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收獲 傳遞綠色消費理念：從田間到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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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石嫣在中國創辦了第一家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區支持農業）農園，種植綠色蔬菜，不通過中介，農民和消費者直接對接。如今，這一模式的農場在中國已經擴大到了300多家。
如今，她是“分享收獲”CSA項目負責人。她希望更多人關注CSA，向社會傳遞“綠色”理念。
素面朝天的農場
慢吞吞的羊群踏著與城市人滿擰的步子擋在路中央，距離北京城區70公里的柳戶莊村繼續向前，路邊一片白花花的大棚就是石嫣的順義農場“分享收獲”。這是石嫣繼“小毛驢”、“通州基地”之后的第三件作品。
把前一天的剩飯丟給咕咕叫著的烏雞，石嫣在“分享收獲”四個大字下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名片上印著她的兩個身份：博士、掌柜的。辦公室像本人一樣樸素，屋后是26個大棚。
2008年，作為中國第一位公費出國插隊的學生，石嫣在美國一家CSA農場做了半年“準農民”，回國后，在北京創辦了“小毛驢市民農園”。2012年，她離開小毛驢第二次創業，獨立經營“分享收獲”。
這是一家大門廣開的農場，從種植到生長全程監控。
土家族青年秦熱向記者展示了他的作品——18000多只“菌棒”，偌大的大棚中，這些菌棒正在“抽絲”。再過幾天，菌絲會爬出一朵朵蘑菇。沼液、剩飯剩菜等液體肥在這里隨處可見。
大棚里，因為不含蟲卵，椰糠被用來育苗，免去了大面積生蟲之虞。偶爾，菜生了蟲子，則采用休耕間作、生物防治，粘蟲板、防蟲網等措施，斷斷不會用農藥。因為層層把關，這里的蔬菜素面朝天，長相也許不比那些做過手腳的好看，但卻被人吃出了“早早年的味道”。
石嫣“務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的憂心。“在一個好的食物生產環境中，人們是不太在意綠色、有機這些理念的。”石嫣說，“如果以人為核心，除了追求產量，還要考慮土地過幾年會不會受到破壞。”
“分享收獲”并不是“小毛驢”的簡單復制。當年，“小毛驢”由政府出資，拿著現有的資金“攤一張大餅”。如今，石嫣坦言：“錢出在自己身上，必須精打細算。”
讓石嫣欣慰的是，依靠口口相傳，目前，“分享收獲”擁有500戶會員，兩年多來，收入至少持平，且有盈利。
回歸原始種植
隨著石嫣的示范，一批以“耕農田、耕心田”為信念的CSA農場相繼誕生。目前，中國大約有300家，北京有50多家。
CSA說白了，就是“把有機蔬菜配送到消費者家里”，取消中間商，讓農民與消費者對接，共同承擔風險，分享利益。目標是實現“永續農業”，強調生態系統的自我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分享收獲”有三個內容：直銷、友好、本地。消費者預先付費，生產者不用貸款，“對于前期沒有多少資金的中小型農場，這一模式非常適用。” 石嫣說。
談及CSA的責任，石嫣流露出農夫的率真，“賣家是生產者，直接面對消費者，這樣更可以為自己的產品負責。”
“食在當季，食在當地”是CSA的理念，石嫣說，該理念不鼓勵消費進口產品，因為食物在采摘加工的過程中有很多營養的損耗，還會有食品安全的風險。
“把錢付到村里，你能看到自己所在地區的改變。未來，如果北京地區的農民都能生產健康農產品，那么北京市民也會因此而受益，同時受益的還有環境。”
石嫣和先生程存旺曾共同就讀于“三農”專家溫鐵軍的門下，他們在農場結婚，婚宴食材都是自家地里的蔬菜，而新娘石嫣則“拿著一顆西蘭花就把自己嫁了”。
兩人聯手打造了很多產品，其中之一是共同翻譯了富蘭克林?H?金的名著《四千年農夫》。石嫣說，這部探討東方農業模式的作品是引發世界有機農業的一個原因。100多年前，作為美國土壤局局長，富蘭克林?H?金來到上海，清晨黃浦江的船只把上海人的糞便運到郊區作肥料，這場景讓他深受觸動。
“當時，我們的城市還沒有西方發達的地下水系統，但是似乎沒有想象中的疾病發生。當地人有自己的方式，比如吃加熱食物，垃圾被重復利用等。”石嫣說。
19世紀，人們便開始思考什么樣的農業方式是可持續的。讓作者好奇的是，幾千年來，中國養活了如此多的人口，在耕作過程中，盡管有水土流失的現象，但是并沒有美國200多年耕作史使土壤碳含量下降一半的情況發生。
“那個年代，他們用的化學品比中國要多，后來出現了很多環保運動，針對的都是當時的環境問題。”
令石嫣惋惜的是，目前，實驗室技術比100年前要強很多，但是農民的智慧沒有太大長進。
“看到病蟲害，他們只想到用農藥去噴，不去想是否這塊地有什么問題，明年是不是不應該再種這種東西了，是不是應該改良一下土壤，或者讓大棚通通風……有人說農民被弱智化了。”
石嫣反問說：“農民生產真的需要那么多技術嗎？”不需要回答，她自己已經給出了答案，“很多實實在在的生產方式其實已經生產出足夠好的東西了。”
傳遞綠色消費理念
在中國，食品管理“有關部門”是挨罵最多的政府部門之一。隨著這類“煩人問題”的不斷凸顯，有機農業似乎成了解決食品安全的“良藥”。一些商界名人紛紛涉足農業。但是，綠色農產品因為價格高昂，在中國，消費人群一直有限。
石嫣認為，北京有能力消費綠色農產品的人至少占40%，但是各種“不必需”的開支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比如買了房后還想換一套更大的，總是處于還貸的過程中。”
在“分享收獲”，一個三口之家肉蛋菜全部預訂，每月約1200元，如果不介意它的單調性（多是季節菜），每天“吃有機”并非夢想。有人種菜，仰仗于有人認領，這是一個彼此支持的循環系統。
平時生活在村里，石嫣不覺得“缺什么”，東西有效利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比如我家前幾天的剩粥可以拿來喂雞。”但在大城市，這卻是一件不好操控的事情。
新生代在衣食無缺的環境中長大，對食品缺乏感恩之心，而年輕人回鄉務農更是一件十分“逆襲”的舉動。石嫣承認，“我們所處的困難是整個農業的困難。團隊的流動性較大，在農場工作，未來成家后孩子教育怎么辦，這都是比較實際的問題。”
相對于中國土地上密密麻麻分布著的380萬個自然村，300多家CSA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數字。石嫣并不在意自己的農場有多大，讓她感慨的是，現階段，大多數人并不接受“小是美好的”理念。一般人認為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方式，大型流通的超市才能解決城市人的飲食問題，石嫣說，“這種方式可能風險更大。”
在美國實習那會兒，當地的農場只有30名會員。如今，石嫣的農場已經足夠讓那對美國農場夫婦驚訝。“這確實是價值觀和思路的不同，他們并不追求規模。”而在中國，規模是一個情結。“我們的農業模仿的是美國大農場的模式，你有50畝土地，未來應該有5萬畝，一個人來操控，這種模式其實不適合東亞國家。”
考察了很多國家，看了諸多食品流通生產模式，石嫣認為，“我們的弱不在于生產不出好的東西，而在于農民沒有組織。”她覺得，“農民只是這個已經被大資本決定的食品系統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這個鏈條的最終產品與生產者的距離將越來越遠。”
石嫣認為，未來中國農業的方向，不是讓農民出去，而是把他們有效地組織起來。
她在“分享收獲”的宣傳冊中寫道，“每5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讓一畝土地脫毒；每1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讓一個農民健康耕作；每10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讓5個年輕人留在鄉村工作；每100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有一個更可持續的鄉村。”
在回答CSA今后是否會復制很多時，石嫣說，不管是哪一種模式，一旦控制了生產方式就會出現問題。“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還是多元化的生產方式和流通方式最為理想。”
2015年11月，全球第六屆CSA會議將在順義舉行，作為國際社會農業聯盟副主席，石嫣將更深入地投身到自己的角色中。她希望更多人關注CSA，“分享收獲”的背后，是“綠色”、“永續”等理念的傳遞。 (記者 張洪/《今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