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爆紅后手機被打爆 有人拿錢追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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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爆紅”之后的范雨素和她的文友們
“范大姐人呢？”
“給躲起來了。”
春天來的時候，范雨素和皮村的桃花幾乎一起紅了起來。
究竟“有多紅”，皮村工友之家文學小組的創立者小付在撥給文學小組骨干成員、打工詩人郭福來的電話里這么說，“你知道嗎，范雨素火了，特別火。一幫記者把咱們的小院兒……圍滿了。”
小付和郭福來口中的范大姐名叫范雨素。來自湖北襄陽的一個村子，初中沒畢業便輟了學。今年44歲，是北京一個人家的育兒嫂。平日里一頭短發，利索，一米五幾并不起眼的個兒，常穿藍綠色，個性沉穩，不愛多言。
她也是一位被網友稱作“老天爺賞飯吃”“滿屏神來之筆”的一篇非虛構文章的作者。她寫給微信公號“正午”的《我叫范雨素》一文，兩三天來在朋友圈受到“追捧”。
連她自己也沒想到，成名真的可以在一夜之間。
范雨素本以為拿來換點稿費的第一篇公號投稿《農民大哥》的5000多點擊量就是她受關注的上限了。“誰知道早晨一醒來，還不到9點鐘吧，文章（《我叫范雨素》）左下角的數字跳到了10萬+。”
幾分鐘后，“范雨素”這個名字上了百度百科。
幾個鐘頭后，她的手機幾乎被打爆。她抱著還沒拔下充電器的手機，不知打給誰求救才好。
幾家知名的出版社很快追到村子里，插著紅旗的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門口又多了幾輛寶馬。一些右臂底下夾著錢夾的城里人模樣的人逢人便問：“范雨素是住這里嗎？”“你能聯系上她嗎？”
育兒嫂的逆襲
位于北京市朝陽區東五環外的皮村，曾是一個不怎么起眼的城中村。
最近的地鐵站離這里要十幾公里，兩萬多人口的地盤上北京土著僅占千余人，其余全是外地打工者。
這里開滿了小型加工廠。如果在這里待上半天，你就會習慣在低空盤旋的飛機，一天到晚近百趟轟鳴著從頭頂上飛過。所以這里沒有高樓，萬把工友租住的是幾乎清一色紅瓦低矮的平房。
范雨素的走紅打破了這里的平靜。一撥一撥從城里開來的車，順著突突突的拖拉機聲，依次經過沙發廠、木材廠、彩鋼廠、家具廠、門窗廠，再經過幾間高矮不一的泥壘的公廁，穿過幾輛拉著紅磚搞建設的卡車，就能來到一間掛滿牌匾和海報的黑色鐵門前。
匾上的“工友之家”“工友影院”“社區青年匯”“新工人劇場”等字眼提醒著人們院子里的大致內容和陳設。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是這兩天才出了名的地方。在路上被問路的皮村人，朝你打量一眼，不等你問完，提起食指朝北一指，“喏！”
這基本上是范雨素和她加入的工友之家文學小組活動的據點。驚艷了朋友圈的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就出自這里。
涌進皮村的人們找到這里，把24歲的小付包圍。他們聽說小付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學小組的發起人，常跟范雨素打交道。
一早被同事喊來的小付明顯被這陣勢震到了。連續兩天圍追堵截一名“育兒嫂”，她是頭一回碰到。
本來跟她一起應對出版單位與媒體“盤問”的，還有一位叫王德志，是工友之家的創立人之一。疲憊地應付完25日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就“外出辦事去了”。
26日中午才肯接通電話的王德志頗有心得地說，“我告訴她（范雨素）別慌，咱們選擇（媒體）得慎重。搞不好，好事也成壞事了。”
這兩天與范雨素聯系密切的還有一位文學小組的指導老師張慧瑜，工友們親切地稱他為“慧瑜老師”。打2014年秋皮村成立文學小組起，他就在這里每周日給大伙上一堂課。他告訴記者，在這之前，范雨素從來沒有“有意識地搞過創作”。
皮村同心學校里一間縫紉店的女工，踏著縫紉機踏板朝對面的工友說，“看外面，都是來找范雨素的，網上傳瘋了她的文章，她算是紅了。她以前跟我們一樣，也是打工的。”
“打工的”“育兒嫂”“寫作者”“走紅”是范雨素的標簽。一個月前，她花了五六個小時把《我是范雨素》寫完。
讀完并轉發文章的人中，不乏靠筆吃飯的人。把網民打動的，有人說是透明不加矯飾的語言，有人說是她波折流離后的從容，有人說是她面對命運磨礪的坦然，還有“不太把苦難當回事”。還有人一口咬定，“就是老天爺賞她飯吃呢！”
范雨素并不這么想。她對自己的文字不太自信，“我沒天分，那都是文學小組老師們教得好”“我靠苦力營生，沒什么癡心妄想，更沒想過靠文學改變命運”。
盡管她的朋友們告訴她“別慌，那些勢利的記者很快就會散去”，一夜走紅的她還是不知所措、有點恐懼地關了機。她通過微信叮囑小付：“因媒體的圍攻，我的社交恐懼癥，已轉為抑郁癥了。現已躲到附近深山的古廟里。你快截圖轉吧，我不能見任何人了。”
久違的文學
見過范雨素的人知道，她是推開門隨處可見的那類人。緊繃、寡言、小心翼翼，不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異鄉人能從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說有點不同，這改變也許是從文學小組成立那天開始的。
2014年秋，工友之家文學小組宣布成立。那天，幾名創立者站在院子中央，抄著大喇叭沖工友們喊話：往后，每周日晚，喜歡文學的工友都可以過來聽課！
文學小組的成立是皮村的小事，卻是工友們心頭的大事。小付回憶，范雨素是文學小組最早的一批成員，幾乎每次都來。讓小付沒有想到的是，文學小組的隊伍日趨壯大，工友之家擠滿了對文學渴求的人。他們視文學小組為“有點神圣的地方”。
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對于他們意味著苦難的轉移、宣泄和消解。對于靠體力活維生的工友們來說，每天十幾個小時的辛苦勞作完畢，實在有更加輕松的選擇。然而，他們需要。一些生活中抗拒不了的壓力、疲憊、折磨、刺痛，還有日復一日的無意義、無成就感，時而把他們推向被壓抑的極致狀態。
他們的感受濃烈，在書中總能看到“能替他們說出來”的人。他們從中看到了文字的力量。用范雨素自己的話說，“生活很苦時，看書就能讓自己什么也不想。”在慧瑜老師的鼓勵下，工友們每每以筆呈現出來，觸目驚心。
每周上文學課，參加文學小組活動的日子，是范雨素一周翹首以盼的。不多言語的她在課堂上發言特別踴躍，甚至有時是手舞足蹈的。“來到這個院子里我覺得我特別有尊嚴，沒人歧視我。”
在小付看來，范大姐讀書龐雜，從魯迅、沈從文、蕭紅，到路遙、張承志、趙樹理……那些有名有姓的作家她都喜歡，提起誰的作品她都知道，屬于那種“資深的文學愛好者”。
范雨素像燕子一樣歡快地對記者說，喜歡北京的原因，書多算一個。“我對國圖、首圖，很熟悉！”
她盡管縱情表達。那些年讀過的書以一種不起眼的方式在范雨素身上留下印記。加上愛闡發些獨立的思考，兩篇手稿一經“正午”發出，令這印記宿命般地被人看到。多少年來淤積于胸的情感，在文章里得到釋放。“有些片段，范大姐多次找我談過，我知道她對她的母親、對她的親朋好友是深有感情的。她的生活閱歷太多了。這些年，那些沒被表達過的感受一直在胸口。”張慧瑜說。
如果命運曾試圖拉她下水，文學無疑充當了托起她的那股力量。兩種經驗深深影響著她。一種是從小到大，親身經歷的一些變故和不幸；另一種與此平行的經驗是，她讀過的文學作品中與她現實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還有那些大人物、小人物說出的大道理。
跟范雨素有著相似感覺的，還有以王春玉為代表的一些工友們。用張慧瑜的話說，他們沒有被現實壓垮，幸虧有文學。
在工友們常常進行圓桌討論的一張大桌子上，記者發現了兩本傳說中的《皮村文學》（第一輯）（第二輯）。白色封皮，每一本都厚厚的，有200多頁，印刷得有點像高考沖刺前的習題集。工友們說，這是他們的慧瑜老師自己掏錢為大伙兒印的。
翻開《皮村文學》，近百名工友在這里“發表”過文章。第二輯的第194頁，范雨素還為三位文學小組的指導老師特別寫過“藏頭詩”。翻到底封，上面印著兩行“暗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在文學小組里，工友們感到有尊嚴。他們有權利說，也有人愿聽、肯聽、有回應。
制造和獵殺？
頂著太陽，兩個小院兒里的人說，范雨素26日一早是跑去市里跟出版社談小說出版的事了。
另外幾人急忙圍上來，“哪家出版社？”
關于那本待出版的小說，范雨素曾在她的自述里夢幻式地勾勒過。“我原來沒寫過文章，如今，我有時間就用紙筆寫長篇小說，寫我認識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學少，沒自信，寫這個是為滿足自己。”
長篇的名字，范雨素想好了，就叫《久別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現實。出版社的人面對爆紅、自帶話題且省事兒的人，有點喜出望外。
“覺得范雨素的文章怎么樣？”
“文章是一方面，還靠宣傳、營銷、包裝呢！”“能不能一直紅，難說。”一些守在皮村、來回踱步的出版人吸了口煙說。看著越來越多的“競爭者”，他們在心中拿捏著價碼。
這篇文章在網上瘋傳到第三天的同時，輿論場上有了不同的聲音。有的說，群眾喜歡獵奇，媒體需要點擊，大家聯手制造一個疲憊生活的英雄育兒嫂。也有人說，出于一種制造底層雞湯的需求，我們制造出了范雨素。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在獵殺范雨素。
范雨素不再是一個人，她成為一群人的象征。面對艱辛生活昂起頭顱的時候，她握緊的武器是書本，是希望。
在張慧瑜看來，媒體是勢利的，范雨素隨時可能“被失寵”。在電話里，張慧瑜“提醒”她，你可能不會紅太久。“保持清醒，別慌！”
“底層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媒體消費底層，沒有錯。但到后來會發現，有時底層也是很難被消費的，他們身上有許多很堅硬的東西。”張慧瑜說。
也許張慧瑜是對的，范雨素沒有接受操縱。她躲到了“深山古廟”里。“我沒想過靠文字改變命運。我習慣了靠苦力謀生，我對勞動并不懼怕。我還會做小時工，文學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四十年生活的磨礪讓她的心性收斂起來，沒有什么事情特別讓她高興或悲傷。在她口中，小海、小付、郭福來……文學小組的親人們，還有兩個需要她耳提面命的女兒，才是她的人生。“我不相信生活和命運會有什么改變。我年齡大了，沒什么癡心妄想了，只希望這件事能快點結束。”范雨素說。
“她喜歡文學，但沒有文學夢。”張慧瑜這樣概括，她像是讀透了人生這本大書一樣，對人生、對命運、對遭遇，早年就已經形成了固化的、成體系的認識。在她看來，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打不倒她。掙一點稿費就已是范雨素生活的意外之喜。
“范雨素們”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異常簡陋，墻上貼著“打工·三十年”的圖片集，還有定格的影像中他們流動的人生。
文學小組的詩人小海，打工14年，寫了400多首詩。許多詩是他在機器上、在下班等公交車的路上完成的，他借用海子、張楚、約翰·列儂、鮑勃·迪倫等人的句式梳理自己顛沛游離的青春。
另一位工友王春玉與范雨素年齡相仿，創作起來并不高產，但他是工友之家文學小組的鐵桿成員。因為工友之家，他把工作從肖家河換到了皮村，人也留在了皮村。他專門給皮村寫了一首詩，后來被改編成了一首歌。
翻開《皮村文學》，“寂桐”“雪婷”“墨香”……工友們為自己起好了浪漫的筆名。在皮村，在工友之家的小院兒，他們聊愛情，聊內心獨白，聊城市印象，聊對妻子的思念，聊思緒穿越世界的旅行。
在文學小組的大方桌上，在《皮村文學》里，他們寫自己的生活，寫激越，寫懊悔，寫生活中并不多見的浪漫，寫自己的愛與親歷。
作品集里，有范雨素的一首詩《一個農民工母親的自白》：我只敢在/深夜放聲哭泣/曠野無人的深夜/祈求大地/我是一個農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個農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夠吃掉/我想讓我的孩子享點福。
他們寫，是因為他們需要。
不論是蕭紅式的輕描淡寫話悲涼，還是賈平凹式的簡潔練達，都不是工友的刻意追求，而是他們原生態的呈現。文學的刀藏在這里。
工友之家簡陋的辦公室墻角還斜放著一把木吉他，這是工友孫恒為大家唱歌用的。辦公桌上的《工會活動簽到表》上寫滿了人名，密密麻麻。
進門處左手邊堆有一摞書，《來的不是客》（中國當代進城務工青年貼身讀本）供工友和來訪者自取。
圖書館門口掛著一張清晰度不高的彩色照片，三排文學愛好者簇擁在一起，笑得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