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某個小城市生活的程建生,房子前后各有一個小廣場,景色優美適合養生。也正因如此,手機的鬧鐘功能幾乎從未使用。

每天早上6點,樓前小廣場準時響起“精忠報國”的音樂,接著響起陣陣有力的扇子聲。用程建生的話來說,這是要給他打足一天好好工作的“雞血”。

幾乎同一時間,樓后的小廣場也不甘示弱地傳來了中老年廣播體操的音樂。

到了傍晚時分,一群大媽則準時出現在程建生家樓前的空地上。她們伴著激情歌曲,動作一致地抬手轉身。程建生很是反感:“她們剝奪了我安靜看晚霞的權利。”

即使是通過微信的語音功能,但程建生的苦惱與無奈還是順著網絡毫不掩飾地傳遞到記者耳中,“每個人都有可能被廣場舞困擾,但沖突起來對雙方都有傷害”。

同樣遭遇廣場舞煩惱的還有李曉娟。一年前,李曉娟辭職回家考研。然而,就在她焦頭爛額地刷題時,廣場舞激昂的音樂傳了進來。

起初,李曉娟試圖交涉。她下樓和跳舞的大媽協商,希望對方能把音樂聲音調小點,“她沒正臉看我,說‘你把窗子關了不就小聲了’。我當時就懵了,竟無語凝噎。然后看著她把聲音調小,我也就算了,說了聲‘謝謝’上樓回家”。

沒料想,第二天,廣場舞的聲音又回到了當初的音量。李曉娟又跑到樓下,“我和她們解釋了原因,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她們看了看我,沒說話,音樂又關小了一點,于是我又上樓回家了”。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漸漸地,李曉娟都不想下樓了,直接在窗口向下喊,“聲音要大到類似咆哮,因為不咆哮不帶怒氣,就會被直接無視”。

“接下來,同樣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是精確回放。”李曉娟無奈地說,她后來煩了,戴上隔音耳麥關上窗子,但還是能聽到廣場舞的音樂聲。

一個多月后,居住在李曉娟樓下的鄰居也“忍無可忍”,因為鄰居的兒子上初三,需要安靜學習。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用李曉娟的話來說,就是一場“居民區世紀大戰之嘴炮斗”。

“吵得面紅耳赤,結果是接下來的幾天沒跳廣場舞了。”李曉娟說,可是好景不長,幾天之后,廣場舞的音樂卷土重來,而且有更甚之勢。

這次,李曉娟決定再次單槍匹馬前去理論。

“你要么小點聲,要么換地方,不然我報警了!”

“你報什么?”

“報警!”

“你報吧,看誰敢抓我們。”

隨即,李曉娟報警。

“在等民警來的時候,我被圍攻,諸如‘你家不用電視啊’‘這也算吵’‘你搬家好了,搬別墅去’‘你不講道理’‘對老人這樣還報警,你沒素質’等,不絕于耳。”李曉娟回憶說,“協警趕到后一直勸我,那幾位大媽見狀越戰越勇。之后,我被暗示向那些大媽道歉,居委會和物業也被扯了進來。”

按照李曉娟的想法,道歉可以,但底線不能動,所以表示“換個時間、換個位置或者聲音小點都行”。

“誰知道,我剛說完,她們那邊就炸了,說‘我想啥時候跳就啥時候跳’‘換位置,摔倒你賠錢’等。”李曉娟說,最后只能不歡而散。

程建生的遭遇幾乎如出一轍。

在小區空地跳廣場舞的大媽認為,來提意見的程建生就是“砸場子”的。每次理論都是一番激烈交鋒,雙方互不相讓,辱罵聲、呼喊聲夾雜在舞曲里,“簡直就是一場鬧劇”。最后,不歡而散,各自悻悻而走。

“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程建生不愿過多提起當時的場面,“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這種事太丟人。”

跳廣場舞,不僅因噪音引發居民與跳舞者的沖突,因為場地有限,廣場舞隊伍之間還可能發生糾紛。

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兩隊來跳廣場舞的大媽因為場地爭執起來,雙方各不相讓,爭吵得面紅耳赤,甚至互相推搡,眼看就要動起手來。這樣的情景,近年來并不鮮見。

“都是當爺爺奶奶的人了,還在大街上因為這些小事大打出手。”曾經親眼目睹此類糾紛的北京市民林峰西搖搖頭說,“就不能體面地跳支舞嗎?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大媽們有自身的問題,但這更加考驗政府的管理智慧。”

采訪結束時,李曉娟給記者發來一條微信:難道資源有限,就要按“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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