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高官：中國為推動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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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最終并未全面達到預期，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減排責任和資金問題分歧難以彌合，您認為今年的巴黎氣候大會是否會重蹈覆轍？
索利曼：我認為，哥本哈根會議的參與程度沒有達到應有的量級。比如中方的參會等級就不如預期。但這次的情況就不同了，中國已經充分參與到了最高層級的討論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外，我們對于問題的嚴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各國在支持綠色氣候基金的行動上表現得更為堅定，這一基金已經開始運轉，并在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就像不久前在贊比亞利文斯頓，綠色氣候基金理事會批準向非洲、亞太地區以及拉丁美洲地區的多個減排和適應項目注資，這些項目包括秘魯的“建立濕地復原力”項目，馬拉維的“加大現代氣候信息和早期預警系統使用規模”項目等，它們是首批得到該基金注資的項目。
因此，今年的情況與當年在哥本哈根時完全不同了。
實際上，哥本哈根是最低谷的拐點。2010年坎昆會議達成了一份折中、平衡的協議，2011年的德班協議給出了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時間表，讓《京都議定書》延續了生命。而今年的巴黎會議則有望達成2020年后新的國際氣候協議。如果這樣一份協議真能產生，下一步就是如何實施的問題了。
記者：巴黎氣候大會能達成協議的關鍵因素在哪里？
索利曼：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各個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超級大國還是新興經濟體，能夠走到一起，不僅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要能采取實際的行動。一份強有力的協議需要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我認為2度溫控指標就是一個很好地提議。并且，為了真正取得共識，我們或許不應該把需要承擔的責任看成難題，而應該看作是一種機遇。
在未來，具有競爭力的經濟模式一定是環保的、能夠創造就業的綠色經濟。這樣的經濟模式能夠吸引全世界優秀的人才，成為推動城市和國家發展的驅動力。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必須直面主導當前經濟發展的最核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