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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網站披露325起扶貧領域案例專家認為此舉警示黨員干部
誰也別想“發扶貧財”
扶貧領域的工作相對復雜,涉及環節較多,不同地區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因此必須通過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圍繞工作程序制定嚴密流程,從而減少腐敗機會。此外,在扶貧工作監管方面,既要發揮各級紀委的監督責任,更需要各級黨委和職能部門發揮主體責任
扶貧領域腐敗是打贏扶貧攻堅戰的巨大障礙,必須堅持高強度、大力度治理扶貧腐敗。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通報扶貧領域的突出問題,是在警示廣大黨員干部,誰也不能動貧困人口的“奶酪”
□ 本報記者 陳 磊
□ 本報實習生 陳佳韻
何彥慶,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蘇堡鄉張撇村黨支部原書記,2010年以來先后違規給自己及3個兒子辦理8個低保指標。何彥慶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只是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曝光的一起扶貧領域腐敗典型案例,類似情況在各地多有發生。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來自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1日至8月2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一共公開曝光了扶貧領域突出問題325起。
“從325起典型案例的綜合分析看,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點多面廣,直接侵害困難群眾切身利益,啃食他們的獲得感。”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
低保和危改是“問題高發區”
與何彥慶一同被通報的,還包括他的前搭檔——張撇村村委會原主任王軍軍。
2012年以來,王軍軍先后違規給自己及妻子辦理4個低保指標。最終,王軍軍被依法罷免村委會主任職務。
何彥慶與王軍軍的共同問題是,辦理低保優親厚友。
優親厚友的,也并非只有這對搭檔。
今年3月,陜西省通報的3起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中,岐山縣蒲村鎮公子莊村黨支部原書記陳乃賢,利用職務之便,違規為其家屬辦理農村低保,領取低保金1.18萬余元。
還有基層干部借辦理低保之便截留低保金。
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三倉鄉安家山村黨支部原書記張殿興、村委會原主任張寶平等人,以修路為由截留13戶村民的低保金11.89萬元。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顯示,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涉及城鄉和農村低保名額確定及資金發放的問題,共69起,約占21%,在問題發生領域方面,排在第二位。
排在第一位的是涉及危房改造資格認定及資金發放問題,一共有86起,約占26%。
例如,云南省宣威市龍潭鎮陸泉村黨總支原書記、村委會原主任朱恩全和村委會原副主任范開林,違規收取危房改造戶保證金被通報。
朱恩全和范開林等人擅自向申報危房改造項目的114戶村民,收取保證金11.36萬元,并挪用于個人經營活動和購買汽車。朱恩全、范開林受到開除黨籍處分。2016年4月村委會換屆后,兩人不再任村委會主任和副主任。
在山西,晉城市澤州縣北義城鎮西村原村委委員、會計司元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農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在未經村委會集體研究,未在全村公示的情況下,通過偽造危房改造申報資料,為不符合條件的兒子申報并領取危房改造補助款1.4萬元。
澤州縣紀委常委會議2016年5月30日經研究,決定給予司元付開除黨籍處分。
針對低保、危房改造等領域是“問題高發區”的現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這些領域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對群眾來講具有很強的競爭性,容易發生、催生腐敗問題。
“這主要反映,只要涉及到資金和審批的領域就會涉及腐敗,就有腐敗機會。”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除此之外,根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均發生相關問題,其中,發生在陜西、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甘肅、青海、寧夏、西藏、新疆、內蒙古、重慶等12個西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有157起,占總數的近一半。
杜治洲認為,貧困人口分布廣,說明有貧困人口的地方,扶貧腐敗就有可能發生。
“扶貧領域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具有一定特點和規律性,發生地域廣說明扶貧領域腐敗問題具有跨地區共性,不同地區的扶貧領域腐敗風險具有相似性。”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
山西省河曲縣鹿固鄉輝塔村黨支部原書記劉俊雄、村委會原主任劉憨雄,因為騙取“以獎代補”項目資金、危房改造補助資金等問題,被中紀委點名通報。
劉俊雄的問題是,以養羊為名申請河曲縣畜牧局“以獎代補”項目扶貧資金,河曲縣畜牧獸醫中心原主任苗旺青等人驗收時,劉俊雄謊稱一塊坡地上的羊就是自己養的羊,從而通過項目驗收,騙取3萬元補助資金,實際上劉俊雄從未養過羊。
此外,劉俊雄還騙取危房改造等資金11.24萬元。
劉憨雄則騙取危房改造、村民供炭款等資金7.66萬元。
在貴州,普定縣馬場鎮灣寨村會計黃云學利用職務便利,借“精準識別”新增貧困人口之機,違規將其子納入貧困人口名單上報,并蒙混過關。
在安徽,懷遠縣河溜鎮蓮花村原黨總支委員馬懷彬,違規將其母親申報為低保戶并獲得低保款8198元,使其弟弟違規獲取危房改造補助款2000元。
……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顯示,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
從涉事主體看,被查處的既有最基層的村民小組組長,也有縣處級官員。其中,約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有61起涉及鄉鎮干部,占比19%；有30起涉及縣區干部,占比9%。
“通常而言,村級組織是黨和國家扶貧政策、資金資源落地的最后‘中轉站’,也是群眾基本情況、個人信息上傳的‘第一道關’,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這個聯通上下的位置,讓村干部在參與扶貧工作時具有許多潛在的影響力,一旦發生蛻變、滑向腐敗,將會直接侵害貧困群眾的切身利益。”
在杜治洲看來,“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的原因在于,扶貧資金和扶貧項目大多走向農村,“因此,對扶貧資金和扶貧項目有直接管轄權的村官,容易成為主要的腐敗群體”。
宋偉分析認為:“這凸顯了基層扶貧領域權力的集中性,并且相應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
“扶貧領域的工作相對復雜,涉及環節較多,不同地區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因此必須通過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圍繞工作程序制定嚴密流程,從而減少腐敗機會。此外,在扶貧工作監管方面,既要發揮各級紀委的監督責任,更需要各級黨委和職能部門發揮主體責任。”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執行問責條例懲治違紀人員
在接受采訪的業內專家看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此次披露上述統計數據,“并無意外”,因為,今年以來,紀檢監察機關一直非常重視查處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今年1月公布的十八屆中紀委六次全會公報明確:“嚴肅查處扶貧領域虛報冒領、截留私分、揮霍浪費行為,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有力保障。”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了對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的查處打擊力度,這是根據黨中央‘精準扶貧’目標的決策部署實行的相應舉措,是為了保證中央精神的貫徹落實。”宋偉認為。
8月1日,中紀委對第一批重點督辦的9起扶貧領域典型案例進行了公開曝光。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強調要構建責任清晰、各負其責、合力攻堅的責任體系,以硬措施保障硬任務。
杜治洲表示:“扶貧攻堅戰已經打響。”
“扶貧領域的腐敗是打贏這一戰役的巨大障礙,必須堅持高強度、大力度治理扶貧腐敗。”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通報扶貧領域的突出問題,是在警示廣大黨員干部,誰也不能動貧困人口的‘奶酪’。”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而‘精準扶貧’是‘十三五’時期的重要任務,因此在這樣的時間點發布相關數據,可以進一步推進扶貧工作的監督檢查,發揮反面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針對整治和查處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宋偉的建議是:一方面,扶貧領域要加大懲治力度,宣傳并拓寬群眾對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的舉報途徑,對發現的問題,必須保持“零容忍”,因為基層扶貧領域腐敗非常損害群眾對黨的信任；另一方面,對整治和查處過程中發現的違紀違法人員及相關責任者,必須進行更為嚴厲的責任追究,決不容忍扶貧領域腐敗的重生和蔓延。
杜治洲則建議,從一定意義上講,懲治就是有效的預防。必須嚴格執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對那些在扶貧問題上侵害群眾利益的官員和相關人員嚴厲問責,對沒能完成脫貧任務的官員也要依規處理。特別是對數字造假行為給予堅決的打擊,避免“數字脫貧”游戲。建立脫貧評價機制,讓第三方機構參與評估,同時賦予扶貧工作受益者參與權,把公眾對扶貧工作成效的感受作為評價官員脫貧成效的重要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