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實現“十三五”時期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人類對現代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的認識大致經歷了由資源驅動到資本驅動，由資本驅動到技術、人力、知識和創新驅動等演變和躍遷的過程。創新驅動理論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是資本和勞動力，而是創新，而創新的關鍵就是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傳播、使用。繼農業經濟以土地、工業經濟以資本和礦產為最重要資源之后，創新驅動型經濟使技術創新和創意、知識生產和人才資源作為經濟資源獲得了空前重要的戰略地位。今天投資驅動型經濟已經走到盡頭，須走向創新驅動型經濟與知識驅動型經濟的領域，它需要新創意、新知識來推動，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已成為當今世界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發展的主流模式。世界經濟論壇（WEF）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認為創新將是區分國家的新標準，他曾說：“一個經濟體要想在未來實現繁榮，創新就顯得尤為關鍵。我預計‘發達’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傳統界限將逐步消失。相反，我們會更多地使用‘創新豐富’和‘創新貧乏’這樣的標準來區分這些國家。”因此，創新驅動成為保證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發動機”。

從我國發展的約束瓶頸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是，經濟整體上是“大而不強”“快而不優”。與此同時，我國正面臨著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酷現實。過去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幾乎走到盡頭。因此，必須緊緊依靠科技創新，不斷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中的戰略支撐作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2013年9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全黨全社會都要充分認識科技創新的巨大作用，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我們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機會稍縱即逝，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不能等待、不能觀望、不能懈怠，要切實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實施好。

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指出：“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全部進入現代化,那就意味著世界發達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在傳統生產要素所產生的“發展紅利”逐步消減的現狀之下，如何獲取更多的“創新紅利”已成為我國國民財富可持續增長的不竭之源。21世紀技術創新比過去作用更加凸顯，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引擎。特別是當今技術創新進入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時代，信息技術成為統領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其它生產要素的“第一要素”，經濟發展動力進入了以顛覆性技術創新為主導的新的歷史階段。“技術創新紅利”更多更主要體現于由顛覆性技術創新產生的“紅利”，這個“紅利”的作用將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當前第六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已初見端倪，以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為代表領域內一系列重大技術突破和相互融合滲透，正在推動全球產業變革加速進行，特別是隨著新能源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結合，引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來臨。

創新驅動紅利是由技術創新紅利、要素聚合紅利、體制改革紅利、人力資本紅利等諸多紅利構成的一個“紅利譜系”，其中，技術創新紅利、要素聚合紅利是體現創新發展最直接、最顯著、最充分的兩大紅利。

首先，要挖掘“技術創新紅利”。歷史深刻地闡釋了科技革命對國家的興衰，世界格局演變具有重大戰略性影響。英國抓住了第一次技術革命成果率先實現了工業化，從而成就世界霸主；伴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英國坐失良機，國力日趨衰落，而美國從此崛起，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霸主。1890年至1920年被稱為“美國進步時代”的國家發展方式轉型的基本經驗是：美國抓住人類社會第三次科技創新浪潮和經濟發展長周期的機會，形成了以“現代科技、現代金融和現代法治”為三大支柱的國家現代化支撐體系，順利地完成了工業革命和國家現代化。

現代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相關軟硬基礎設施的配套完善。技術創新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引入，是從投入品到產出品的整個物質生產過程所發生的“革命性”變化或稱突變，技術創新還具有催化、活化和挖掘新資源的巨大功效，以及由技術創新引發“新資源紅利”的釋放。如何獲取、挖掘更多“技術創新紅利”是實現國家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的根本，也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競爭能力的關鍵。目前，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居世界第一，國際科技論文總量提升到世界第二，發明專利的授權量達到世界第三，已奠定了獲取技術創新紅利的堅實基礎，因此，要盡快實現國民財富增長模式由獲取要素資源紅利為主，向技術創新紅利為主的根本性轉變。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實現創新發展，就要引導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圍繞創新發展優化配置，引導創新資源向創新活動集聚。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通過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等創造新供給，釋放新的市場需求，從而形成發展新動力。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

其次，要充分挖掘“要素聚合紅利”。經濟全球化、社會網絡化、資源配置市場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以信息技術和現代交通技術為支撐的現代化生產力高速發展，基本上消除和打破了地區、國家等行政組織邊界和壁壘。《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強調說：“開始于21世紀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等級制度正遭到來自社會底層的挑戰，或者正從自上而下的關系變成更為平等合作的關系。”當今“時空壓縮”現象日益加劇，地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球村”，資本流、物質流、信息流、人才流等生產力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和聚合聚變，形成創新集群、集群經濟，由此，釋放出巨大的發展能量，我們稱之為“要素聚合紅利”。由于要素聚合紅利是通過對現有的生產力要素在更大空間尺度內的優化配置、聚合聚變釋放出來的財富，因此，它是一種高質量、高效益、無污染的綠色GDP。

要素聚合紅利獲取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一是空間范圍尺度上的非線性增長效應，即隨著地理空間尺度的“算術級數”增大，要素聚合紅利呈現“幾何級數”遞增；二是系統結構尺度上的非線性增長效應，即隨著經濟系統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不斷更替演進，經濟系統釋放的集群經濟紅利呈指數形式增長。我國巨大的國土面積、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不平衡和多樣化經濟發展格局，為掘取要素聚合紅利創造了巨大的前景和空間。我國高鐵網飛速發展，將大大壓縮中國經濟版圖的時空，實現各種要素的連接與聚合，釋放巨大的發展能量；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為龍頭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推進，將意味著新一輪要經濟全球化紅利的“核聚變”。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拓展發展新空間，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培育壯大若干重點經濟區，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分享經濟，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同時，中國已是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家，也是世界第一大FDI投資目的地國家巨大而開放的經濟體系，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全方位推進與沿線國家合作，構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通過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鞏固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做國際經貿規則的參與者、引領者，擴大國際合作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網絡。中國一系列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的戰略舉措，為中國從全球范圍獲取要素聚合紅利的打下了堅實基礎。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