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 呼勤

【核心提示】

●要增強這些地區群眾的脫貧致富能力，各級政府做好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是頭等大事，是精準扶貧任務的重中之重

●政府要加強對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的力度，做到一戶一策，精準脫貧

●深度貧困地區要精準脫貧，首先要發揮好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的作用和黨員干部先鋒模范的作用

●在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壯大集體經濟，基層黨組織才能有實力為村民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才能更好地幫助貧困戶脫貧

●深度貧困地區的群眾大多是因病致貧、因殘致貧，教育文化水平相對偏低。因此，保障貧困群眾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黨和政府的責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方略，壓實責任、強化政策、制定規劃、增加投入，經過產業扶貧、建房扶貧、基礎設施扶貧、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社會保障兜底等措施，5年來，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由10.2%降到4%。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的情況下，這是了不起的脫貧成就。

黨的十九大和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目前我國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這些貧困人口主要是因病致貧人群，特別是重病和慢性病群體。第二是年老體衰的孤寡老人，他們年齡大、多病，家里又缺乏勞動力。第三，一部分是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勞動技能的貧困群眾。第四，是因各種災害和市場經濟行情變化產生的返貧人員。可以說，他們的貧困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也是減貧的難中之難。2017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指出，我國脫貧攻堅任務仍然十分艱巨。現有貧困大多集中在深度貧困地區。這些地區多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文明程度較低，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貧困人口占比和貧困發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集體經濟薄弱，脫貧任務重，越往后脫貧成本越高、難度越大。因此，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人口的脫貧，要在以往基礎上，加大力度和創新脫貧措施來打贏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戰。

加強深度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要想富先修路”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脫貧減貧的中國經驗。但是，目前我國深度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那里山高路險，修路成本高，許多自然村不通公路或者路況不好，有些西部貧困縣沒有通高速公路，還有些西部人口比較多的地區以及中等城市沒有通高鐵，資源、人口等要素出不去，外面的資金、技術、人才進不來，當地招商引資困難重重。交通基礎設施比較落后，阻礙區域內外聯系，嚴重制約了當地資源優勢的發揮。要增強這些地區群眾的脫貧致富能力，各級政府做好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是頭等大事，是精準扶貧任務的重中之重。第一，繼續加強鄉村公路建設，為脫貧致富鋪平道路；第二，對現有公路進行改造，提高其等級；第三，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需要提高建設質量，加強質量的監管。此外，要加強農村“水、電、氣、房和優美環境”的建設：人畜安全飲水到戶，農業生產用水到田地；完成農村電網改造，電價實現城鄉同步；完善農村沼氣池建設，做到農民日常生活用氣有保障；完成對貧困戶房子的修建，讓貧困戶住有所居；對于生產生活環境十分惡劣的地區，實行人口整體搬遷是深度貧困地區脫貧的有效途徑。

因地制宜細化產業脫貧措施

政府要加強對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的力度，做到一戶一策，精準脫貧。例如，內蒙古鄂溫克旗為了激發貧困群眾參與產業脫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也是為了指導駐村工作隊和幫扶干部手中有“脫貧措施”，旗委旗政府在貧困群眾中做了廣泛調研，整合貧困戶的各種需求，出臺了《鄂溫克旗2017年精準脫貧措施》，其中列舉了67條具體脫貧措施。這些產業扶貧措施按照宜牧則牧、宜林則林、宜游則游、宜商則商的原則，涵蓋了18項產業扶貧措施、10項創業就業扶貧措施、4項金融扶貧措施、5項教育扶貧措施、4項基礎建設扶貧措施、23項社會保障扶貧措施及其他脫貧措施。貧困群眾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能力“按單選菜”，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脫貧方式。這些脫貧措施注重“好實現、效益好”兩個基本原則，做到因戶制宜、因人制宜，一戶一策，多措并舉，為貧困戶量身制定出個性化、差異化、精準化的脫貧措施。67條措施使得政府的產業脫貧政策、資源做到向貧困群眾公開透明，更重要的是提高貧困戶的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讓貧困戶在產業脫貧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深度貧困地區要精準脫貧首先要發揮好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的作用和黨員干部先鋒模范的作用。帶頭轉變發展理念，帶頭創新發展措施，從而帶領群眾達到脫貧致富的目的。在一些貧困地區調研時發現，當貧困群眾對建房扶貧處于懷疑觀望時，村黨支部書記帶頭拆掉自家的房子，配合政府整村搬遷的規劃建起了新房；為了增加貧困戶的收入，當地政府提出發展新的產業和種植新的經濟作物，群眾不理解不接受時，村里的黨員戶率先種植，第二年取得了好的收成，帶領更多的貧困群眾實現產業轉型，增加收入。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在精準脫貧過程中，要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成為貧困群眾的“主心骨”和脫貧致富的“先鋒隊”“領頭人”。要加強農村“三個帶頭人”的隊伍建設，把村黨組織負責人培養成致富帶頭人，把農村致富能手培養發展成黨員，把黨員致富帶頭人培養成村干部，共同帶領貧困群眾脫貧致富。要充分發揮好第一書記的作用。駐村第一書記制度是新時期黨的建設工作的新舉措，整合了城鄉干部資源，給想干事、能干事的年青干部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和舞臺，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強化黨的基層組織、推動精準扶貧、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福建下黨村第一書記帶著強烈的責任感，給下黨村帶來了許多脫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辦法。下黨村在第一書記的推動下建設了“可視化扶貧定制茶園”，開啟了扶貧新模式，實現了茶園農民收入的增加和下黨村村財政零的突破。

加強和壯大貧困地區的集體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指出，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文化、有能力、有技術的村民逐漸擺脫貧困，走向小康水平。現在余下的貧困人口大多是老弱病殘、文化技術偏低的農民，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單打獨斗難以脫貧。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重要載體，是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因此，在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壯大集體經濟，基層黨組織才能有實力為村民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才能更好地幫助貧困戶脫貧。農村基層黨組織通過整合扶貧資金，發展規模產業，能夠有效應對單個農戶無法應對的市場風險，有效保護農民特別是貧困戶的各項權益。例如，湖南湘西自治州保靖縣馬王村在鎮黨委、政府的領導下，把發展產業與脫貧攻堅相結合，成立專業合作社，發展200余畝稻花魚產業園。以“村支部+合作社+貧困戶+基地+村集體經濟”的創新扶貧模式，田里種稻，田水養魚，魚糞肥田，魚稻共生，魚糧共贏，提高稻田利用率。帶動全村30戶140人建檔立卡貧困戶走上了產業發展脫貧之路。

加快完善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深度貧困地區的群眾大多是因病致貧、因殘致貧，教育文化水平相對偏低。因此，保障貧困群眾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黨和政府的責任。首先，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完善深度貧困地區公共教育體系，加強對深度貧困地區學生義務教育的保障，擴充農村專項助學資金，確保學生不因家庭貧困而輟學，推動貧困戶脫貧能力的內生增長，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提高貧困地區教師的工資和待遇，鼓勵大學畢業生到貧困地區支教，切實實施城鄉教師的輪崗交流和學習，實現教育資源的公平、共享。其次，完善貧困地區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增加對農村醫療服務建設的財力投入和政策支持，配置必要的醫療設備，出臺優惠政策，鼓勵優秀醫務人員、醫科大學畢業生到貧困鄉村交流、掛職，提高鄉村醫務人員的待遇和生活水平；發動各級醫療機構對貧困人口進行免費常規體檢和疾病檢查，提高醫療保障水平，讓貧困戶治得起病、治得好病，增強貧困群眾農業生產勞動能力，預防因病返貧和持續貧困。第三，對于失去勞動能力的深度貧困人口，要完善社會保障兜底措施，加強扶貧開發與農村低保、社會救助政策的有機銜接，通過實施農村低保線與扶貧線“兩線合一”，使深度貧困群眾能享受低保政策，實現基本的生存權并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作者分別系中共中央黨校科社教研部教授、內蒙古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