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黃河源區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包括黃河干流唐乃亥水文站上游約?1.22×10⁵?km²?的集水區，占黃河流域總面積的?16%（圖?1）。黃河源區年徑流量為2.002×10¹⁰?m³，占全流域年總徑流量（利津站）的37%。黃河源區是黃河流域最重要的產流區、水源區及生態涵養地，素有“黃河水塔”之稱，對流域中下游地區和我國北方的農業生產、用水安全、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全球氣候變化和日趨頻繁的人類活動影響下，黃河源區的區域氣候、水分循環特征以及植被覆蓋條件在近年來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進而可以對中下游地區的水資源安全、生態環境保護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和經濟地帶，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區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計。盡管黃河治理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難和問題。必須通過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著力加強生態保護治理等手段，方可保障黃河長治久安、促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生活、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實現這一長遠的戰略目標，必須明晰黃河源區近?30—50?年，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氣候水文變化特征，并深入分析和總結源區植被覆蓋變化的特點，從而厘清黃河源區的水文循環規律及機理，最終為有效應對黃河源區及全流域所面臨氣候變暖、水資源短缺和生態惡化等問題提供科學依據和對策建議，并為有序適應氣候變化提供理論基礎。這不僅是當前備受關注的氣候學和水文學前沿科學問題，也是水資源科學管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熱點問題，更是準確把握當前黃河源區面臨的主要挑戰、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最基本前提和關鍵。

本文綜合回顧了現有針對黃河源區氣候水文和植被覆蓋變化的研究，并基于站點觀測、格點融合觀測、陸面同化及衛星遙感等多源數據，對黃河源區的氣溫、降水、蒸散發、河川徑流量和陸地水儲量等主要水文氣候因子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變化趨勢進行了統計分析；并利用高分辨率土地利用數據庫分析了黃河源區草地退化的特征；最后，基于上述結果，針對黃河源區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給出了思考和對策建議。

黃河源區氣候與水分循環特征的變化

黃河源區地處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干旱-半干旱”過渡地帶，呈典型的大陸性高寒氣候，年均降水量約?487.9?mm（1956—2016?年）。源區流域內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和盆地為主，土地覆蓋以草地、灌木和裸土為主，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由于地處東亞季風的邊緣地帶，西太平洋副高的強度和位置變化可導致東南暖濕氣流對源區水分的補充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致使源區降水在年際和季節尺度上的振蕩較為明顯，這是黃河中下游歷史上旱澇交替劇烈、干旱和洪水災害頻發的主要原因。因此，黃河源區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點，決定了該地區對氣候的變化極其敏感。近?60?年來，在氣候變化影響下，黃河源區的降水、氣溫和徑流等關鍵氣候水文因子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CRU（Climatic Research Unit）的格點融合觀測資料（圖?2）可以看出，黃河源區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降水總體呈現出不斷增多的態勢，其長期趨勢達到?7.28?mm/10?yr（P<0.01）。其中，1951—2000?年，黃河源降水變化非常平穩，僅以?3.76?mm/10?yr?不顯著的趨勢呈微弱的增長；但自?2001?年之后，降水量以?3.22?mm/yr（P<0.1）的速度迅猛增多，幾乎是?1951—2000?年增速的?10?倍。可以說，黃河源區增多的降水是改善當前及未來源區甚至整個黃河流域水資源狀況的基本先決條件。然而，前文已經指出，黃河流域的地理氣候特點使得降水的年內分配集中于汛期（每年6—9月）且年際變化劇烈，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通過水資源的調蓄來進行旱澇的防治仍然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從降水的年內分配變化來看，黃河源區的降水集中指數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呈現出減小的趨勢，也就是說降水趨向于更均勻的年內分配，這對于潛在蒸散發能力較大且處于升溫背景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區來說，增加的降水將有相當部分被損耗于額外的蒸散發。因此，降水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可利用水資源量的增多，更不代表水資源狀況的最終改善。黃河源區增多的降水是否有可能、有條件轉化為有效的、可利用的水資源，尚需在未來進一步嚴謹和全方位地研究和論證。

在全球變暖的影響下，從?CRU?氣溫資料可以看出，黃河源區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表現出了顯著的升溫趨勢，約為?0.07℃/10?yr（P<0.01）。氣溫升高對水文循環最主要的影響體現在?3個方面：區域蒸散發（evapotranspiration，ET）增強、冰川融雪增多和凍土層退化。

作為區域水循環的重要因子，ET受溫度的影響最為直接。自?1951?年以來，黃河源區的潛在蒸散發呈顯著增加趨勢，達到?2.29?mm/10?yr（P<0.05）。自?2000?年之后，在氣候變暖、升溫加速的作用下，黃河源區?ET?的增加相對于?1951—2000?年更加明顯，高達?6.01?mm/10?yr。在我國西北內陸地區，區域蒸散發是水儲量的重要損耗部分。也就是說，在進入?21?世紀以來，黃河源區的水分正面臨著由于?ET?迅速增大而加劇損耗的嚴峻局面。盡管從區域水儲量的角度來看，降水的增速快于?ET，降水與?ET?之差依然顯現出增大的趨勢，但由于?2000?年之后無論氣溫還是?ET?都有快速增加的趨勢，可以預見，在未來因升溫導致的?ET?損耗依然將會是黃河源區及中下游地區水資源狀況改善的嚴重制約因素。

積雪和冰川的消融是氣溫升高影響黃河源區水資源的重要表現之一。積雪和冰川是影響高寒山區水循環的重要因素，也是主要淡水水源之一。高寒山區的冰川對河川徑流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同時扮演著水汽源和匯的雙重角色。在枯水年，高溫少雨使得冰川消融加強，可對河川徑流有所補充；而在多雨低溫的豐水年，大量的降水被儲存于冰川，一定程度上又會減少河流的水量。黃河源區的冰川主要分布于阿尼瑪卿山脈，覆蓋面積約為?125?km²。在氣溫升高的影響下，黃河源區的冰川和積雪呈現出持續的退縮狀態，其縮減面積遠大于臨近的長江源區。據統計，黃河源區的冰川萎縮始于小冰期最盛期；自?20?世紀?60?年代至?2000年，源區冰川面積縮減達到?17%（約?0.5%/yr），縮減速率約?10?倍于小冰期最盛期至?1966?年。自?2000?年以后，黃河源區的冰川和積雪持續消融，引起所在區域的湖泊面積擴張、深度增大以及陸地水儲量（terrestrial water storage，TWS）的增大。盡管期間有個別冰川存在前進現象，但無法扭轉整體的退縮趨勢。除了冰川之外，融雪也是高寒山區徑流的來源之一。除了增加河川徑流量之外，融雪還能改變徑流的年內分配，進而影響中下游的水資源調配。黃河源區的積雪主要分布在巴顏喀拉山主峰的周邊地區，年最大積雪深度約為?140—250?mm。近?40?年來，由于降水的增多，黃河源區冬季和春季累積積雪增加了?60.18%，但變化較為平緩，幅度不大。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黃河源區的融雪時間在升溫的影響下不斷提前，使得春季徑流增加，夏季徑流減少，年總河川徑流量顯著減少。春季徑流的增多使得徑流提前進入河道和水庫，一方面增大?ET?損耗，另一方面使得中下游水庫在春季的蓄水壓力增大。為防御汛期夏季洪水，黃河源區中下游水庫（如龍羊峽水庫等）會在春季進行放水，這就導致提前融化的水量因風險規避而被放走，間接造成水資源的浪費。此外，有研究表明，黃河源區的冰川和積雪消融導致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湖面增加會產生湖泊效應，與局地對流降水存在一定的正反饋效應，但受限于研究時段和假設前提，該結論尚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總體而言，盡管黃河源區冰川積雪的融化會在某些時間段增加徑流，但同時也會增加損耗（增加的?ET?和水庫放水），這使得徑流增加的總量非常有限，并且在長時間尺度上，靠冰川積雪的消融來補充水資源顯而易見是不可持續的。黃河源區的地理條件和脆弱生態使得該區域積雪冰川的觀測和模擬的難度較大，冰川積雪水文過程與陸面生態和區域氣候的相互作用機制也非常復雜。因此，如何借助當前先進的空天地一體遙感技術對該區域加強監測，為冰川積雪及其變化的分析和數值模擬提供對比和驗證的依據，是未來黃河源區水循環研究的重要課題。

凍土層的退化是黃河源區氣溫升高所導致的另一顯著變化。在黃河源區存在著區域性的多年永久凍土和季節性凍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氣候升溫和人類活動的影響，黃河源區的凍土發生了區域性的退化，主要表現為凍土深度的減小、地下水的升溫、永久凍土層向季節性凍土的轉變。凍土退化可加速高寒山區生態環境的惡化，也能夠改變地表的能量水分收支，對區域水循環和氣候有重要的反饋。目前，針對黃河源區凍土的變化已開展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結論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例如，馬帥等發現，1972—2012?年黃河源區多年凍土只有少部分發生退化，退化的凍土面積為?833?km²；同時，針對未來情景?RCP?2.6、RCP?6.0?和?RCP?8.5濃度路徑下的研究結果表明，直至?2050?年，黃河源區多年凍土退化為季節凍土的面積差別并不大。而根據金會軍等的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黃河源區氣溫以?0.02℃/yr?的速率持續上升，加上日益增強的人類經濟活動，導致了源區凍土的區域性退化。其中，多年凍土下界普遍升高達?50—80?m，最大季節凍深平均減少?0.12?m，淺層地下水溫度上升?0.5℃—0.7℃，氣候變化對凍土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同樣，黃榮輝和周德剛研究發現，由于黃河源區?20?世紀?80—90?年代的明顯升溫，并持續到?21?世紀初，這使得黃河源區凍土的深度不斷變淺，凍土上層位置不斷下移，進而導致了多年凍土層變薄，甚至個別小范圍的多年凍土層消失，而季節性凍土層變厚。受觀測條件和現有數據積累的限制、數值模擬的難度及機理機制理解的不全面，目前對黃河源區氣候變化影響下的凍土退化研究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需在未來進行更加充分的監測、分析和驗證。

基于黃河源區上述氣候變化特征，一些綜合評判指數和指標也被用于分析該地區的干濕變化，得到了許多具有參考價值的結果。例如，張艷芳等指出，從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和標準化降水-蒸散指數（SPEI）來看，黃河源區?2000?年以來總體上均呈波動上升趨勢，即植被覆蓋狀況略有好轉，干旱程度有所降低，僅源區中部及諾爾蓋生態區干旱程度略有加劇，黃河源區總體而言氣象干旱呈現出緩解的趨勢。任怡等基于修正的地表水分供應指數，發現?2000—2013?年黃河上游源區段該指數由干旱逐漸轉為正常偏濕潤。Yang?等^]基于多組帕爾默干旱強度指數（PDSI）的分析表明，黃河源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氣象和水文干旱均有緩解的跡象。盡管如此，正如前文所言，氣象和水文干旱指標和指數所能夠反映的干旱緩解，是否能夠真正有效地改善黃河源區水資源狀況，尚需進一步翔實的研究論證。

黃河源區河川徑流量的變化

黃河源區的河川徑流既是整個黃河流域水資源的最主要來源，也是黃河流域諸多水電站發電量的直接保障，其變化直接決定了黃河源區水資源狀況的優劣，對我國北方的國民經濟意義極其重大。然而，從徑流量的角度來看，黃河源區近?50?多年的水資源狀況不容樂觀。自?20?世紀?60—90?年代，黃河源區的平均徑流量的總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尤其是重要水文觀測站吉邁和唐乃亥的汛期徑流量均表現為下降趨勢，而非汛期的徑流量有所上升，這與降水集中度的變化相一致。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黃河源區的徑流發生突變，表現為徑流量的急劇減少。據統計，在?1995?年之后，黃河源區甚至出現了斷流的現象，并且次數不斷增多，范圍和持續時間也不斷加大。盡管相對應的，黃河源區?20?世紀?90?年代的降水也呈現出減少的趨勢，并且在年代際尺度上，黃河流域的徑流基本由氣候變化所決定。但周德剛和黃榮輝指出，該時間段徑流的減少并不能完全用降水量和強度的變化來解釋。從趨勢上看，徑流的減幅幾乎?2?倍于降水的減幅，并且在時間上更加集中于汛期。其主要原因是除了降水之外，氣溫及其決定的?ET?同樣是影響徑流的重要因子。張國宏等的研究表明，在黃河源區，地表徑流與氣溫的相關性要好于與降水量相關性。從圖?3?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也是黃河源區氣溫與?ET?急劇增大的時期，并且由于降水的年內分配逐漸變得均勻，這進一步加劇了單位降水的?ET?損失，從而使得產流進一步減少。

從唐乃亥和蘭州水文站?1956—2016?年天然和實測年徑流量的對比來看，黃河源區唐乃亥站以上集水區天然和實測徑流量幾乎相同。該區間內人類取用水較少，龍羊峽水庫以上基本無水利水電工程，人類活動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而在蘭州站以上集水區天然和實測徑流量對比來看，兩者已經顯現出一定的差別，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實測徑流量明顯低于天然徑流量。1956?—2016?年，蘭州站以上集水區天然和實測徑流量均呈現出減少的趨勢，其中天然徑流量減少趨勢為?0.84×10⁸?m³/yr，而實測徑流量減少趨勢則為?1.16×10⁸?m³/yr，高于天然徑流量的減幅。以上分析表明，作為水資源的最直接來源，黃河源區的河川徑流量正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共同影響下不斷減少，水資源狀況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黃河源區陸地水儲量的變化

TWS?代表了區域內所有形式的水分總和，是綜合表征地表、地下、植被、冰雪和土壤水的重要指標。2002?年美國與德國聯合發起的?GRACE（Gravity Recovery and Climate Experiment）計劃試驗，利用地球重力場的變化來反演陸地水儲量的變化，用以分析區域水分平衡及收支，在全球不同流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對于黃河源區而言，在?GRACE?衛星?TWS?數據所能覆蓋的?2002—2015?年，TWS?呈現出顯著增加的趨勢（1.26?mm/yr，P<0.03），但增加的速度越來越慢；而蘭州站下游區域的?TWS?呈明顯減少趨勢，且減少速度在加快（圖?4）。造成該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黃河流域巨大的耗水量。黃河流域需為全國?15%?的耕地和?12%?的人口提供用水，這使得整個流域用水壓力巨大，因而黃河流域已成為全國人均水資源最為匱乏的地區之一。由于上游和源區的來水有限并在不斷減少，中下游地區的地下水因農業灌溉連年超采，已在華北地區形成了嚴重的地下水漏斗，致使源區下游的?TWS?呈現出下降趨勢，這說明流域水資源的形勢極其嚴峻。

在?GRACE?數據較為完備的?2003—2015?年，黃河源區降水量和蒸散發量均呈現不明顯的減少趨勢，但是地表蒸散發減少的速度超過降水量，即年總降水量-年總蒸散發量（P-ET）表現為增加的趨勢。在該相應的時間段內，黃河源區河川徑流量呈現不顯著的增加趨勢，但是其增速要快于?P-ET，其中極有可能是融雪在徑流增加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黃河源區植被覆蓋的變化

草地是黃河源區地表最重要的植被覆蓋，占整個源區面積比重高達?80%。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地表覆蓋能夠通過有效改變影響地表的水分、能量和輻射的分配及平衡，進而影響水文過程、水熱循環和區域氣候。地表植被覆蓋的退化能引發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冰川退縮、凍土退化湖泊萎縮、生態惡化及碳匯喪失等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因此黃河源區的草地退化一直以來是地學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

眾多的研究表明，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草地退化是黃河源區近?30?年來最主要的土地利用/覆蓋變化（Land Use/Cover Change，LUCC）的主要特征，具體表現為草地面積減小、草場質量下降和荒漠化土地面積的增加。源區草地退化的空間特征主要表現為草地的斑塊化、破碎化和分散化；20?世紀?70?年代—2004?年草地持續退化，而?2004?年之后由于源區進入暖濕周期，加上生態建設工程等舉措的實施，草地覆蓋狀況有所好轉。以黃河源區草地退化狀況最嚴重的兩個縣——達日縣和瑪多縣為例：20?世紀?70?年代中期—2000?年，達日縣發生退化的草地總面積約占全縣面積的?29.39%；瑪多縣約有?70%?的天然草場面積發生退化，其中大部分為重度退化，這說明過去?30?年間黃河源區的草地退化程度是非常嚴重的（圖?5）。除了源區自身變化比較之外，與長江和瀾滄江源區相比，黃河源區的?LUCC?同樣有著較大的變化幅度。邵全琴等通過不同土地覆蓋指標對比三江源地區的?LUCC?進行對比評估的結果表明，無論是植被覆蓋減少期還是增多期，多個指標都顯示出，相比長江源和瀾滄江源，黃河源區是三江源地區地表覆蓋變化最明顯、最劇烈的區域。這說明除了氣候變化導致的源區降水和蒸發量的變化之外，由于地表下墊面改變等因素改變源區水熱平衡，從而影響徑流量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草地退化導致黃河源區植被覆蓋率不斷降低，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土壤的水分涵養能力日益薄弱，土地出現有沙化的趨勢，從而影響源區的綜合水源涵養功能，地下水位降低，進一步使得產流減少，水資源狀況惡化，這將直接威脅到源區的水土保持及中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用水安全。因此，黃河源區的草地退化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更是一個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

圖5 1970—2008年黃河源區草地退化狀況

數據來源：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的全國土地利用數據

黃河源區水資源利用及生態保護的對策及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民在治理開發黃河方面開展了大規模的工作，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著眼于生態文明建設全局，在水沙治理、生態環境及發展水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當前黃河流域的發展現狀卻不容樂觀，依然面臨著突出的困難和問題：洪水風險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脅；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保障形勢嚴峻；發展質量有待提高。黃河源區對于整個黃河流域意義重大，黃河源區的生態環境能否進一步恢復，以及河川徑流量能否維持并滿足中下游巨大的用水需求是解決上述困難和問題的重中之重。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保障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提出的治理黃河流域?5?個方面的要求，黃河源區在當下和未來的發展規劃中必須充分考慮、協調并解決好以下?4?個方面的問題。

始終將黃河源區生態環境的保護放在首位。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本身就是高質量發展的首要前提，必須在國家總體規劃的基礎上和嚴格制度的保障下，始終將其放在首位。事實上，面對黃河源區不斷退化的生態和脆弱的環境，早在?2005?年，國務院便已批準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主要以退牧/退耕還草還林、惡化退化草場治理、水土保持等為主要任務和內容。目前，應在前期政策和規劃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具體規則并強化執行力度，有效落實到具體的對策和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合理利用天然草場，加強保護，防止天然草地進一步退化；在合理利用草地資源的基礎上，積極有效地進行保護和恢復。根據草地的覆蓋狀況和退化現狀，因地制宜，通過指定放牧區域、減少放牧強度，杜絕過度放牧，使植被逐漸恢復；必要時可適當采取圍欄、封山、封灘育草等臨時措施。在綜合考量區域水分土壤條件的前提下，播種優良的牧草品種，使退化草地和部分裸地盡快恢復生機，保證黃河源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和諧有序地共存。

嚴格保障黃河源區河川徑流和水資源的有序開發利用。河川徑流和水資源是制約地區發展水平和上限的決定性因素。黃河源區是黃河流域的主要產水區，要實現流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必須從根本上改善黃河源區的水環境，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黃河源區需要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水土保持，以提高區域水資源的承載力。在源頭地區要科學實施水資源綜合管理，嚴格控制用水總量和效率；調整源區農業種植結構，規范種植模式，適當壓縮種植規模；合理規劃黃河源區的發展規模、承載人口和上游水電建設設施的開發規模，推廣節水措施和高效率灌溉技術（噴灌及渠系改造等）；杜絕圍湖造田等侵占水體的不合理生產行為，嚴格禁止重工業、高耗水和重污染產業，并在條件具備時，配合生態環境保護進行地下水的適當回補等補救措施。需要從制度上增強政府水資源管理職能和能力建設，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條例，以最大程度減輕氣候變化和人類取用水對黃河源區水資源的負面影響，降低水安全風險，努力探索水資源分配的優化方案，實現水資源的有序開發利用。

從整體和全局的角度，充分協調黃河源區內農、林、牧和自然生態的和諧共存。黃河源區地處生態較為脆弱的高寒地區。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氣候變暖、草地退化、水土流失以及日益頻繁的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生態平衡遭破壞，切實保護黃河的生態，必須站在整體和全局的角度和高度，視整個黃河源區的氣候、陸面、冰川、水文、土壤及人類等組成因子為一個有機整體，并以此高度和視角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行區域規劃、政策法規制定，進而指導對策、措施的執行和評估。必須協調平衡好自然生態和人類活動、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本區域發展和中下游地區保障之間的關系；要站在科學的角度，合理布局源區內農業、林業、畜牧業、人類居住區和自然保護區，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保障流域高質量發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社會環境。

將有效應對、有序適應黃河源區的氣候變化提升到戰略的高度。氣候變化是黃河源區生態環境和水文循環變化的主要驅動因子，主導著區域降水、蒸散發及徑流的發展變化，也決定著流域在較大空間尺度和較長時間尺度上的旱澇轉變。盡管進入?21?世紀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治理黃河源區生態方面已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收效依然較為有限，其重要原因是未能足夠重視氣候變化對源區生態水文過程的決定性作用。因此，為有效配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這個重大國家戰略，在不斷加強氣候變化研究力度、拓展研究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必須把氣候變化提升到黃河源區管理、治理和規劃的戰略性高度，并以此為依據和前提來制定應對和適應策略。倡導實施有序適應氣候變化，既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全力應對和減緩氣候變化及其對生態和水資源帶來的不利影響，又要尊重自然規律，適應氣候因素中不可避免的變化，從而使得保護與治理雙管齊下，充分貫徹“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理念，保障黃河源區乃至黃河全流域的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使黃河真正成為造福社會和人民的幸福河。（作者：鄭子彥、呂美霞、馬柱國，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東亞區域氣候-環境重點實驗室。 本文得到黃河勘測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彭少明提供的黃河源區天然/實測徑流量相關數據。《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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