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庫研究到智庫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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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關于各類戰略咨詢的智庫研究是提升國家科學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智庫研究具有多學科和多領域綜合交叉特征，涉及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領域思想方法和技術工具的綜合運用。其成果一旦被采納用于政策制定和發展戰略等決策，通常會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智庫研究往往具有成敗一次性的特征，其總體效果取決于一次最高水平的成功，而不像自然科學研究有“長板效應”。歷史實踐告訴我們，不科學的“智庫”產品反復實踐會帶來巨大的社會代價。有鑒于此，智庫研究應堅持科學導向，基于數據和證據，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開展研究，從而使智庫研究上升為智庫科學，形成符合智庫研究規律的智庫理論體系和系統化的智庫研究方法，在研究規范化、制度化和科學化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以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發展的戰略與決策。因此，智庫科學應具有科學研究的特征屬性——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通過不斷證偽和反駁的過程改進要素條件，最終形成客觀實用的智庫研究成果。
智庫研究科學化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
科學技術在智庫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智庫研究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世界發展百年之未有大變局中，其對公共政策制訂的影響愈發顯著。例如，美國智庫在政府決策中發揮了“第四部門”和“第五種權力”的作用。二戰后，美國政府進一步認識到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并通過制定新的公共政策，加強科學研究。其中，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以下簡稱“布什”）提出《科學：無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的智庫戰略報告起到了關鍵作用。
20?世紀以來，科學理論、技術創新與社會生活加速融合，三者之間關系日益密切。同時，當前學科交叉融合趨勢愈發顯著，新興學科不斷涌現，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強耦特征日趨明顯。科技創新深刻影響著社會進步和發展，并已成為當前和未來全球各國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科技創新不僅是各國公共決策的重要內容，而且其思想方法也越來越多地成為公共決策的邏輯基礎。美國大多數立法和政策都是通過對數據信息的科學分析加以大幅度改進。科學、技術與創新事關國家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等多個方面，包括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國際貿易、科技創新、公共健康、食藥安全、環境保護、生態治理等，與之相關的戰略決策需要科學化和專業化的智庫研究提供支撐并給出解決方案。因此，各國對于科學技術相關的戰略咨詢研究的需求不斷增長，同時這也對智庫研究的科學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新時代創新發展對智庫研究提出科學性的要求
面向國家治理科學化的目標，將智庫研究提升為智庫科學勢在必行。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智庫建設要把重點放在提高研究質量、推動內容創新上”，這為我國智庫發展提出了新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要求“大力加強智庫建設，以科學咨詢支撐科學決策，以科學決策引領科學發展”“充分發揮智庫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顯然，《意見》對智庫提出了科學性的高標準要求，將智庫的作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定位，以將智庫研究提升為智庫科學。智庫科學成果隨著時間推移有可能被證偽，也必將在不斷證偽過程中優化完善。以下的例子可以佐證這種看法。
2002?年，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草原保護與建設的若干意見》。為加強草原保護與建設，2003?年起我國開始實施退牧還草工程，后續相關部委逐步出臺了《草畜平衡管理辦法》和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這一系列的政策辦法出臺有效遏制了草原生態環境的惡化，極大改善了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農牧民草原生態保護理念逐步形成。然而，退牧還草這一系列政策實施過程中帶來了新情況和新問題，出現了新的草原生態退化問題。為此，中國科學院學部設立了“北方農牧交錯區草原利用與禁牧政策適時調整的研究”咨詢研究項目，旨在為禁牧政策的適時調整向國家提供科學的政策調整咨詢建議。彼時的好政策，因條件變化在此時被“證偽”。因此，必須隨條件變化而優化改進過去的研究成果，這才是決策科學化的體現。
智庫研究應提升為智庫科學
科學性是智庫研究的發展趨勢和必然要求
從智庫研究的基本理念來看，科學性是智庫研究發展的必然趨勢。事實上，作為智庫研究的發展新動向，新型公共管理的理念是把管理私營企業的一些思想方法引入公共管理領域，這對政府實施管理活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證據和數據為基礎（evidence based）制定政策正在成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思想。美國科學促進會前首席執行官拉什?·?霍爾特（Rush Holt）認為科學證據是一切決策的起點。科技戰略相關的智庫研究，由于有科學家的參與，更加受到科學研究思維影響，愈發注重證據、數據、邏輯與可證偽性要求。
從智庫研究的成果來看，科學性是對智庫研究的必然要求。在可證偽的基礎上，智庫研究應當給出不同初態輸入時的多種方案選擇。智庫研究是一類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面向社會實際應用，一旦被采用可能會產生重大的經濟社會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智庫產品的應用具有成敗一次性的特征，不科學的“智庫”產品的實踐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付出經濟代價。一個顯著的案例是?20?世紀?80—90?年代英國的瘋牛病疫情。英國瘋牛病顧問委員會索思伍德工作組（Southwood Working Party）的咨詢研究給出了錯誤的評估結論，即“牛海綿狀腦病不太可能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因此沒有建議政府禁止將患病牛組織作為人類食物售賣。這一結論到?1996?年一直作為英國政府相關決策的基礎。英國政府錯誤地采納了不太科學的結論，最終導致瘋牛病疫情波及整個歐洲地區，引起了全球恐慌，帶來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智庫產品的科學性是保證智庫發揮其應有的、正向作用的必然要求。
科技理性應是智庫研究的原則
注重智庫研究的科學性，就是要求智庫研究必須遵循科技理性的基本觀念。基于理性思考的質疑是科學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它的一種表現是“技術懷疑主義”（technological skepticism），即拒絕將技術作為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藥”。科技理性也可理解為默頓在《科學的規范結構》一文中總結的科學?4?項規范之一——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有組織的懷疑主義是科學方法論和制度性有序的共同要求。特別是，對科學技術樂觀主義的懷疑可以避免錯誤的知識成為“公共知識”，可以起到科學家、社會與政府之間互相監督的作用，是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質量控制的重要環節。
同時，科技理性也表現為拒絕將科學與技術看作是與社會、經濟和政治并立的獨立變量。科學與技術是社會運行的要素，在開展科技戰略咨詢等智庫研究時，必須把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的發展放在整個社會背景和政治經濟約束之中。因此，智庫研究要關注科學與技術發展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發展對技術進步的反作用，采取摒棄“技術樂觀主義”或“技術決定論”的基本態度。因此，我們基于科技理性的原則，探究科技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例如，針對是否制造氫彈的問題，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總顧委”）的科學家意識到氫彈試制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一個需要從社會、政治和道德的角度考慮的問題，特別是總顧委認為氫彈必定會用于攻擊平民。基于此，總顧委反對美國試制氫彈。這一事件被認為是總顧委體現科技理性的“技術懷疑論”的萌芽。總顧委從科技理性的角度在氫彈問題上秉持保留態度，這啟示了科技戰略相關的智庫研究在給政府提建議過程中，應當重點解釋一項技術在社會應用中不能做什么，而不是極力鼓吹能做什么。
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速，多數公眾以樂觀的心態看待科技發展，從而忽視科技蘊含的潛在風險和相關的科學倫理問題。智庫研究需要從科技理性出發，關注這些風險。例如，合成殺蟲劑?DDT（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的廣泛使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通過蚊蟲傳播的一些傳染病，促進了農業發展；然而，?DDT?的危害在當時并未引人注意。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一書向公眾警示了農藥的危害；持有“技術懷疑論”的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在肯定農藥對現代農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同時，支持了卡森的觀點，警告了長效農藥的危害，呼吁政府對農藥實行更為嚴格的控制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
20?世紀后期以來，生物技術的迅速發展促使生物學蓬勃發展，隨之帶來了倫理問題。例如，中國科學院、美國國家科學院（NAS）、英國皇家學會、英國納菲爾德生命倫理學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生命倫理學委員會、辛克斯頓研究小組（Hinxton Group）等機構或組織均對可遺傳生殖系統基因編輯作出了倫理建議，明確提出了嚴苛的規范標準。然而，近年也發生了違反科學精神和倫理道德的所謂科學研究與生物技術應用，如“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涉及科技的智庫研究應秉持科學態度，理性看待科學和技術的自身發展。總而言之，智庫科學的成果不僅應該建議能做什么，更要在科技理性的基礎上建議什么不能做——這就是科學倫理的真諦。
智庫科學中的可證偽性要求
智庫研究要成為智庫科學，就應該遵循科學導向及科學研究的范式與邏輯。可證偽性是一個科學理論的特征屬性。因此，一般的智庫研究要上升為智庫科學，它必須具有可證偽的特征。我們認為，智庫產出的戰略咨詢結果應該包含可證偽的要素分解，在不斷證偽的過程中，改進要素條件，形成面向實際問題客觀實用（甚至普適）的結論。
可證偽性能否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多有爭議。對于社會科學命題而言，自變量（條件要素）和因變量（智庫輸出）之間的因果存在著共因性和多因性關系（圖?1）。共因性是指自變量?A?是因變量?C?的必要條件，但還有其他自變量?B?也是?C?的必要條件（圖?1a）；而多因性是指?A?和其他一組條件?B1?共同作用才能產生?C，但是?A?和另外一組條件?B2?一起也可能產生?C。因此，?A?既不是?C?的充分條件，也不能證明它是?C?的必要條件，C?產生有很多原因（圖?1b）。有學者認為，證偽性要求難以適用于以上?2?類社會科學命題。
然而，從粗粒化的角度看，對于共因性問題（圖1a），可證偽性針對的是預言事件發生的概率，檢驗的是給定條件輸入?A，導致輸出結論?C?的概率有多大。若是僅僅考慮輸入?A，將其他因素視作隱變量而加以忽略，A?可以導致?C?的產生，但這個過程是概率性的。這種粗粒化過程，是抓主要矛盾建立科學模型的關鍵——物理學中概率性因果律就是這么產生的，而概率性描述也是量子物理研究的科學基石。忽略隱變量，對條件進行粗粒化處理，可建立由粗粒化的?A?引起結論?C?的概率性因果關系。從這種概率性因果關系角度，多因性也可以統一地進行粗粒化處理。在智庫研究中，由于多因性和共因性普遍存在，通常需要處理的便是確立概率性因果關系。
智庫研究通常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給定不同情況條件的輸入，輸出不同的建議或方案。由于條件不同，通常建議或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答案。例如，判斷我國未來科技投入總量，一個合理的智庫研究戰略咨詢報告可以是：基于當前的現狀，考慮不同的國內外發展趨勢的預判（Ak），給出各自條件下的戰略咨詢方案（Cl），而每個戰略咨詢方案中預測的條件發生是概率性的（圖2）。從粗粒化的角度講，可證偽性的要求是針對整個可能性的事件，而不能僅就一事論一事。決策者選擇哪種戰略方案，有其個人的執政風格，成功與否有其概率量化的“運氣”。
基于可證偽性要求，我們進一步討論智庫科學的技術性要求。通常，智庫研究具有時間依賴的敏感性特征。智庫研究只是從歷史和當下情境出發，對未來發展趨勢做出預判。因而，智庫研究成果通常具有一定的即時性，智庫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源于社會運行的不確定性及對趨勢發展判斷存在局限性，這種有效性會不斷降低，因此要不斷證偽糾正。有效性的降低，是受制于條件的變化，當輸入的初始條件?Ak?發生變化時，輸出的方案?Cl?亦概率性地隨之變化。智庫科學產品的優劣，不能僅僅考察其一次應用的成敗，而是要關注處理?Ak?變化的模型、方法及分析工具的長效性和科學性。因此，提出對智庫科學的技術性要求：智庫研究應基于準確、完備（合理選擇）的事實和數據，建立客觀的科學模型；通過創新定性研究方法，發展定量分析工具，給出有預測能力的客觀的戰略咨詢方案。
智庫科學可證偽性要求的典型案例——布什線性模型
布什關于科技發展的線性模型
二戰結束后，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布什咨詢如何將美國戰時積累的科學知識在和平年代充分利用以造福國民，以及政府該如何繼續研究活動等問題。布什團隊經過深入系統研究，提交給杜魯門總統的一份戰略咨詢報告——《科學：無止境的前沿》，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建議國家要支持基礎研究。《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中認為，基礎研究可以先不考慮實際應用需求，但會自動地成為技術發展的引領者。該報告中的這一思想被總結為科學研究的線性模型：從基礎研究出發，即使不考慮它的應用前景，也能自動地導致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最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時至今日，布什的思想仍然對美國科技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力。2020?年?2?月?26?日，美國國家科學院舉辦了紀念布什《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一文發表?75?周年的研討會，會議高度認可了布什?75?年前的遠見卓識，展望了美國未來科學事業發展。2020?年?5?月美國議員分別向?116?屆國會兩院及?2021?年?4?月向?117?屆國會參議院提交的《無盡前沿法案》?可視為對布什思想的繼承與發揚。2021?年?1?月15日，當選第?46?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在提名埃里克?·?蘭德擔任總統科學顧問和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的同時，向他寫了一封信；信中充分認可了《科學：無止境的前沿》75?年來對于美國的重要作用，并向蘭德提出了?5?個關于美國未來科技發展的問題?。美國政界和科技界在近期的一系列舉動，顯示了他們充分認可布什思想在過去?70?多年及未來對于美國的重要性。
線性模型的局限性及巴斯德象限模型
《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事實上確保了美國政府在二戰后繼續支持基礎研究工作，但其中蘊含的科學研究線性模型卻不斷地遭到質疑。其根本原因是?20?世紀?50?年代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界限正變得日趨模糊，很多面向應用的研究也可以成為重要的基礎研究。在布什之后，美國國家科學理事會（NSB）首任主席詹姆斯?·?柯南特認為應該拋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二分法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性研究（uncommitted research）和計劃性研究（programmatic research）；1964?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主席沃特曼則將基礎研究分為自由（free）基礎研究和任務定向（mission oriented）基礎研究；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主席布勞徹則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進一步細分為基本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戰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和指向研究（directed research）。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弗拉斯卡蒂手冊》（Frascati Manual）自第二版開始，將基礎研究分為純基礎研究（pure basic research）與應用基礎研究（oriented basic research）。
雖然布什關于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簡單區分不斷受到質疑甚至“被證偽”，但歷任美國政府都十分重視其中心主旨：國家主導的科學研究應當面向基礎研究、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學術界在科學發展實踐中不斷地改進和豐富布什的線性范式的表述和內涵。唐納德?·?斯托克斯通過分析路易?·?巴斯德的研究發現，巴斯德的研究既是應用研究又是基礎研究。斯托克斯認為，在布什的線性范式中，巴斯德的研究應該同時在基礎研究端和應用研究端。為了準確定位巴斯德的研究，斯托克斯把布什的一維線性模型拓展為以基礎和應用為坐標軸的二維平面模型，巴斯德所從事的研究便能在斯托克斯的模型中找到其應屬之地。斯托克斯將這一模型稱為“巴斯德象限模型”（圖?3）。
布什模型的生命力
斯托克斯的巴斯德象限模型發展了布什的線性模型，也能夠很好地解釋很多科學研究。由雷達啟發的強激光技術發展過程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基于雷達發射源的新技術探索，產生了從微波激射器到激光的一系列原創性基礎研究和技術突破，進而引發了眾多與激光相關的產業（如數字多功能光盤?DVD?技術）發展，催生了一批與激光相關的基礎研究領域（如非線性光學、量子光學、超冷原子分子物理等）。同時，源于長距離探測和位置分辨精準的實際應用需求驅動，雷達研發引發了啁啾脈沖技術的誕生；啁啾脈沖技術被巧妙地引入激光領域之后，突破了產生強激光的關鍵瓶頸；而強激光技術進一步被應用于慣性約束核聚變這一有軍事戰略應用前景的基礎研究領域之中。從雷達到激光再到慣性約束核聚變，這一過程體現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復雜互動關系，是巴斯德象限研究的一個經典案例（圖?4）。仔細考察這一系列互動關系，從微波激射器的研究到激光的誕生再到激光產業的發展的局部過程，體現了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技術發展的布什線性過程（圖?4?虛線部分）。因此，我們認為布什的線性模型是當前科學、技術和發展之間非線性循環關系的局部線性化表示。
從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觀點來看，布什的線性模型具有較大的普遍性和較高的預測精確性，相應也具有較高的可證偽度。盡管布什的線性模型理論上存在著爭議和弊端，如上述雷達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并不如布什所描述的截然可分、存在著非線性關系；然而，考察布什提出線性模型的時代背景與戰略需求，布什的線性模型的確在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布什的線性模型在說服政府資助基礎研究的同時，也在保持科學共同體獨立性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如盡管牛頓力學無法解釋微觀粒子運動規律，但依舊可以闡釋宏觀物體運動，雖然布什模型在科學發展規律方面無法給出精確的詮釋，但是作為一種可理解的模型可以促進政府與科學家之間建立可信賴的契約關系，在保護科學共同體獨立性的同時確保基礎科學的穩定資助，而政府也可從中獲得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布什的線性模型是科技戰略咨詢相關的智庫研究“可證偽”的典型案例，它在不斷證偽、改進過程中發展、貼近應用現實，引導了美國科技?70?多年的長足發展。
結論
布什的線性模型是智庫研究提升為智庫科學的一個典型案例，具有較廣泛的普遍性和較高的精確性。布什的報告影響了美國二戰以后的科技發展，并且對世界很多國家的科技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盡管很多學者對布什的線性模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是布什模型的生命力一直延續到當下，成為美國政府資助基礎研究的重要理論依據。
我國智庫研究的發展要走上科學化的道路，需要以科學導向引導智庫研究從“軟科學”提升為“硬科學”——智庫科學。智庫科學理應滿足科學的基本屬性——可證偽性；智庫科學理論和成果在不斷地證偽過程中優化和改進要素條件，形成客觀有用的智庫理論和結論。其實，智庫科學的可證偽性與科學研究的有組織的懷疑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在有組織的懷疑過程中，才能不斷對智庫科學進行證偽。
在智庫科學研究過程中應在科學技術領域秉持有組織的懷疑精神，充分認識到技術的優點，但也不可忽視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摒棄盲目的“技術樂觀主義”或“技術狂熱主義”的態度，也不應持有純粹的“技術懷疑主義”（完全不接受技術帶來的進步）。這?2?種極端的態度本質上割裂了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孤立地將科學和技術視為社會發展的獨立變量。默頓認為“科學是一種社會體制的規范結構”，是一種“牢固的社會體制”。因此，智庫科學切不可將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分離開來，智庫科學就是要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發展對社會可能帶來的影響，以科技理性的觀念看待鑲嵌于人類社會之中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科學”。 （作者：王鑫、張慧琴、孫昌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