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談“十三五”經濟轉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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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做客中國網。 中國網 董寧/攝
中國網:
中國訪談，世界對話，這里是中國網兩會訪談。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改革創新是這一時期的關鍵詞。今天做客訪談的嘉賓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他將就相關話題與我們分享他的提案和看法。
遲福林:
中國網的各位網友好，我也很高興有這么一個訪談機會。
中國網:
感謝您做客，您在之前提出過“十三五”是轉型的關鍵點，您是為什么提出這樣的概念？
遲福林:
應當說我最近一年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研究“十三五”，在我看來“十三五”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一個歷史關鍵點，它對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參與30多年的改革研究，確實看到這個歷史特點特別突出。在我看來“十三五”之所以是關鍵點有兩個原因：
第一，經濟轉型正處在最后的窗口期。也就是說這5年如果調結構、轉方式沒有重大的突破，經濟矛盾風險可能會更大，我們要談十年、二十年的可持續發展就缺少一個重要的基礎。所以，這兩年調結構、轉方式應該處在關鍵時期。
第二，這五年又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關鍵點。中國的產業結構、城鎮化結構、消費結構、外貿轉型都處在關鍵時期。這樣的轉型升級蘊藏著中國巨大的發展潛力。
“十三五”時期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如何在轉型升級中來化解經濟轉型當中的矛盾問題？如何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釋放最大的潛力？所以，“十三五”我們說它的關鍵點是轉型發展特點特別突出。我作為一個轉型改革研究的學者，充分認識到這個研究對于“十三五”很有價值，對于我來說這是一份責任。
所以，我作為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之一，應該說在這上面傾注了很多精力。
中國網:
您覺得“十三五”發展趨勢是什么樣的？
遲福林:
一方面面臨著矛盾風險增加，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問題，這個是不能回避的。另一方面經濟轉型的趨勢特別明顯，我把它概括為“3+1”。
“3”首先是產業結構調整。現在開始進入工業化后期，現代服務業占比應該達到60%以上，去年我國剛剛創歷史新高也只有50.5%。所以，“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服務業需要至少年均增加1.2個百分點，現在“十三五”規劃給它的預期目標達到56%，我估計會超過56%，達到58%，甚至是60%。這蘊含著什么寓意呢？意味著中國基本在“十三五”期間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這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中國走向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標志。
第二，城鎮化的變革。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我用的是規模城鎮化率達到56%左右，超過55%。我們的問題在哪里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8%。“十三五”如果規模城鎮化率能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能達到50%，“十三五”的預期目標是45%，我認為這個定低了，應該達到50%，會釋放多少巨大的發展潛力？就拿城鎮這樣的投資來說，至少有40萬億人民幣的投資潛力，如果要消費可能會有更大的帶動。如果中國的城鎮化有突破，這個城鎮化的空間能夠釋放，新型城鎮化將成為“十三五”中國轉型發展的最大潛力。
第三，消費結構升級。外國人看中國“十三五”，認為13億人的消費是中國最大的優勢、最大的市場。現在的消費總規模大概30多萬億，“十三五”2020年能達到50萬億。關鍵還不在總量，在于結構變化，現在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健康、醫療和教育，這些服務型消費占的比重只有40個百分點。我估計“十三五”期間，每年會提升兩個百分點。所以，到2020年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支出將在總的消費支出中占一半。這樣的結構變化會帶來多大的市場空間？
遲福林:
“1”是服務貿易，現在進出口是一個負數，今年2月份進出口的負數更大，這有多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勢下，服務貿易是一個重點，去年進出口是負數，但是服務貿易增加了16個百分點以上。也就是說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服務貿易的發展是大趨勢。所以中國的貿易應該在服務貿易上下功夫，我們的問題在于全球2014年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是20.06%，我們只有12.3%。我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提升到20%，當然“十三五”規劃穩妥一點說到16%。如果中國的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實現了外貿轉型，將在推動中國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全球多邊、雙邊、區域性、全球性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過程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別人老問“你怎么這么有信心？”我說我的信心是來自于對這種趨勢的估計，當然我們是有條件的。等一下會談到條件，兩個字——改革。
中國網:
您剛才說到“3+1”幾個話題。首先提到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您剛才說要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您的提案中也提出了服務業的市場開放。目前一個很熱門的話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您認為您的提案和供給側改革有什么樣的關系呢？
遲福林:
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也是很好的問題。服務業能占到三產58%到60%，到“十三五”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它的條件是什么？動力何在？是服務業市場開放。目前服務業叫“三低一高”，首先是市場開放程度很低。現在制造業部門市場開放度至少達到85%以上，而服務部門的市場開放度只有50%左右，一半左右的市場還是沒有開放。
第二，服務質量比較低。為什么國人到日本去買馬桶？為什么買感冒藥？為什么今年春節將近600萬人到外面去度假？大家到外面旅游要的是質量，產品要的是質量，我們服務質量低。
第三，占的比重也低。剛才說到，我們進入工業化后期至少應該達到60%，現在像俄羅斯和印度等國都是60%以上，發達國家是75%-80%，有的高的在90%，這個差距很大。
什么高呢？價格高。包括相關的服務型產品的價格是比較高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靠服務業市場開放。服務業市場開放解決什么呢？解決服務業供給如何與老百姓的服務消費需求相適應？現在老年人實際的消費需求至少有兩萬億人民幣左右，實際的供給只有兩千億。再比如說北京兒童醫院人滿為患，兒童看病越來越成為突出的矛盾，再建幾個兒童醫院還是有實際需求。
再比如說中國的健康服務業，國外都看好，很多投資者看好。因為“十三五”中國的健康服務業實際消費潛力至少在十萬億人民幣以上。有人說這將成為未來五到十年全球健康服務業發展速度最快，增長最大的大市場，很多的投資者都往這上面投。可是現在實際的健康服務業產品供給、服務供給、相關體制供給遠遠不夠，這就回到你提的話題。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要解決什么？解決突出的矛盾是供給與需求不相適應。服務業市場的開放，我把它作為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重要一個方面，而且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突破。因為它能夠使我們的實際供給適應產業結構發展需求，適應廣大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的需求。
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我認為是“十三五”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或者是重大任務。
中國網:
是一個抓手？
遲福林:
是的，是一個重要的抓手。
中國網:
我可不可以理解為市場的開放引入了競爭，有競爭才有更好的發展？
遲福林:
是的，我們的服務業市場開放那么大，怎么釋放市場的紅利？我們說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不是靠行政來代替，不是說政府是主體。
中國網:
不是靠行政的手，而是靠市場的手。
遲福林:
對，政府是推動者，引導者主要是靠市場。服務業市場為什么50%沒有開放？那50%是什么呢？是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如果不打破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服務業很難形成活力。我們說“十三五”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服務型消費需求，加快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重點的產業結構，目前缺少制度條件。一定要從需求和供給方面理解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對于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網:
好的，那您剛才“3+1”中第二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城鎮化發展的問題，您在提案中提出，要用居住證制度來代替傳統的戶籍制度，你為什么有這樣的提案呢？它與城鎮化的發展有什么樣的關系？
遲福林:
這個問題更重要了，這是我們當前正在討論的大問題。第一，中國的城鎮化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第二，城鎮化的關鍵問題是要解決人口城鎮化的規模、人口城鎮化的進程、人口城鎮化的水平。
現在的突出矛盾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太低，只有38個百分點。我們知道人口城鎮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而且是拉動需求、釋放需求的最重要載體。怎么來解決人口城鎮化進程呢？中央提出核心的問題是深化戶籍制度的改革，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而且提出來不能把暫住證換個名就換成居住證。居住證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什么關系？
我認為居住證制度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你在哪里居住就是哪里的居民，就應該享受那里的基本公共服務。有人就問了有可能嗎？為什么要取消戶籍制度呢？戶籍制度是中國歷史的產物，在中國工業化前期，為了壓低農產品價格，為了限制農民進城實行的這樣戶籍制度，現在的歷史條件變了，農村的結構也變了，城里的服務業發展也需要更多的人進到城里來，更何況是現代化人的發展的基本需求。盡管沒有戶籍，80后的孩子有多少還要回到農村去呢？我們怎么來解決這件事情。應當說用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兩元戶籍制度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了。首先應當明確居住證制度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昨天討論我們的小組就問，老師，如果這樣大家不就都跑到北京來了嗎？我說不會的，為什么？每個地方的居住證條件是不一樣的，如果中小城鎮居住證的條件寬松一點，很多轉移的人口、轉移的農民工就會往中小城鎮走，可以享受那里的教育、醫療、文化。有人說地方政府承擔起嗎？成本分擔怎么辦呢？
中國網:
管理也是個難題。
遲福林:
我講就下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中，要以人口城鎮化為重點來實現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擔。這對人口城鎮化有決定性的意義。第一，農民工的概念沒有了。我2008年就提出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盼望著在“十二五”結束時這個詞能夠沒有，可是我的愿望沒有完全實現。現在講城鄉兩元戶籍制度如果成為歷史，在農村居住就是農村居民，城里居住就是城里居民，流動人口就是流動人口，大概未來至少有20%到30%是流動人口，我選擇到這個城市，過兩年再選擇那個城市。我們制度公平解決了，農民工真正成為歷史了，城鄉兩元的制度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城鄉一體化進程將大大加快，這個加快首先對于中國的投資消費是一個巨大的釋放。第二，對于城鎮居民來享受改革發展的成果，是一個重要的標志。農村居民到城里來，他在哪里居住，就可以享受哪里的條件。
中國網:
這也是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
遲福林:
對，共享發展。第三，脫貧。很多人通過教育，通過進入城市，通過跟城里人一樣進城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可能就是脫貧的重要出路。我把這件事看得很重，我認為這是“十三五”中國轉型發展的重中之重。
中國網:
關于這個問題它的前景是好的，它的最終希望也是好的，但在過程中一定會有非常多的困難，您能不能再給我們詳細解釋一下，比如說當地的城市，如果使用了居住證制度，更多的人口涌進了城鎮要如何進行管理？它的難度在哪里？
遲福林:
是的，這個是有難度的，首先難度來自于腦袋，轉變理念，我們的人口是服務還是控制。過去搞城鄉兩元戶籍制度，是控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現在是轉變理念，是對人的控制轉為對人的管理和服務。
第二個要解決的困難就是中央與地方如何來分擔。進入城里的公共服務，這肯定有一個利益者的分擔，這是結構性的東西。比如說允許農民可以土地抵押一部分錢，進到中小城鎮后有條件有能力租或者買一個房子。在新一輪的財稅改革當中中央提出來，該交給地方的稅交給地方，把這個因素考慮起來，重新考慮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這是最難的。
第三，涉及到城市管理。既然不是對人口的控制，那么城市對人口的管理就要發生變化。我提出來要從公安治安部門轉化到人口的綜合服務部門，服務管理就會發生一系列的重大變化。當然，城市管理也相應會發生一些變化。我想這件事情應該更多從國家轉型發展趨勢，從制度公平，從未來發展潛力的釋放等方面全局來考慮問題。如果僅僅抓住“人口到我這來我管理不了、地方財政困難”，這樣應該說無論從公平，還是釋放潛力大局來說，都是不相適應的。
我覺得城鎮化仍然是“十三五”轉型發展的最大潛力，不僅是這樣，它又是中國的發展、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共享的重要條件。從這樣來看，各種具體的困難、矛盾才有解決的前提。
中國網:
咱們一開始就提到“改革”是“十三五”的關鍵詞，您在整個的訪談過程中，也一直覺得信心滿滿，到底是什么樣的途徑，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能讓改革順利進行下去呢？
遲福林:
這個問題很關鍵，有人說遲福林您對“十三五”有這么大的信心，來自于哪里？我說就來自于改革。我是30多年改革方面研究學者，我一直堅信改革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尤其是到了“十三五”，如果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突破，很多的問題是難以解決的。我對發展前景的信心正是來自于對改革作用的判斷。
比如說要以服務業市場開放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建立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進程。這個方面的改革涉及問題很大，比如說打破市場壟斷，否則服務業市場是沒有辦法發展。有人說服務業市場能開放嗎？我說必須積極穩妥的開放，而且需要全面開放，當然需要做出頂層設計有序的開放。不僅對國內社會資本開放，而且對外來資本開放，這樣才能夠對加快建立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服務業消費需求形成重要的動力。
第二，要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來破解城鎮化發展的各種矛盾問題，當然這個改革更是結構性的，除了戶籍制度改革，還包括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比如說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比如說對人口戶籍管理體制改革等等。這些改革如果能到位，我們的人口城鎮化進程就會大大加快。所以我們到2020年這些改革到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或者是居住證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以上，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突出標志，更是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這一點將帶動多少的投資，帶動多大的消費？我們說要實現6%-7%的增長靠什么？就要靠向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遲福林:
我們講服務貿易，要靠以服務貿易為主的二次開放，現在提出二次開放。一次開放是對外資大量引進，二次開放很重要的內容是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我們現在進行“一帶一路”，進行多邊雙邊的自由貿易談判，多邊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近一年多我去了歐洲7次，干嘛去了？就為了促進中歐自貿區可行性研究，至少在可行性研究上能給雙邊決策者提供一個參考。如果能夠建成中歐自貿區，既適應于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又對中歐的發展有極大吸引力。我也在歐洲講，你們應該解放思想，不能夠投資談完了再談服務貿易，錯過機會你們就錯失重大的發展機遇。這些事情都要來做，當然更根本的還是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處理好政府市場的關系關鍵問題是政府監管變革要轉型，政府要該給市場給市場，該給社會給社會，政府把監管做好，把服務做好，所以我們現在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市場監管體制的改革以及多方面監管體制的改革，需要發生深刻的變革。從這些方面來說，我們的改革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十三五”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的矛盾和問題，才能夠在釋放巨大發展潛力的同時解決這么多年來調結構轉方式遺留的各種矛盾問題。這樣才給企業創造好的市場空間，才能夠有好的增長前景，這樣中國才能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這樣才為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這樣中國在世界經濟增長格局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如果我們保持6.5%左右的經濟增長估計未來5年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會穩定在25%到30%。
這不僅國人關注，國際上關注，中國“十三五”已經成為英語中的通用詞。前幾天我到國外歐洲去做了一個中國大講堂，一些高官、企業家來聽，我還講“十三五”是什么意思，他們說“不用講，我們知道‘十三五’這個英文詞”，特別關注這一點。只要結構性改革有突破，“十三五”就有好的前景，“十三五”有好的前景，我們對未來后十年就有更堅定的信心。
中國網:
像您說的，數字保持增長，但也不僅僅是一個數字，更重要是里面含的質量，數字含金量也會越來越好。最后想問您一下，對于2016年、對于“十三五”讓您用一段話甚至一句話來概括的話，您有什么樣的期待？
遲福林:
2016年既是“十三五”開局之年，更是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我期盼著攻堅之年有攻堅的成果，這樣為“十三五”開好局，起好步。
中國網:
好的，再次感謝遲院長能夠做客我們中國訪談，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里，感謝您的收看！
（主持人/責編：宋若冰 導播/后期：李雙江 攝像：孫宇 王宇迪 圖片：董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