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走訪長三角部分制造業企業發現，很多企業開展了“智能制造”，推動效率品質提升，帶動平均收入水平增加，促進用工結構改變，不斷增強整體競爭力。

據了解，“智能制造”的方向不是簡單地用機器去取代人，而是用機器輔助人。實施“智能制造”后，制造業主要減少的工作將是技術密集度低的簡單體力勞動，同時增加就業，主要是高端技術和技能崗位；換上的是智能化生產線和信息化生產管理系統，對生產工人的技術水平、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與此同時，“智能制造”開展過程中，資金、設備、人才等方面問題凸顯，成本和收益必須考量，政策體系有待細化完善。

提質增效再造流程

生產線上，機械臂輕松抓起一塊鋼化側板；工廠通道里，AGV搬運機器人“按圖索驥”有序托運各區域物料；指揮平臺上，每位電梯維修保養人員的路線軌跡實時顯示……在杭州西奧電梯有限公司偌大的智能工廠里，記者看到，大部分生產線都只有三五名技術人員在管理，他們利用電腦動動手指、發布指令，一群機器“工人”立即響應。

該公司工業工程經理張雪健介紹，通過實施“智能制造”，公司生產過程自動裝備的數控化率提高至80%，生產良品率提高至99.8%，生產線自動化工位占比提高至70%以上，人均生產效率提高60%以上。

記者在長三角等地走訪發現，“智能制造”成為地方政府和制造業企業應對招工難、用工貴問題的有力舉措，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

徐工集團董事長王民介紹，企業通過智能工廠建設，關鍵工序自動化焊接率從40%提升至90%，產品一次交驗不合格率降低至1%，焊接、數控一人多機水平提升至1人10機和1人3機，在線檢測覆蓋率達到80%。

嘉興捷順旅游制品有限公司業務總監徐潔瓊說，企業2017年投資600多萬上線了注塑自動化工廠技改項目，從人工注塑變為自動注塑，車間用工120人減少到60人；2016年開始實施的管件全自動沖壓無人工廠項目，車間用工從六七十人減少到6個人，產能翻一番，產品優等品率還比人工沖管提升了近3個百分點，達到98%以上。

今年6月，上汽集團成立了人工智能實驗室，首個人工智能產品Spruce系統可以提供關于需求預測、路徑規劃、全局優化調度的物流綜合解決方案。以某企業長三角物流項目為例，過去需要5個人2小時完成的具體方案，現在借助Spruce系統，一個人10分鐘就可以完成。

浙江斯菱汽車軸承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金鵬介紹，公司一個車間的智能改造進度達到40%，過去這個車間43人，每月產值342萬元，現在32人，每月產值347萬元。改造后，產品品質提高，機器響應時間快，能夠快速發現并解決問題，產品合格率提高3%。

近幾年，浙江省紹興市新昌縣在企業職工人數增加不多的情況下，工業生產總值保持2位數增長。新昌縣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長何曉峰說，2013年以來，“智能制造”被擺在全縣工業轉型升級工作的重要位置，不但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產品品質，還成為企業打開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比如，三花股份膨脹閥生產線“智能制造”后，班產效率提升20倍，并與通用汽車、寶馬、奔馳等國際知名企業建立了合作關系。

“智能制造”正在再造工業生產流程。車間里，工作人員和機器緊密配合、相互協作；車間外，屏幕上顯示著每條生產線的操作人員名單、溫濕度、缺料預警等信息。這是位于南京的中國電科十四所基于數字孿生技術打造的工信部電子組件智能制造試點示范車間。

這樣的智能車間正在不斷為工業產業升級賦能。“每一個輪胎移動都帶著‘數據’。”在南京錦湖輪胎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廖進榮介紹，傳統自動化依靠人為控制、分段控制，現在可以通過數據庫，以軟件這個“大腦”控制整個生產流程。

中國電科十四所所長胡明春介紹，他們不僅自主研發了智慧企業整體解決方案，還牽頭制定了部分行業標準，自主開發了工業軟件、智能裝備。

據江蘇省工業和信息化廳介紹，江蘇已累計創建536個省級示范智能車間，通過示范引領有效帶動全省相關企業推進智能制造，不斷增強江蘇工業經濟競爭力。

浙江省經濟和信息化廳技術改造處處長周土法說，“智能制造”實質上是推動企業向機械化、信息化方向發展，提升生產技術工藝。實施5年來，浙江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1.2%。

結構優化收入提高

記者采訪地方政府和企業了解到，實施“智能制造”是為解決勞動力緊缺問題，企業用工需求仍然旺盛，就業規模整體保持穩定。

“智能制造”在緩解企業用工難的同時，也促進了崗位的新舊交替，提升了工人的收入水平。“從總體上看，企業對員工的需求基本平穩，但人員需求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江蘇省昆山市人社局局長朱天舒說，隨著“智能制造”進程深入，當地原本占比較低的信息管理、軟件開發等專業人才需求不斷上升，特別是復合型技能人才成為制造企業的香餑餑，高薪難求。

昆山對當地“智能制造”企業用工需求影響進行的專項調查顯示，實施“智能制造”后，一線操作人員平均減少19%左右，企業對技能技術人員需求平均增加18%左右，工程研發人員平均增長9%左右。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副秘書長沈彬說，“智能制造”的方向不是簡單地用機器去取代人，而是用機器輔助人。實施“智能制造”后，制造業主要減少的工作將是技術密集度低的簡單體力勞動，即普工工種，同時也會增加就業，主要是高端技術和技能崗位。

周土法說，智能化生產線和信息化生產管理系統，對生產工人的技術水平、知識結構提出了更高要求，制造業高技術人才需求大增，技工技師和自動化、信息化專業人才逐漸成為企業招工的主要方向，有效促進了全社會勞動力結構優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這使一線工人離開了高危險、高污染、重體力的勞動崗位，轉而從事輔助、監測、控制、檢修等安全、健康、舒適的工作，也充分體現了先進生產方式帶來的人文關懷。”

這一方案也催生了一些智能裝備制造服務行業的就業機會。浙江省培育了80家省級“智能制造”企業工程服務公司，為中小企業“智能制造”做第三方服務，不僅是買了新的生產線要使用保養，更多是幫助企業把原有的設備提升改造。浙江力太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底公司員工只有20余人，現在員工已達到380人，到今年底將進一步擴展到500人規模。

近日，江蘇省科技廳立項建設兩個重大科技公共服務平臺——江蘇省智能制造與機器人應用技術公共服務平臺、江蘇省人工智能產業公共技術服務平臺。這是江蘇省重點瞄準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創新和中小企業發展需求，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領域布局建設的重大科技公共服務平臺。以后者為例，將建立高性能計算機服務平臺，打造公共數據服務平臺等，開展技術成果轉移轉化，為企業提供技術開發、產品開發、工藝開發、技術咨詢等服務。

此外，記者調研中發現，不少企業并沒有把“智能制造”后的富余用工推向社會，而是通過內部再培訓再上崗就業。張雪健說，西奧有專門針對員工培訓的機構西奧大學，那些從生產一線被替代下來的工人，在西奧大學經過3到6個月的培訓，可以納入維修保養人員的隊伍，也可根據他們自己的意愿，回到家鄉所在地的城市工作。

未來面臨三大挑戰

綜合地方政府和受訪企業反映的情況，“智能制造”順利開展主要面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和挑戰。

一是實施成本較高、資金回收周期長，有待加強支持力度。

何曉峰介紹，新昌被調查企業中，約有70.8%的企業認為當前開展“智能制造”首要問題是成本太高，主要緣于兩個方面原因：一是投入資金大，利息支出高。據對已經完成“智能制造”改造企業的調查，有超過1/5的企業投資額在500萬元以上，這對中小企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投資，加之近年來企業融資成本持續上升，增加了企業負擔。二是資金投入回收周期長。調查顯示，已經完成“智能制造”改造企業中，回收期在4年以上的企業比重高達42.3%。

他認為，“智能制造”作為一項推進企業升級的長期性工作，需要有較大的財政政策作為支撐。建議在整合現有的鼓勵技術改造、淘汰落后產能、技術創新等補助資金的基礎上，再追加產業扶持資金，統籌形成推進“智能制造”扶持資金。

沈彬表示，當前“AI應用”也是個熱門話題。要看到，AI也從供給側創造新的崗位。同時，“智能制造”本身是有一個極限的，成本收益是很重要的一個考量。

周土法建議，需要進一步細化完善“智能制造”政策體系。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允許企業在享受機器人購置獎勵的同時，仍可享受其他項目扶持政策，拓寬“智能制造”企業融資渠道，協調銀監部門建立重點企業、重點項目、重點客戶名錄，加大對“智能制造”項目的融資保障。

二是進口設備依賴度較高，服務體系尚不完善。在10月中旬于南京舉行的世界智能制造大會上，與會人士分析，我國關鍵技術裝備和工業軟件還存在短板，高檔數控機床、底層操作系統等還大多依賴進口；智能制造應用推廣總體還處于自動化向數字化過渡階段，協同推進機制尚需進一步完善。

常州五洋紡機公司董事長王敏其等企業界人士認為，不少企業的數字工廠基本都是進口設備，智能加工裝備決定產品的檔次，裝備差距可能造成最終產品降低一到兩個等級，品質不夠就達不到提高競爭力的目的。

在需要開展“智能制造”的企業中，很大一批企業擁有國際先進的單機設備，還需要自動控制、自動檢測、自動裝配、自動傳輸等某個環節的專用設備，但很少有智能裝備制造服務企業能夠針對不同行業和企業的特點，提供差異化的設備服務。

走向智能研究院執行院長趙敏表示，“智能制造”是未來制造業的必經之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瓶頸在于，工業互聯網軟件領域基本都被國外把控。

三是高端人才短缺，企業培訓壓力大。多位專家判斷，中國的智能制造仍處于起步階段，不少企業還在進行數字化“補課”。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朱森第認為，智能制造目前還處于大企業“唱戲”、中小微企業“圍觀”的狀態，而中小企業智能轉型是推進智能制造的重點和難點所在。

記者調研了解到，盡管多數企業有發展智能制造的意愿，但不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礙于高端人才缺乏等因素，無力或無法實施智能制造。李金鵬說，公司實施“智能制造”后，需要一批懂生產管理的網絡工程師，但很少有高校培養這樣的復合型人才，因此只好派出公司員工到第三方服務公司去學習物聯網、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知識。還有企業反映，公司的數字工廠需要派人去國外學習操作技術，但每年都會遇到人員流失問題。

一些企業已經在尋找對策。蘇州博世公司成立學徒培訓中心，主要開展機械、材料、電子等三大類專業培訓，未來還將增加偏軟件類的計算機、傳感器等課程。公司有6000名一線員工，但只有800多名有一定“智造”基礎的技術人員。“未來培訓壓力非常大。”該公司相關負責人說。

蘇州市人社局局長朱正等人建議，相關部門未雨綢繆，加強對人工智能等課題的研究，引導職業技工院校和企業加強校企合作，在專業體系、課程設置、技術研究、人才培養培訓等方面主動適應變化，打造新的勞動者隊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8未來就業》報告，未來5年，盡管7500萬份工作將被機器取代，但1.33億份新工作將同步產生，這意味著，凈增的新工作崗位多達5800萬份。

專家認為，人工智能將重新規劃機器與人類的分工，倒逼就業結構深度調整。從低價值勞動密集型生產向價值更高的崗位轉移；從重復性勞動向創造性勞動轉移，產業工人可提前做好轉型準備。不過，不必讓機器換人的焦慮感造成“人機對立”。隨著生產工具的改變，職業結構的調整是必然趨勢，但并不會“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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