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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日高畢嘎查位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旗西南部, 有179 戶牧民, 1999 年曾被選為自治區百強嘎查,2001 年沒有貧困戶。在雙承包制度下, 自然災害的風險無法被有效緩解, 導致了相當數量牧民的貧困。而嘎查基于自己組織優勢的努力, 使得貧困化趨勢被遏制。
一、草畜雙承包制度下牧民抗擊自然災害能力的減弱
1983 年, 人民公社制度解體, 嘎查開始實行家畜承包制。家畜承包制實行初期, 家畜數量有了更多的增長。主要表現在羊的增長, 而大牲畜則減少, 因此, 如果按羊單位來算的話, 牲畜并不見得有特別大的增長。但是, 羊的增加、定居的進一步發展, 都使得畜牧生產對草場的利用強度增加,開始逐步使得草場退化。
1997 年開始進行草場的家庭承包。1999 年, 該嘎查被評為自治區百強嘎查, 當時, 有7 萬多頭牲畜。也就是從1999 年開始, 嘎查開始劃分草場。對于當時的3 戶貧困戶,政府專門給了扶持, 但當時的貧困戶也是有自己的牲畜的。全嘎查沒有一戶無畜戶。
1999 年可以看作全嘎查生產和生活發展最好的年份。但是, 對于草原畜牧業的生產來說, 草場的資源承載量、氣候條件、畜種結構和草場資源的匹配程度是基本的條件。這些條件中的一部分正因為雙承包包制的施行而悄悄發生變化。牲畜和草場的雙承包制在短期內沒有讓牧民們見到不好的方面。由于人民公社的牲畜本來就是以牧戶的私有牲畜入“畜股”形成的, 搞家畜承包事實上就是將家畜重新劃歸牧戶私有, 草場也在事實上成了牧民的私有財產, 劃分后并沒有跟進嚴格的草原生態監測。雙承包制使得牧民不僅根據草場短期內可以容納的牲畜數量, 而且開始根據自己不斷增長的消費需要擴大牲畜數量。這也就是1999 年牲畜數量增加到7 萬多頭的直接原因。但是, 在牲畜頭數增加的同時, 牲畜的畜種結構在發生明顯的變化, 大牲畜減少, 羊大量增加, 多數草場面積存在過度放牧情況。但是, 這些對畜牧業生產的影響還沒有等到徹底暴露出來,
2001 年的一場大旱災就將生態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極端的形式暴露給牧民。2001 年的旱災使全嘎查的牲畜頭數銳減了一半, 一些人家成為無畜戶。然后是連年的干旱。據說, 2006 年的干旱又是50 年不遇的大旱災。在這幾年中嘎查的貧困人口日益增加, 到2007 年10 月, 全嘎查牲畜頭數只有1.8 萬頭只,還不到1999 年的1/4,人均24 只, 低于人均30 只的貧困線標準。全嘎查171 戶中, 有貧困戶61 戶, 其中無畜戶36 戶。
除了天災導致牲畜死亡使一部分人陷入貧困以外, 更多的原因還是制度性的原因。這一嘎查出現的貧困是與上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后內蒙古牧區整體貧困化趨勢相一致的。我們這里可以就初次調查的印象, 以整個內蒙古牧區為參照來描述這個嘎查貧富分化的過程。
二、草畜雙承包制度下牧民抗擊自然風險能力何以減弱
本文通過一個嘎查改革以來的經濟狀況調查, 發現草畜雙承包制度有致貧效應, 而充分發揮嘎查的組織資源優勢創辦合作經濟組織, 有助于減貧。21北方經濟·2008 年第5 期
第一, 原有人民公社體制內可以提供的生產和生活困難保險不復存在, 增加了牧民的生產和生活成本。劃分牲畜使得牲畜頭數增加不再受牧場范圍的限制, 對草場的破壞加劇, 而草場承包又限制了四季輪牧的可能, 也進一步使草場過牧, 這使得在合理的技術配置下組合勞動力、畜群和草場的可能性不復存在, 并導致草場過牧的后果, 使得生產趨于在越來越低的產出水平和越來越短期的可持續水平上進行。上述機制對于所有牧戶都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一些牧民分家, 而年輕一代上學時間到旗里上學, 脫離牧業生產, 到成家立業時缺少牧業生產技能; 部分家庭出現大病或有殘疾人, 也限制了家庭整體的勞動能力, 增加了相關醫療支出。在應對家庭承包制帶來的新的生產要素優化組合的挑戰中, 起點不同的牧戶開始拉開了差距, 應對能力不同的牧戶之間也開始拉開了差距。
第二, 草畜雙承包不僅在牧戶個體水平上打破了生產的良性技術配置的可能, 使不同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而且改變了嘎查內部牧戶之間的生產合作關系, 使得牧戶之間轉入一個惡性競爭的關系。人民公社制下嘎查可在內部優化勞動資源配置, 劃分四季牧場優化草場資源的配置,通過組織集體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畜群的產出水平。各個生產要素之間初步實現優化配置。但是, 在草畜雙承包下, 由于劃分到戶的草場規模和畜群規模已經脫離了技術上允許的最優配置水平, 而承包制的個體使用制度又增加了個體間合作使用生產要素的成本, 故多數情況下, 同嘎查的牧戶之間首先是對草場利用的競爭。各牧戶競相擴展牲畜頭數, 首先對公用牧場進行過度放牧, 一些富戶還在公用牧場圈占自己的放牧地, 保障其牲畜吃草, 極端者甚至出租給貧困戶使用。當公用牧場退化后, 又對承包牧場進行掠奪式開發。一些富戶開始租用貧困戶的牧場進行掠奪式使用。當嘎查內部之間的農戶開始競爭使用資源時, 那些有經營能力的富戶逐步開始贏得優勢, 并通過租賃貧困戶草場逐步固化并擴大了收入差距。貧富分化的因素中除了有勞動和經營能力的差別外, 開始存在資本剝削的因素。這惡化了富戶和貧困戶之間的關系, 嘎查內人際關系緊張, 初步有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矛盾。
第三, 草畜雙承包還打擊了嘎查一級的集體所有制經濟, 弱化了嘎查扶危濟困和阻擊外部勢力不良侵害的能力。牧民擁有了牲畜, 有了草場的使用權, 也就可以獨立和嘎查以外的經濟主體發生經濟聯系。但是, 多數情況下, 在牧民沒有多少市場經濟知識的情況下, 牧民是吃虧者。貧困戶和外部人發生的高利貸合同多使貧困戶面臨家破人亡之難。在災害中失去了牲畜的牧戶只能借高利貸, 還不上錢后就開始用草場做抵押。放貸者占用無畜戶的草場后, 為了盡快獲益, 就過量放牧, 直到把草場吃漏, 吃透。
可以說, 自然災害頻發加劇了上述貧困化和貧富分化的過程, 而且, 由于草原生態在自然災害和人為過牧的雙重影響下發展過快, 即使是富裕戶也無法逃脫其影響。整個嘎查可能就此陷入整體衰落的陷阱。
三、嘎查的組織資源如何促進牧民合作發展進而減貧
2001 年旱災使部分牧戶陷入了滅頂之災, 借了高利貸的農戶不得不將草場抵押。原來是私下簽的高利貸, 當面臨這種情況時, 再也遮掩不下去。眼見著無畜戶連草場這種生產資料也將蕩然無存, 當時的嘎查領導班子感覺到, 如果不伸手援助, 這些貧困戶將失去任何獲取經濟收入的能力。當時的嘎查長浩畢斯哈拉圖果斷決策, 由嘎查出面幫助貧困戶還清貸款, 收回草場, 終止放貸者對草場的掠奪式經營。
嘎查的這次介入開始了嘎查試圖引導牧戶生產的過程。居于這一合作核心的是2003 年1 月成立的牧業協會。這時候, 嘎查已經經歷了連續3 年的自然災害, 牧民生活出現急劇貧困化。剛成立時是由8 戶牧民自愿組建。牧民以現金、草場和牲畜入股。
協會在組建后開展的第一項工作是建立200 畝青貯飼料基地, 利用了政府的配套資金, 購買了相關的機器設備,包括大小拖拉機各1 臺、播種機2 臺、割草機2 臺。
第二項工作是建立東烏穆沁種公羊基地。現已經有得到旗畜種改良站簽訂注冊的優良烏珠穆沁種公羊200 余只。
第三項工作是優惠供應牧民飼料和防疫藥品。在青貯飼料收割后, 按入股情況分配給牧民。按成本價, 市場上0.16 元/斤, 牧民0.06 元/斤, 戶均可得到1500 元優惠。協會還到外地買飼草, 25000 多捆草1 捆便宜1 元, 給牧民節約25000 元。協會補貼飼料5000 元。直接和生產藥浴藥品的武漢藥廠聯系, 按批發價購進, 給40000 頭牲畜節約20000元。第一, 嘎查在謀求合作組織獲得政府支持和承認上具有積極作用。由于嘎查是一級村民自治組織, 和鄉鎮政府有著密切的工作關系。具體到本文的嘎查, 1999 年曾經被評為自治區100 強嘎查, 它的嘎查委員會干部應該和各級領導都有接觸。現任的嘎查長1991 年就當選了嘎查長, 和各級已經有了長期的工作關系。前任嘎查長現任旗政協主席。嘎查的這種地位和嘎查干部的這些工作經歷都使得由嘎查來推動協會的注冊和謀取上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變得非常順利。協會成立后組織的200 畝青貯飼料項目就滿足了。第二, 嘎查干部的威望和組織能力是合作組織能夠成功運作的重要條件。合作組織是一個有著多種功能的組織, 內部要設立各種功能性機構。它還要面對各種復雜的外部環境。合作組織需要有一批骨干, 也需要有好的帶頭人。以協調內部各種關系, 在復雜的外部環境中尋找有利的發展機會。嘎查長哈日高畢嘎查是當地有名的摔跤手, 為老年人認可, 又為同齡人擁護, 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口才。正是因為他看到了不合作就不足以應對草場退化的形勢, 不足以遏制貧困擴大的趨勢, 出面組織合作社。而他團結的7 戶牧民也成為協會中7 個作業組的組長。嘎查長和他團結的牧民成為合作組織發展最初的人力資源和擴展后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