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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矚目的二十國集團（G20）貿易部長會閉幕，會議批準了《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以及積極推進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構筑包容性增長的價值鏈將對世界經濟、貿易與增長格局具有深遠的影響。
當前，全球貿易增長乏力，對世界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大幅下降。過去三十年，全球貿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兩倍。然而，由于需求疲弱、成本升高、貿易摩擦增多周期性和結構性原因，全球貿易增長進入十分低迷的時期。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報告，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將降為2.8%。遠遠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也低于GDP增長。低迷的貿易增長對經濟發展和就業前景造成負面影響。從未來重振全球貿易發展看，要扭轉世界經濟持續性放緩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在提高全球經濟體生產力、提高資本和技術的配置效率、擴大全球創新基礎設施投資，深化全球價值鏈分工效率與合作水平。特別是如何借助G20的平臺積極構建面向下一代的貿易政策新框架，這對實現全球新的增長繁榮具有深遠意義。
近幾年，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價值鏈與增加值貿易”迅速成為全球貿易、投資、價值鏈以及分工領域的研究熱點。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等多個國際機構以及各國研究機構和學者都對以全球價值鏈以及增加值貿易核算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中國也首次將改革國際貿易統計體系納入了APEC合作議程，并在2014年11月APEC領導人峰會上通過了《APEC促進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藍圖》、《 亞太經合組織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框架》等綱領性文件，為下一步全球價值鏈合作發揮了引領作用。
全球價值鏈是全球經濟循環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隨著全球生產網絡，以及新一輪產業革命與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東亞以及亞太地區的區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APEC 成員間關系日益密切，東盟一體化、RCEP、中韓FTA中日韓FTA、“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等區域貿易協定不斷推進。在這種區域性生產和服務網絡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各國均做出各種改革試圖通過加強區域合作來融入產業價值鏈中，全球價值鏈將進入一輪深度整合期。
全球價值鏈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也改變了國家間的貿易、投資和生產聯系。全球價值鏈這一新體系歸結起來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最終產品經過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階段的生產；二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參與生產過程并在不同階段實現價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個國家在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因此產生了大量的中間品貿易和增加值貿易。中間產品跨境流動在全球貿易中占主導由于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使得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被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因此，在完成最終產品和服務提供之前，這些“中間環節和階段”需要通過多次跨境流動，在內容上必然表現為中間產品跨境流動的迅猛發展。這與傳統國際分工和貿易形式下跨境流動的“內容”是截然不同的。換言之，在以最終產品為界限的傳統分工和貿易形式下，跨境流動的主要內容是最終產品；而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模式下，跨境流動的主要內容則變為“中間品”。
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統計數據測算，自1995年以來，全球中間產品出口額占全球總出口額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達69.32%。由此可見，中間品貿易在全球貿易中已經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這一國際經濟的新特征正是全球價值鏈深入演進所呈現的必然邏輯。近十多年來，全球價值鏈的興起和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全球商品和服務生產的組織形式。據統計，世界貨物出口量平均增長速度，1913-1938年僅為0.7%，1948-1990年為6%以上，1990-1997 年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紀50年代初僅為5%，70年代初為10%，90年代初達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貨物貿易額平均增長7%，2014年超過38萬億美元。聯合國《2013 年世界投資報告》提出，附加值貿易對發展中國家GDP 的平均貢獻率幾乎達到30%，對發達國家平均貢獻率為18%。OECD統計進一步顯示，通過國際投資產生的跨境聯系的價值在過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從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這一趨勢仍將持續下去。
區域貿易協定(RTA)迅速發展，一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各經濟體之間的經濟聯系，另一方面卻割裂了區域內外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往來。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個RTA，兩國或多國交叉連接，各種條款規則又不盡一致。這種“意大利面碗”RTA實際上增加了商品跨國流通的復雜性。更嚴重的是，RTA的發展導致“競爭性區域集團”的形成，分散了投入WTO多邊體系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弱化了WTO的執行力，阻礙了全球化進程。
據估算 OECD國家實施貿易便利化措施可降低 10%的潛在貿易成本，中低收入國家大約可降低15.5%。因此，領域逐漸從傳統的“邊境上壁壘”（on-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降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第一代”貿易由化）延伸 “邊境內壁壘”（behind-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國內規制改的“第二代”貿易由化），同時要求“跨邊境互通互聯”（cross-border interconnections）。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增加值貿易份額逐年提高，與全球價值鏈結構變動密不可分，這是其不斷深入參與價值鏈并轉型升級的結果。聯合國《2013 年世界投資報告》提出，全球價值鏈分工對世界經濟新興發展有顯著貢獻，附加值貿易對新興發展中國家GDP 的平均貢獻率幾乎達到30%，對發達國家平均貢獻率為18%。從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展最快的亞太地區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亞太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幾乎是世界貿易的兩倍，而且遠遠超過了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盟(EU)區域內貿易的增長速度。亞太價值鏈（尤其是東亞價值鏈）是全球貿易循環中最為關鍵的鏈條之一，也是全球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
WTO和 IDE-JETRO（2011）發現亞洲產業間存在高度的互補性，這既是亞洲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加深的原因，同時也是亞洲經濟依存度提高的結果。亞洲對于供應鏈和生產網絡的依賴程度要遠遠高于其他地區，中間產品貿易的增長比最終產品貿易的增長要快得多。以增加值計算，1990 年至2012 年，亞洲區域內貿易平均每年增長10%以上，增速是亞洲之外地區的兩倍，其中亞洲區內貿易額中60-65%為中間產品貿易——在亞洲特別是東亞國際產業鏈中，日本、韓國等將中國作為生產鏈的終端，中國則需要從東亞較發達經濟體進口半成品和高技術零部件，同時從東盟進口能源礦產等大宗品，然后將制成品銷往歐美發達國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全球價值鏈循環。（作者：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