO₂/年），到2030年和2050年全球大氣溫升將會分別超過1.5℃和2℃。由此可見，全球協同控制人為碳排放，實施“雙碳”行動是人類社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同時，考慮到全球碳循環、大氣 CO₂濃度和升溫對大氣  CO₂移除過程的復雜非線性響應特征，實現全球“雙碳”目標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人為努力。

為了實現全球控溫目標，同樣需要重視非  CO₂溫室氣體排放控制，需要綜合所有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的氣候效應與通過自然和人為消納的溫室氣體氣候效應的中和，即所謂的全球氣候中和。基于全球氣候中和概念，在2100年大氣升溫控制在1.5℃目標下的2030年和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需要分別控制在約275億噸和70億噸 CO₂當量以內。然而以目前的排放情況估算，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在520億—580億噸 CO₂當量區間。單就  CO₂來說，預計排放量將于2025年達峰，其峰值約為420億噸/年，即在歷史發展模式下基本不可實現1.5℃的控溫目標。氣候模式分析表明，要實現全球1.5℃控溫目標，2030年和2050年的全球  CO₂年凈排放量需要分別控制在203億噸和 _5億噸 CO₂以內，并且至2100年應達到每年從大氣中凈固定102億噸  CO₂狀態（圖2）。據此推算，在2025年 CO2排放達峰的基礎上，2025—2030年和2025—2050年的全球  CO₂凈排放量每年平均需要減少約43億噸和17億噸，這樣方可實現1.5℃控溫及2050年全球碳中和的氣候治理目標。

中國的“雙碳”問題現狀

 CO₂排放

中國目前的  CO₂年排放總量及其占全球  CO₂年排放總量的比例已躍居世界首位，2019年的中國年  CO₂排放量（包括水泥+化石燃料）為101.7億噸  CO₂，約占全球當年  CO₂排放總量的28%（圖3），扣除土地利用變化的碳吸收（6.5億噸  CO₂），凈人為源年均碳排放量為95.2億噸  CO₂，其人均年排放量為7.32噸  CO₂，已經高出全球人均年排放量4.76噸  CO₂的平均水平。然而，從1959—2019年的人均累計 CO₂排放量來看，中國人均累計  CO₂排放量為175.5噸  CO₂，還遠遠低于歐美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甚至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僅是美國人均累計  CO₂排放量的15%（圖4）。

“雙碳”的量化任務

近期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的戰略原則，并制定了定量化的階段目標，為我國的“雙碳”行動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國人為源年均碳排放量大約為100億噸  CO₂，預計到 2030年碳達峰時期可能在 100億—110億噸 CO₂。由此可見，粗略地表述中國的“雙碳”量化任務就是：如何在維持預期的經濟發展目標前提下，通過未來 40年的努力，采用多種技術途徑消納當前每年約 100億噸  CO₂人為排放量（圖 5）。

一種具有參考意義的中國碳中和方案為：通過能源轉型和工業減排的努力，每年直接減排 70億—80億噸  CO₂的人為排放量，在 2060年前使直接人為排放量減低到每年 30億噸  CO₂左右的水平。針對這部分人為排放量，首先利用生態系統碳匯每年中和 20億—25億噸 CO₂，再采用工程性碳捕獲、利用及封存（CCUS）技術每年封存 5億—10億噸  CO₂，以實現人為碳排放與自然和人為碳吸收的碳收支平衡目標。該方案意味著將為國家發展留出每年 30億噸 CO₂左右的人為碳排放空間，即以生態系統碳匯鞏固和提升來換取維持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基礎性人為碳排量空間（圖5）。

實現“雙碳”目標的嚴峻挑戰

中國的“雙碳”目標是全球減排量最大、時間最短的國家行動，面臨著降碳任務艱巨、時間緊迫、科技支撐不足等問題。在現有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能源和產業結構條件下，要實現“雙碳”目標，應在確保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同時，盡快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脫鉤，這就需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及技術體系的巨大變革，須面對來自公民意識、生活方式、科學技術及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嚴峻挑戰。

經濟社會發展剛性需求的挑戰。站在“兩個一百年”交匯點，要實現富饒、美麗、健康的國家發展目標，就必須在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基礎上，到2050年翻兩番，趕上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如果以現有的能源結構與單位 GDP能耗計算，屆時的化石能源消費年排放量將高達390億噸  CO₂。如此背景下，如何權衡碳排放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是影響生態環境、人民福祉與國家發展權的重要挑戰之一。

能源脫碳轉型困難的挑戰。聚焦能源安全和能源自主可控的國家戰略需求，多快好省推進低碳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是“雙碳”行動的重點任務。然而，中國現在的能源多是高碳基的，化石能源占總能源消費的85%。即使2050年非化石燃料占總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理想的62.8%，但由于 GDP翻兩番時剛性能源需求量的增加，其化石能源消費的年排放仍將高達170億噸 CO₂以上。因此，如何平衡好發展與碳排放的關系，在更短時間內開發出綠色低碳的替代能源，盡快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脫鉤是最為嚴峻的挑戰。

產業結構調整困難的挑戰。產業結構調整是推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重要抓手，對實現“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我國工業產值占 GDP的30.8%，但工業能源消費占了65%的能源消費  CO₂排放量。我國的制造業以重化工業為主，高耗能產業龐大，卻又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相當一部分高耗能產品屬于國家戰略原材料，對市場供給穩定、產業體系完整和經濟穩步增長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雙碳”技術短缺的挑戰。科技創新是決定“雙碳”目標實現的根本動力。目前，我國“雙碳”技術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可以支撐“雙碳”行動的科技創新儲備不足，亟待開展問題和目標導向的顛覆性、變革性技術研發，尤其是在能源領域和產業結構調整方面。

自然生態系統碳匯功能有限的挑戰。在以能源供應與消耗為主的“雙碳”技術沒有取得重大性突破及大規模應用之前，生態系統碳匯功能在維持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基礎性人為碳排量空間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盡管我國分布著廣袤的高寒、荒漠、沙漠及鹽堿地等自然生態系統，但其碳匯能力有限，且受限于國土空間、氣候、水土資源和環境承載力等眾多限制因素，想要短時間、高質量實現“雙碳”目標可謂任重道遠。

中國“雙碳”的宏觀戰略

“雙碳”目標實現途徑

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是硬道理，技術創新變革是根本出路且發展路徑可以不斷優化。面對中國的“雙碳”任務，如何設定峰值目標、確定中和路徑是重大科技問題。應當立足國情、長遠布局，在大力發展能源轉型和產業減排技術的同時，致力于發掘生態系統碳固持和人為工程碳封存潛力，力爭在實現碳中和時仍然保留一定水平的化石燃料碳排放空間，這對于降低“雙碳”行動的經濟成本和抵御社會風險具有戰略意義。

實現“雙碳”目標的路徑并不是先驗的、定制的、一成不變的，它應隨著技術發展和社會需求而動態調整、不斷優化迭代，應該倡導采用國家戰略引導下的具有韌性和適應性的系統解決方案。筆者認為，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宏觀方略可以表述為：堅持“發展復興是硬道理，創新變革是根本出路，發展路徑必需優化”的基本理念；實現“倒逼能源和工業減排，促進技術進步和發展轉型；驅動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培育新型生態經濟”的“兩個宏觀目標”；著力“能源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生態環境治理”的“三路綜合”創新策略；通過“減排、增匯、保碳、封存”的“四舉并進”技術路徑大力發展新興脫碳經濟、增匯經濟、產業經濟及生態經濟。同時，在具體的戰略布局過程中，還需要落實技術變革與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減碳治污與環境治理、生態保碳與綠化增匯、國土空間利用與綜合治理、有機/無機碳匯與非 CO₂溫室氣體協同管理的“五個統籌”方面。

“三路綜合”的創新策略與“四舉并進”的技術途徑

“雙碳”目標的實現依賴于“三路綜合”的創新策略，即能源結構轉型的脫碳、產業結構調整的減排、生態環境治理的增匯，這需要構建3個方面綜合發展“三路綜合”技術體系（圖6）。①能源供應與消費端的替代脫碳、清潔化轉型。需要盡可能用太陽能、風能、水能等非碳基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發電和制氫，構建以清潔能源為主的“新型電力/能源供應系統”；力爭在居民生活、交通運輸、工業生產、農業、建筑等主要碳排放領域中，實現清潔電力、氫能、地熱能、太陽能等非碳基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消費。②產業結構綠色低碳化，發展新一代生態經濟。在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業，重點發展低碳流程工業、低碳建筑材料、綠色交通體系、化石資源低碳轉化等，建立新一代綠色低碳產業體系及生態經濟發展模式。③人為固碳路徑的生態環境治理。通過生態環境建設，土壤碳固持，以及大氣 CCUS等組合技術和工程抵消或中和基礎性的人為碳排放量。在關鍵性、顛覆性能源技術還沒有取得突破之前，通過人為生態工程建設，鞏固和提升生態系統碳匯功能，是最為行之有效、最綠色、最經濟、最具規模的技術途徑，還與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目標高度契合，可以認為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壓艙石”及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

“減排、增匯、保碳、封存”（以下簡稱“減、增、保、封”）是被廣泛認可的實現“雙碳”目標的有效途徑。我國的“雙碳”行動應該走出一條貫徹“減、增、保、封”協同并舉的技術途徑（圖6）。“減”是推動能源供給和工業消費技術進步，走發展脫碳和減排經濟之路，直接減少人為碳排放；“增”是利用生態工程及土地管理，增加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的碳蓄積和固碳功能；“保”是保護現有的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的碳儲存及固碳能力；“封”是采用地質工程、生物技術和生態措施捕集、利用與封存大氣 CO₂。

只有貫徹“能源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生態環境治理”的“三路綜合”技術變革，以及“減、增、保、封”的“四舉并進”技術路徑，才能夠低成本穩健地實現艱巨而宏偉的“雙碳”目標，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減排的沖突問題，實現科技進步、經濟轉型、污染治理、生態恢復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統一，形成“脫碳降碳—減排減污—擴綠增匯—持續增長”協同發展的新局面，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布局賦予必要的韌性和適應性。

“五個統籌”的宏觀布局

中國實現“雙碳”行動目標，需要堅持3個基本原則：推動社會發展和技術創新，強化節能減排；發掘生態固碳和工程碳封存潛力，保留適度碳排放空間；降低經濟成本和社會風險，培育壯大新生態經濟。在貫徹3個基本原則，以及“能源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生態環境治理”的“三路綜合”創新策略，“減、增、保、封”的“四舉并進”技術途徑基礎上，還必須在全產業領域、全域國土空間上落實“五個協調統籌”布局，全面推進“雙碳”行動與經濟社會轉型、產業減碳治污、生態文明建設、國土空間綜合治理及系統思維科學落實的融合統一（圖6）。

社會發展、經濟轉型與新生態經濟培育的協調統籌。以“雙碳”目標與生態建設統籌為雙驅動機制，加快由碳基能源的工業化社會向新能源的生態經濟社會的轉變進程，在保證宏觀經濟穩中求進的發展態勢下，引導新型生態經濟理論和市場的形成，建立國家、企業和公眾參與“雙碳”行動的激勵機制。

減排降碳、減排治污與大氣質量管控的協調統籌。溫室氣體與大氣污染物具有同根同源的本征特性，統籌“雙碳”行動與大氣污染防治是我國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力點，可為“事半功倍”地實現“雙碳”目標與清潔空氣提供系統性、多維度的解決思路與治理對策。

生態保碳、綠化增匯與美麗中國建設的協調統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本質性的終極目標是努力建設富裕、美麗、健康的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雙碳”目標無疑是新時代背景下生態文明建設最為有力的旗艦行動和抓手，生態保碳、綠化增匯既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途徑，也是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生態保障。

陸地-水域-海洋生態系統的增匯途徑的協調統籌。陸地-水域-海洋生態系統都發揮著重要碳匯功能，保護、鞏固和提升全域國土空間的自然生態系統碳庫和碳匯功能，綜合挖掘陸地-水域-海洋碳匯潛力，是落實“雙碳”任務的重要技術途徑。

有機碳匯-無機碳庫-非 CO₂溫室氣體的協調統籌。生態系統的土壤有機碳和無機碳共同決定著土壤碳庫變化。地表與大氣間的無機碳交換、地質過程的碳排放或吸收、非  CO₂溫室氣體的排放及溫室效應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因此，國家的“雙碳”行動如果僅著眼于生態系統有機碳循環過程的管控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統籌兼顧和準確權衡有機碳匯-無機碳庫-非 CO₂溫室氣體的協同關系，保證“雙碳”行動系統解決方案的整體性。

落實“雙碳”行動的科技支撐

“雙碳”目標驅動下的科技和社會大變革，將改變我國的傳統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分工及科學技術體系，亟待強有力的科學與技術支撐。為此，科技界應該圍繞“雙碳”行動和目標，重點開展以下7個方面的科學與技術研究（圖7）。

科學基礎。指導實現“雙碳”目標的科學基礎是全球氣候變化、全球碳循環及其互饋關系。目前，應用于指導“雙碳”目標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學問題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如地球系統和氣候系統演變，大氣圈與水圈、巖石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機制，以及地球地質系統、陸地表層系統、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社會經濟系統的碳循環及其相互作用等基礎理論問題。當前迫切需要回答的與“雙碳”目標直接關聯的基礎科學問題包括：新型能源和低碳產業的技術原理、碳中和措施的氣候效應、自然碳匯形成與維持機制、自然和人為碳匯的容量及增匯潛力、陸地和海洋碳循環與氣候變化的互饋機理、多種溫室氣體間的協同效應等。

觀測模擬。及時準確的科技信息是正確決策的基礎。一方面，在決策過程中需要及時而準確的信息；另一方面，分析決策行動的實行狀態及其行動功效需要科學觀測和評估。中國的“雙碳”行動需要構建行業、企業及區域的碳排放檢查體系；完善科學數據集成及模擬計量系統；研制新一代陸海聯動的碳循環模型、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模式及高分辨率區域氣候-生態-經濟模擬模式；構建陸地和海洋碳循環參數的立體化和網絡化的動態觀測體系；建立產業排放因子數據庫及高分辨率排放清單系統；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監測、評估、檢查、決策提供數據分析平臺。

能源結構轉型。能源結構轉型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根本途徑，其核心問題是準確判斷可供選擇的能源結構轉型技術途徑，理解能源轉型關鍵技術的科學原理、突破脫碳技術瓶頸的有效途徑。在減排技術方面尤為重要的是零排/減排、氫工業、儲能等關鍵核心技術。在能源領域，需要立足我國以化石燃料為主的基本國情，致力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潔利用、可再生能源、先進核能、儲能與多能融合等方面關鍵核心技術的多點突破、集成創新與綜合示范。同時，還需要借鑒國際上對能源消費結構的經驗與認識，充分發揮數字信息技術（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公民意識教育等路徑的重要作用。

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措施，其核心問題是基于新能源技術突破及能源替代進程、發展新型產業和社會系統的碳循環調控科學理論，建立新一代的多尺度科學研究范式，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的科學基礎。目前應著重關注的重要技術領域包括：低碳流程工業、低碳建筑材料、綠色交通體系的產業低碳轉型路徑、碳化工業及碳利用關鍵技術、新一代綠色低碳產業模式及工業體系。以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的傳統產業為重點，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

鞏固提升碳匯。利用生態系統固碳功能，保護植被、土壤及冰凍圈碳庫的穩定性、增強自然和人為碳匯功能被認為是最經濟有效且最具規模效應的碳中和技術途徑。中國區域的陸地和海洋碳循環規律和特性的認知雖然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依然存在眾多不確定性和知識盲點。其核心問題是理解生態系統碳循環過程機理及碳匯功能時空變異、生態系統碳匯與全球氣候變化的相互影響及互饋。在全域國土空間的碳匯功能鞏固和提升行動中，需要系統認知生態系統碳匯功能的穩定性、增匯技術的碳匯效應、可持續性及技術經濟的可行性，開發生物、生態及工程的碳捕獲、碳利用及碳封存新技術，評估分析重要生態功能區及國家層次的綜合碳匯管理功效。

國家戰略與路徑選擇。“雙碳”行動是涵蓋全域國土空間及全部行業和產業系統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重大變革，需要能源結構轉型脫碳、產業結構調整減排、生態環境建設增匯的3個領域協同推進的巨大系統工程，需要明確的國家戰略引導及優化的路徑選擇。國家、區域及行業的碳中和戰略布局及技術路徑選擇是“雙碳”行動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國家層次碳中和的核心問題是，在既定的國家發展目標和現有及未來的資源結構、科技和經濟背景下，選擇并優化潛在戰略和技術路徑，需要回答碳達峰時的排放峰值、碳中和的動態路徑、技術途徑和關鍵技術體系的迭代等脫碳減排的戰略問題，還需要回答與國家經濟穩定和能源安全相關的基礎碳排放空間、生態系統碳匯和碳封存的碳中和能力、中國及各區域生態系統的碳儲量和固碳能力、傳統生態工程和新型生物途徑的增匯潛力等重大科技問題。

協同治理與管理政策。應對全球變化的碳中和目標與國家生態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和生態恢復的目標高度契合，是一舉多得的國家治理措施。統籌全域國土空間的生態環境治理是落實基于自然的生態系統保碳增匯方案的具體措施，其核心科技問題是如何做到環境減污與產業降碳協同發展、氣候環境與人類健康和物種保護協同，以及國土空間管理與碳中和政策的協同。政策與管理是實現碳中和目標和行動的政治、經濟、法律保障，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從政策與管理層面統籌國家、省域及行業的“雙碳”路徑與社會經濟發展。目前需要著重解決的政策與管理問題包括：碳排放、極端氣候事件對社會經濟影響；增匯碳減排的產業政策、碳中和的經濟社會成本、碳定價及其監管機制與金融政策；顛覆性能源技術和碳移除技術政策、商業模式與監管機制；氣候適應能力評估和宏觀策略、氣候適應技術與政策管理；國家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報告和監測、認證和核查、國際合作與資金政策、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等。

中國的“雙碳”行動意義重大，是極具挑戰的重大任務，不僅需要政府、企業及民眾的共同奮斗，更需要科技界提供全方位的科學知識、關鍵技術、數據信息、管理政策等方面的科技支撐。在能源和產業減排領域，從國家能源安全和產業發展的視角，聚焦低碳能源和清潔綠色產業戰略需求，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大力推動化石能源高效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規模化開發利用、先進核能安全利用技術突破、儲能技術體系規模化應用，以及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和建材產業的低碳化技術變革。在生態系統碳匯領域，迫切需要系統開展生態系統碳循環過程、碳儲量及通量時空格局的綜合觀測，構建地基-空基-天基和社會統計的碳源匯監測體系，研究中國區域的碳收支過程機制、動態演變、地理分布和經營管理，集成評估陸地、水域及海洋生態系統碳匯功能，發展基于生態學原理的自然碳源匯演變過程與人為“減、增、保、封”的碳中和舉措整合分析理論和方法學體系。

（作者：于貴瑞、郝天象、朱劍興，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生態系統網絡觀測與模擬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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