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法治和規章制度等）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道德倫理規范等）。這意味著社會治理的方式多種多樣，有法律、行政、經濟、道德、制度規范等方式和手段。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法治與德治就是相互聯系、 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社會治理的方式和手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

首先，道德是法律的基礎。人們共同的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法律的有效執行和實施取決于有道德的執法人員和遵紀守法的高素質公民。

第二，法治是道德的補充與保障。德治是通過對人的教化方式將法律和社會規范內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是從內部規范人的行為；而對于違背道德規范的人，需要通過法治強制性的方式從外部約束人的行為、懲罰違法行為，引領道德風尚。所以說，道德是人的行為價值取向，法律是人的行為底線，兩者相得益彰，相互補充，共同維護社會的秩序，推動文明的進步。

但是，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行為規范又是有區別的，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功能。

首先，法律主要是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道德則是依靠教化和人的內心法則以及社會輿論發揮規范人的行為作用。

第二，法律注重對人的行為底限的約束，注重人的外部行為后果；雖然有時也考慮人的主觀動機，但并不單純地調整人的內在思想活動。道德不僅對主體的客觀行為后果進行調整和規范，而且更加注重對人的內在主觀動機和思想進行調整和評價，從人的內部達到規范人的行為的目的。

第三，法律和道德調整的深度和廣度不同。道德規范存在于一切人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之中，道德的調整更具有廣泛性，對人的行為調節起著基礎性、經常性的作用。法律是少數成文的道德規范，法律調節不到的一些社會生活行為，則需要道德來調整。

在傳統的社會中，人們更多地是依靠道德來規范人的行為，道德倫理是社會管理的主要方式；現代社會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追逐利益的意識增強，破壞道德規范的行為越來越多，帶有強制性并從外部規范人的行為的法治日漸成為現代社會社會管理的主要手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但是，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進行社會管理的手段還比較單一，主要采用行政性手段和強制性手段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輕視法治規范。例如近些年，在城市拆遷過程中，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不做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就進行強制拆遷，激發了與被拆遷群眾的矛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為此，要加強社會領域的立法工作，做到社會治理有法可依；增強司法的權威性，做到有法必依；規范執法行為，堅持執法公平，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加強全民法制教育，提高全民遵紀守法的意識。同時，社會治理創新要加強道德規范建設，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強化道德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矛盾的作用。強化道德對公民的教化作用。如果公民缺乏基本的道德意識，缺乏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這個社會將會矛盾叢生。

目前，中國的道德問題凸顯：一些官員道德缺失，表現為以權謀私、錢權交易、貪污腐化等；一些商人道德缺失，表現在誠信缺失、坑蒙拐騙、制假販假等；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現在不守公德、見危不救、以怨報德等。為此，在推進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我們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為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 （作者：向春玲 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發展理論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