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我國是一個草原大國，草原總面積?392.8?萬平方公里，約占全球草原面積的?12%，草原面積位居世界第一。從我國各類土地資源來看，草原約占國土面積的?40.9%，是耕地面積的?2.91?倍、森林面積的?1.89?倍，比耕地與森林的面積之和還要多?15%。因此，草原是我國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我國的草原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的半干旱、干旱和高寒地區，是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綠色屏障。同時，草原作為可更新的生物資源，是牧民群眾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和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依托，也是我國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戰場。

由于氣候變化（如溫度上升、極端降水和干旱事件發生頻率增加等）、超載過牧、草原管理水平的相對落后，我國?90%?左右的天然草原處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狀態，而草原的大面積退化又引發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和民生問題。一方面，草原退化導致其生態服務功能顯著下降。草原生態功能是指草原生態系統固有的生境、生物學性質或生態過程，是草原提供生態資源的先決條件和維持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主要包括初級生產功能、碳匯功能、氣候調節功能、水源涵養功能、防風固沙與養分固持功能、環境凈化功能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功能。草原的退化導致植被覆蓋度和初級生產力降低、碳循環源-匯關系失調、氣候調節能力下降、土壤養分和水分保持能力下降、河流干涸、湖泊萎縮、生物多樣性降低，以及蟲鼠害、沙塵暴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直接威脅國家生態安全。另一方面，草原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制約了草原牧區畜牧業發展。2015?年，全國?268?個牧區半牧區縣（旗）中的?152?個是國家扶貧的重點縣，占總數的?57%。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國主要牧區牧民收入以傳統的草地畜牧業為主，收入來源較為單一，增長緩慢。調查顯示，2000—2016?年我國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52.3%，遠低于同期農區居民純收入的增長幅度（人均增長率為?435.2%）。2017?年，我國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四川六大牧區的牧民人均收入比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低。分析原因，草地退化是限制牧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草原成為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對推進草原生態恢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草原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責任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但是，如何恢復退化的草原，有效解決草原牧區生態、生產、生活的“三生”問題，探索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子，是我國草原牧區生態文明建設的迫切需求。

我國草原的分布與特點

我國草原的類型與分布

我國的草原根據所處地區的自然條件一般分為四大類，即溫帶草原、高寒草原、荒漠區草原和南方草山草坡。其中，溫帶草原主要分布在我國北溫帶半干旱區，包括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松遼平原，面積約?106.7?萬平方公里；從東向西，隨著降水量逐漸減少，依次細分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與荒漠草原等草原類型，以飼養綿羊和肉牛為主。高寒草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海拔一般在?3?000?米以上，面積約?126.7?萬平方公里；高寒草原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一類草地，主要飼養牦牛與藏羊。荒漠區草原分布在新疆的天山、阿爾泰山、柴達木盆地和內蒙古的阿拉善地區，以山地草地、山麓草地和荒漠綠洲為主，面積約?60?萬平方公里，主要飼養細毛羊和駱駝。南方草山草坡，多為森林破壞后的次生草地或海拔較高的中高山草地，面積約?66.7?萬平方公里，具有較好的水熱條件和生產潛力。

我國草原的主要特點

我國的草原由于所處環境受水熱條件的制約，呈現?3?個特點：牧草生長具有明顯的季節變化。主要受到氣候要素的影響，通常表現為單峰曲線——夏秋牧草生長快速，冬春則生長緩慢或停止生長，由此導致季節間飼草供給嚴重不平衡。物種組成豐富，生物多樣性較高。一般溫帶草甸草原每平方米大致有?20—30?種植物，典型草原?15?種左右，荒漠草原?10?種左右，高寒草甸可多達?40?種以上。豐富多樣的草原植物是我國最重要的天然植物基因資源庫。牧草飼用價值高。我國天然草原的植物，特別是一些優勢種，如羊草、針茅屬植物、嵩草屬植物等，均具有較好的飼用價值。其中，禾草的粗蛋白含量達到?8%—16%，豆科牧草粗蛋白含量達到?15%—26%，適口性好，十分適宜放牧。

我國草原恢復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草原恢復現狀

當前，我國草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大面積退化。所謂草原退化是指由于人為活動或不利自然因素所引起的草原（包括植物及土壤）生態質量衰退，生產力、經濟產出及服務功能降低，環境變劣及生物多樣性或復雜程度降低，恢復功能減弱或基本失去。事實上，我國的草原形成于百萬年前，利用歷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已超過?4?000?年），草原農墾的歷史亦逾千年，比世界其他幾個草原大國早得多。但是，草原大面積退化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到?20?世紀末最為嚴重，退化草地已占到草原總面積?90%?左右。

為了保護、建設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生態環境，維護生物多樣性，發展現代畜牧業，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985?年?6?月，針對我國草原大面積退化的問題，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這使我國草原管理進入了有法可依的法制化管理階段。2000?年以來，我國草原地區陸續實施了“京津風沙源治理”“退牧還草”“天然草原保護”“石漠化治理”“草原監測預警”等多個重大生態工程。其中，“退牧還草”工程是草原生態建設的主體工程——從?2003?年開始實施，到?2018?年中央已累計投入資金?295.7?億元。2011—2018?年，我國又在內蒙古、西藏、新疆等?13?個主要草原牧區省份，組織實施了“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國家累計投入資金?1?326?億元。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草原退化的勢頭，但是迄今，我國草原“局部好轉、整體惡化”的態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到?2017?年，內蒙古草原總體已經恢復到接近?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

我國草原恢復面臨的問題

天然草原的生態與生產功能配置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草原牧區畜牧業一直嚴重依賴天然草原，導致草原長期處于超載過牧狀態，各牧區實際載畜量一直顯著高于草原的載畜能力。從根本上講，這是人們普遍重視草原的生產功能，而忽視其生態功能，導致二者配置不合理造成的。據測算，我國草原每年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約?8?697.68?億元，而通過畜牧業實際實現的價值僅為?150?億元。因此，從生態經濟學角度看，以追求畜牧業產值為核心而忽略其他生態功能的草原畜牧業是得不償失的。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草原生態與生產功能的合理配置變得尤為關鍵。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天然草原應以恢復與保護為主，以充分發揮草原防風固沙、涵養水源、固碳釋氧等生態功能；在此基礎上，科學合理地利用草原，發揮其生產功能。

天然草地恢復的目標需要細化和明確。2021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制定的《關于加強草原保護修復的若干意見》指出，到?2025?年，草原保護修復制度體系基本建立，草畜矛盾明顯緩解，草原退化趨勢得到根本遏制，草原綜合植被蓋度穩定在?57%?左右，草原生態狀況持續改善。到?2035?年，草原保護修復制度體系更加完善，基本實現草畜平衡，退化草原得到有效治理和修復，草原綜合植被蓋度穩定在?60%?左右，草原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顯著提升，在美麗中國建設中的作用彰顯。到?21?世紀中葉，退化草原得到全面治理和修復，草原生態系統實現良性循環，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格局。這一綱領性文件為我國草原的全面修復和保護提出了清晰的時間表和總目標。但是，退化草原的恢復是一個植被動態演替的過程，中間要經歷多個演替狀態或階段。對于一個具體的退化草原生態系統而言，草原恢復的目標需要細化為草原植被恢復演替的狀態，也就是我國不同類型的草原分別需要恢復到一個怎樣的演替階段。中度干擾理論認為，適度干擾的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最高，而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多功能性密切相關，因此適度放牧利用的草原是多功能性最高的系統。同時，放牧優化理論認為，草原初級生產力在適度放牧強度下可以達到最高；也就是說，經過優化的放牧管理方式可以提高草地初級生產力。基于這些生態學理論，結合我國草原的特點及多年來我國草原恢復的實踐，我們認為，我國天然草原恢復的目標可以確定為“生物多樣性高、生產力水平高、生態系統結構完好”的適度利用的近頂極群落狀態。由于我國草原分布區域遼闊，類型多樣，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草原需要因地制宜確定其近頂極群落的結構與功能指標。

退化草地恢復缺乏突破性和顛覆性的技術。目前，我國天然草原的恢復仍以圍封禁牧、輪牧、休牧等減輕放牧強度的技術為主。但是，依靠上述草原恢復技術，需要較長的年限才能完全恢復草原植被的結構和功能。部分草場實施了淺耕翻、切根、補播等技術，但是多數措施的效果不理想。補齊草原恢復的技術短板，關鍵在科技。科研人員需要根據不同的草原類型、不同的退化階段和不同的限制因子，研發一系列共性和專性的恢復技術。

草原放牧管理技術相對落后。放牧是草原最廉價、最有效的利用和管理方式。但是，我國大部分牧民的放牧管理還處于原始自由放牧階段。部分牧戶在國家項目支持下采用了劃區輪牧等技術；然而，由于我國北方草原牧草生長只有?5—6?個月的時間，該項技術由于圍欄造價高、實用性差等原因而無法普及。目前，以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但在我國放牧管理中的應用還有待加強。

我國退化草原恢復的對策

基于“以小保大”原理，合理配置草原的生態與生產功能

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使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黨的十九大提出了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建設美麗中國的壯美藍圖。草原的功能定位也迎來了歷史性的轉變。草原利用應該遵循“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原則，而生產與生態功能的合理配置是關鍵。生態草牧業“以小保大”的原理，為天然草原生態功能與生產功能的合理配置提供了基本遵循。“以小保大”原理是方精云等提出的草原牧區發展生態草牧業的基本理論之一。其核心內涵是：在草原牧區利用不足?10%（甚至?5%）水熱條件適宜的土地，建立集約化的高產高效人工草地，提供發展畜牧業所需要的優質牧草（一般來說，人工草地的牧草產量是天然草原的?10?倍以上），從根本上解決草畜矛盾；對其余?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進行保護、恢復和適度利用，實現其生態與生產功能的雙提升。這一理論是基于我國人工草地與天然草地的實際生產力水平提出的。大量的研究已經證明，在同一區域，人工草地的生產力可以達到天然草地的?10—15?倍，如果以蛋白質產量計算，則是天然草地的?20—40?倍（圖?1）。

以構建近頂極群落為目標，采取自然恢復與人工輔助恢復相結合的措施，加速退化草原的恢復

自?20?世紀后半期我國天然草原發生大面積退化以后，草原恢復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但是，關于我國退化草原恢復的目標尚無統一認識，而確定科學合理的恢復目標是制定具體恢復措施的基礎。如果以長年圍封樣地為代表的“草原氣候頂極群落”作為恢復目標，生產實踐中很難實現。根據中度干擾理論和放牧優化理論，我們認為我國草原恢復的目標以“近頂極群落”狀態比較適宜，而不必恢復到“氣候頂極群落狀態”。所謂“近頂極群落”是指在物種組成等群落結構特征上與“氣候頂極群落”相近，生物多樣性得以保持，生態系統結構完好，生態功能與生產功能完善、草-畜關系協調的草原群落。程積民等的研究表明，在黃土高原的退化草地，圍封?10—15?年可以進行合理利用，而不必恢復到原生的頂極群落狀態。Buterfield?等突破了“原生植被群落最好”的傳統認知，把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而不是當地物種組成結構，作為恢復的目標，取得了成功。因此，我國天然草原恢復以構建近頂極群落為目標是適合的。

目前，我國退化草原恢復的途徑主要以減輕放牧壓力的自然恢復為主，即依靠植被的自我修復能力恢復退化的草原植被。在退化程度較輕，土壤種子庫和地下芽庫充足的條件下，這一恢復路徑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原，僅依靠自然恢復，進程十分緩慢。在減輕或者免除放牧干擾的基礎上，通過人工輔助措施，可以使草原得以高效快速恢復。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在呼倫貝爾草原和錫林郭勒草原的恢復實踐表明，通過“生物促芽、養分增效、水肥同步”的人工輔助措施，可以使中度退化草原在?2—3?年內實現快速恢復。在青藏高原“黑土灘”型退化草地的恢復治理中，研究人員引入垂穗披堿草（Elymus untans）、冷地早熟禾（Poa crymophila）、中華羊茅（Festuca sinensisi）等優質禾本科牧草，先建立人工草地，然后逐漸演替到自然植被，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上述實踐表明，我國退化草原的恢復可以采取自然恢復與人工輔助恢復相結合的措施。

根據不同草原類型，研發退化草原高效快速恢復技術

長期以來，依靠自然恢復是我國天然草原恢復的主要措施。但迄今為止，我國內蒙古草原只恢復到?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內蒙古草原在?20?世紀?50?年代的牧草產量是每公頃?1?912?千克，到了?20?世紀?80?年代僅為?1?050?千克，下降了?40%—60%。因此，對于一些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原，完全依靠自然恢復，進程十分緩慢。

要加快退化草地恢復的進程，關鍵在科技。我國天然草原類型多樣、利用方式和退化程度不同，其恢復的限制因子也不相同。因此，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的草原找出恢復的限制因子，針對性地研發突破性技術，從而使退化草原都能得以高效快速恢復。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在呼倫貝爾生態草牧業試驗區的試驗示范結果表明，采用退化草原快速恢復技術，能夠使中度退化的草原在?2—3?年內牧草產量由每公頃?870?千克提高到2330—2600?千克，提高近?2?倍（圖?2）；優質牧草比例由不足?17%?提高到?67%—81%，提高?3?倍多。這些結果啟示我們，只要技術方法得當，我國退化的天然草原是可以高效快速恢復的，不僅表現在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還體現在優質牧草比例的恢復。但是，此類技術還相當缺乏。需要針對不同的草原類型，明確主要的限制因子，研發適合的高效快速恢復技術。

研發動態草畜平衡的智能放牧系統，實現草原可持續利用

草畜平衡是草原利用的理想范式。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在降水量低于?400?毫米，降水年變異高于30%?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區，植物生長隨降水變異而高度漲落，難以核算穩定的環境承載力，很難實現真正的草畜平衡；也就是說，在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區，運用靜態載畜量進行草畜平衡管理是僵化和不可取的。在此背景下，動態的草畜平衡管理是下一步草地放牧管理的重要方向。其中，智能化高頻輪牧模式在國際上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為我國草原放牧管理提供了借鑒。這些新型模式將電子圍欄、智能傳感器、家畜智能穿戴設備等信息元素植入放牧管理系統中，對草地的飼草產量和家畜的采食行為進行實時監測，通過高頻輪牧（大約?2—3?天為一個輪牧周期），使草地實現更長時間的休養生息（圖?3）。此方面的技術目前方興未艾，對于草原可持續利用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加強依法保護草原力度，根據草原保護狀況進行補助和獎勵

《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是草原保護與建設的根本法律依據，歷經?2?次修訂。目前，需要加強執法力度，特別是對于破壞草原植被的行為要依法懲處。對待草原要像對待耕地一樣，設立基本紅線制度，確保我國天然草原功能的完整性、分布的連續性和利用的可持續性。自?2011?年開始，我國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草原生態補獎項目資金按行政區劃逐級下撥，最后直接給到參加禁牧或輪牧的牧戶。這項政策對于草原的生態保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問題是一些地方項目資金沒有與草原恢復與保護的成效掛鉤，可能陷入“破壞—保護—再破壞—再保護”的惡性循環中，并需要源源不斷的資金投入。隨著高分衛星影像技術、無人機技術、物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等新技術的應用，建立草原生態保護動態后補償機制的時機已經成熟。每年對草場的植被進行監測和評估，對于草場植被恢復和保護好的牧戶，給予補助或獎勵；對于沒有達標牧戶，減少或停止獎勵或補償；對于導致草原嚴重退化的牧戶，要有一定的懲戒措施。這樣，從法制和政策層面，建立起草原恢復、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管理機制。

當前，我國草原牧區?152?個貧困縣已經全部實現了脫貧，區域性的整體貧困得到了解決。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其中，對草原牧區，要完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穩步恢復草原生態環境。草原的恢復、保護和合理利用，迎來了新的機遇。2020?年，中國科學院前瞻性部署了“創建生態草牧業科技體系”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其中，“天然草地恢復技術與近頂極群落構建”項目，以我國典型區域的典型退化草原生態系統為對象，匯聚院內外多學科、多部門、多單位的科技優勢，破解草原恢復的限制因素，研發適合不同類型草原恢復的技術體系，將形成覆蓋我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地和南方草地等主要草原類型的恢復模式群，為我國退化草原的全面恢復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作者：潘慶民、孫佳美、劉偉，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植被與環境變化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生態草牧業工程實驗室；楊元合、李昂、彭云峰、薛建國、黃建輝，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植被與環境變化國家重點實驗室；夏昊，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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