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甬軍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2020年春天以來，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并帶來國際資本市場巨大的動蕩。這既是對世界防疫體系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更是對全球化體系的一個大考。一些學者認為，這次疫情將終結全球化，迫使各國重新審視全球產業鏈風險，實體產業回歸本土。我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傳播和最終治理的結果將會終結原來的全球化時代，并會以強大的力量推動國際社會進入一個新型的全球化進程。

這輪全球化從三十年前冷戰結束發端，以發揮各國比較優勢為出發點，以資金、商品、人員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為特征，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高效的產業體系和鏈條，大大推動了全球的經濟發展，但也存在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各種地緣政治和全球熱點問題屢屢發生的缺陷。國際社會雖已設立了一些協調機制，如G20等，但對于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傳播卻反應遲鈍，基本上是束手無策。所以通過這次病毒的全球傳播和最終治理，國際社會將進一步加強協調，推動形成更高層次的對新型全球化的共同認識。這種新型全球化并不是再退回到過去各個國家各自為政的狀況，而是要設計和建立一種既重視經濟發展，又注重社會治理，既有平時協商制度，更有危機時刻緊急協調和執行機制的治理體系，注意稟賦充分利用和貧富差距遏制內在平衡機制的全球化體系。

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六年前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四年前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對這個新型全球化的一個基本的設計構思。這次疫情傳播和資本市場動蕩，將全球利益共同體的特征反映得淋漓盡致，它會倒逼人類責任共同體的設計和運行。而這兩者的結合和聯動，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體現。因此，在舊的全球化經過如此一“疫”逐漸消失之際，又會催生新的全球化的誕生和發展。而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治理客觀上又充當了新舊全球化轉化的＂催化劑＂。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加快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本途徑就是繼續發揮“一帶一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性作用。

六年來，“一帶一路”已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一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平臺。開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就是實現這個過程的具體路徑。這實際上反映“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者之間的聯系：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引領新型全球化，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理解了這一點，就可從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治理這個新的角度來認識“一帶一路”的意義與作用。這可用供求結合的模型來說明。在疫情的防控和治理方面，中國的現有的供給要素有兩個：第一個是防疫產品和產能。中國是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并在防疫阻擊戰取得了重大進展，因此中國現在有充足的抗疫產品產能，抗疫產品的生產能力充足。第二，中國具有抗疫的豐富經驗和比較先進的技術，在全世界領先一步。現在世界各個國家還處在中國抗疫初期的水平，對新冠病毒防護和治療的經驗和技術還比較缺乏。所以現在可創造一個抗擊新冠病毒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模式，以進一步豐富“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當然世界各個國家也正在創造阻擊新冠病毒的各種模式和經驗，特別在病理的科學研究方面有許多重要的突破。可以為中國的抗擊新冠病毒提供幫助和指導。中國當然歡迎這些好東西。中國也可與這些國家合作開展科學研究，在合作中學習和提高。最后獲得的利益可以為全人類的發展服務。

“一帶一路”的這個新的國際合作模式還將推動全球治理結構的改革。在這次疫情中，過去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弱點暴露無遺。通過全球“一帶一路”國際抗疫合作新模式的實施，如全球先后有上百個項目進行合作建設與交流，就會逐步改變由生產力決定的經濟基礎。而在經濟基礎調整之后，全球治理結構這個上層建筑必然要隨之改變，從而為新型全球化的發展提供新的治理機制。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是由實質性的行動來支撐的。今年新出現的全球疫情治理需要“一帶一路”新的合作模式。它的內在性質和發展機制又決定了它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所以，推動發展新型全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需要新行動。開展“一帶一路”全球疫情治理合作，惟此時為然。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項研究項目《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19VDL004）前期研究成果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