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普遍失去治理的方向感，未來世界經濟以及全球治理體系到底走向何方？剛剛閉幕的G20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對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部門改革、全球稅收合作等重大議題做出了回應，這對推動全球經濟結構性改革，積極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與增長合作新框架，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減少“逆全球化”風險，完成未來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2016年，全球經濟仍未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根據G20發表的會議公報，對全球經濟前景進一步向下修正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的救市實踐已經證明，全球經濟增長軌跡和格局漸變，逃離經濟的復蘇遲滯、通貨緊縮以及流動性陷阱區域，單靠全球央行持續的貨幣寬松不但難以有效解決，而且更容易產生救市后遺癥，不應成為常態的危機救助模式，也對傳統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事實上，依靠貨幣和財政刺激的危機救助形式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主要發達國家政策利率多處于極低水平，已有多國實施負利率。除日本外，歐元區、瑞士、瑞典與丹麥央行均于此前實施負利率來遏制通縮，目前全球負收益政策債券規模已達5.5萬億美元。

但是這給長期經濟穩定增長帶來了極大的負面效應，在長期的債券購買和低利率的刺激下，勞動生產率卻增長緩慢，表現為金融對實體的“擠出效應”，市場表現為信貸過度寬松，使得資源轉移到更為低效的部門中，生產率的降低在危機后將會持續。根據測算，在2008-2013年，經歷金融繁榮和蕭條周期的發達經濟體年均損失了0.5個百分點的生產率，而這一損耗很可能是難以短期恢復的。

與此同時，需求放緩，以及增長持續低迷也加劇了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抬頭，各類區域貿易協定，以及英國 “退歐”也增加了導致“逆全球化”風險上升。一直以來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世界貿易年均增速為世界經濟增速的1.5倍，甚至2倍，然而，現在這個“引擎”卻開始熄火。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報告，1990-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增長6.9%，2008-2015年平均增長約3.1%，過去一年，全球貿易增長降為1.2%。遠遠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貿易對GDP的創造效應大大下降。

而另一方面，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個RTA，兩國或多國交叉連接，各種條款規則又不盡一致。這種“意大利面碗”RTA增加了商品跨國流通的復雜性。更嚴重的是，RTA的發展導致“競爭性區域集團”的形成，不僅導致貿易轉移效應，也割裂了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從未來重振全球貿易發展看，要扭轉世界經濟持續性放緩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在提高全球經濟體生產力、提高資本和技術的配置效率、擴大全球創新基礎設施投資，深化全球價值鏈分工效率與合作水平。特別是如何借助G20的平臺積極構建面向下一代的貿易政策新框架，這對實現全球新的增長繁榮具有深遠意義。

此外，全球巨額債務負擔或成長期主題，“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壓力較大。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債務負擔都有所增加，全球范圍內也只有五個發展中國家實現了政府減債。而全球范圍內的政府債務總和自2007年以來已經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遠高于同期的全球GDP增量。根據《日內瓦報告》，全球債務總負擔（包括私營部門債務和公共部門債務）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2001年的160%，升至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的近200%，2013年更是達到215%。

除發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后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的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企業）債務大幅增加。當前，各國政府出于控制經濟風險繼續上升而著手降低杠桿，清償債務，也即“去債務化、去杠桿化、去福利化”。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降低負債，修補資產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數年，這些均將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面影響，抑制總需求的增加。

國際清算銀行（BIS）近期報告也指出，要實現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對全球經濟進行中期的結構改革和金融改革。改革的關鍵是要更好地處理政策對存量債務的累積效應，和對資源分配空間的影響。因此，G20公報首先聚焦全球金融風險，致力于加強全球利率和匯率政策協調，積極完善金融穩定和全球金融審慎監管框架。

而更具長期影響意義的，正如公報指出的：本次會議最重要成果結構性改革——“我們核準增長框架工作組準備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并贊賞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提供有價值的意見”，這意味著G20正在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消防員”轉變為全球長期經濟增長的有力推動者。G20開始把全球可持續發展與結構性改革作為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一個主要議題，推動G20成員率先制定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行動計劃，通過稅收、金融、基礎設施及公共領域的改革帶動全球范圍內結構性調整,G20需要進一步完成全球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作者：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