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作為全球貨幣政策風向標的美國對全球經濟和政策走向影響深遠，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例會進一步明確加息和縮表的政策選項，全球主要央行也開始顯露收緊信號，全球貨幣政策或將退出量化寬松步入正常化進程。

在中美兩個增長引擎的帶動下全球經濟復蘇態勢明顯。根據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7年，在包括俄羅斯和巴西在內的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實現復蘇的支持下，全球增長將加快到3.4%。而經合組織對未來經濟活動的評估也較樂觀，認為2017年全球經濟將出現適度反彈，改變2016年增長乏力的態勢，這是央行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的基礎和前提。

國際清算銀行(BIS)行長卡魯阿納近日表示，主要央行應準備讓貨幣政策正常化，因通縮風險幾乎已從這些經濟體中消失，且經濟增長正在回溫。事實上，當前，全球央行一味擴大量化寬松QE規模的做法正備受詬病。一方面各國央行向市場投入巨額QE資金，卻沒有提振全球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持續膨脹的QE資金不斷推高股市債市估值，引發金融資產泡沫風險。特別是負利率政策不同程度地壓縮銀行業的利潤空間，令各個市場參與者擔憂金融業危機風雨欲來。

從美聯儲的政策立場上看，特朗普執政后，其中長期政策取向目前被廣泛認為可能更為激進，但就目前而言，美國經濟基本面延續復蘇態勢，經濟接近充分就業（失業率驟降至4.5%，刷新10年低位）通脹持續走高。在美國基本面復蘇為縮表提供支撐的背景之下，為了防止再次陷入“格林斯潘利率之謎”并使收益率曲線自然陡峭化，縮表勢在必行。歷史上美聯儲曾經經歷過多次縮表，不管是早期的1920-1930年、1949年前后、1953-1960年，還是21世紀以來的2000年期間和2009年期間，美聯儲都不同程度地縮減過資產負債表規模。目前美聯儲資產持有規模約為4.6萬億美元，五年后約可將資產負債表瘦身1.35萬億美元。鑒于美聯儲的負債端以及美國財政部的負債端實際上都是抽走市場美元流動性的渠道，這相當于美聯儲壓縮自己的負債（準備金），勢必會改變一直以來的“準備金過剩”的趨勢。因此，流動性沖擊的風險不排除會在未來幾年進一步顯露。

一向對量化寬松政策持有激進態度的日本央行也一改無下限寬松政策的立場。日本央行明確表示，目前，日本通脹還未達到2%的目標，但正在擺脫物價下降通貨緊縮的情況。一旦達到政策目標，日本央行就可以退出寬松政策，其中上調超額準備金利率以及縮減資產負債表將是考慮退出策略的首要方式。

盡管歐洲央行3月議息后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但一季度歐元區通脹率將接近2%的目標，已經基本消除通縮風險。近期根據多家金融機構預測，歐洲央行很可能在2017年5月QE購債計劃結束前減少購買額度，將每月QE購債規模減少100億歐元。目前，歐洲央行每月購買800億歐元歐洲企業與政府債券。巴克萊更是推測歐洲央行可能提前行動，將每月QE購債規模先由800億歐元減少至600億-700億歐元，再往每月購買200億歐元的目標逐步前進。

事實上，除了全球通縮風險減緩和經濟處于復蘇周期之外，還有美國作為全球貨幣政策風向標的重要影響。在美聯儲逐漸貨幣政策正常化之際，歐洲央行與日本央行的購債行為一直在支撐美國債券市場。隨著經濟數據向好，歐洲與日本國債逐漸脫離負收益率，美聯儲計劃縮表導致投向美國的來自歐洲與日本的資金可能將持續回流本國，這也大大壓縮了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持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空間。

全球貨幣政策完全協調是極其困難的，但是長期分化也是很難實現的，盡管各國經濟復蘇周期不同，金融周期不同步，但是貨幣政策分化所導致的資本收益率之差勢必導致大量套利活動的產生，最終勢必導致新興市場貨幣政策立場的逐步趨同與跟進。近期，澳大利亞央行已經表示收回寬松貨幣政策，并開啟加息進程。印度央行最新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將貨幣政策立場從先前的“寬松”轉變為“中性”，這是該行自2015年6月以來首次改變貨幣政策立場。貨幣政策立場轉變主要是因為諸多跡象表明“廢鈔令”已對印度經濟產生較大影響。而在3月底博鰲亞洲論壇會議上，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指出，“在實施多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本輪政策周期已經接近尾聲”。

美聯儲縮表以及主要發達國家央行開始逐步回歸常態化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呈現邊際收緊，可能對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構成負面沖擊，而部分新興經濟體將面臨本幣貶值、資本流出金融波動性上升等多重風險。《新興經濟體發展報告》指出，新興11國（E11）總體經濟增長率為4.4%，比全球平均增速高出1.3個百分點，也遠高于七國集團的經濟增長率。但與此同時，部分國家經濟形勢仍在惡化，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脆弱性也在不斷提高。在全球貨幣政策回歸以及“黑天鵝事件”頻出的過程中，那些短期外債率高、經常賬戶和財政“雙赤字”，以及資源型出口型經濟體等易受到沖擊。彭博數據顯示，MSCI新興市場指數相關的空頭合約近日達到2016年10月來的最高水平，反映資金對新興市場的疑慮日益加重。因此，在全球寬松貨幣政策面臨拐點的大背景下，防控可能發生的溢出性金融風險必須是目前貨幣政策調整過程中的重要參考變量，并納入全球宏觀審慎政策的框架之中考慮。（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