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開經濟轉型與體制轉變制約連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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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社科院院長王福生在2015新興經濟體智庫年會上發表演講。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記者 魏博）10月31日-11月1日，2015新興經濟體智庫年會在海口召開。年會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聯合主辦，主題為“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共建‘一帶一路’中的新興經濟體”。甘肅省社科院院長王福生在會上發表演講，就如何解開經濟轉型與體制轉變相互制約的連環套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
“這幾天媒體熱議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就特點來講，是在四個全面指導下的五年規劃。可量化和具體化的內容都是第一個全面，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大家可以放心，這些都是可以完成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夠實現得更有質量、有更高水平？這受制于另外三個全面，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我想回答的是，如何解開經濟轉型與體制轉變相互制約的連環套。經濟轉型為內涵發展，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都已討論了多年，已經成為老大難問題，也是常議常新的課題。”王福生說。
經濟轉型與體制轉變歷史大考，西部更為艱難
面對經濟轉型與體制轉變的歷史大考，王福生認為，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更為艱難，就經濟轉型而言，西部發展取得的巨大進展，是由國家投入和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要是依靠國家財政資金的大量投入為基礎。就體制轉變而言，西部地區存在諸多制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深層次體制矛盾。
一是西部依賴投資拉動的局面沒有改變，GDP的增長主要是靠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企業自改項目的高投入。東北地區自身特色優勢產業培育的力度不夠，生產方式粗放，產能嚴重過剩。西部大多數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大，民營經濟、外商比重小。
二是西部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工業化、城鎮化水平與東部呈現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從全國看，東部或許可以說是工業化后期，西部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
三是改革開放步伐，西部與東部相比，普遍有差距。東部地區改革的重點主要是完善公共服務體制、事業單位改革、加快城鎮一體化等，改革的重點尚未完成。西部與東部相比，對外開放的水平差距更大。
經濟轉型與體制轉變的相互關系不清楚，難在動手術
“經濟轉型和體制轉變兩者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合二為一的共存關系。大家都知道，經濟發展方式是由經濟體制的模式決定的。建國以來，這種粗放型經濟發展的模式，可以說是數量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想轉型為質量型經濟發展方式，就要求我們的體制要轉變為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體制。有什么樣的體制就有什么樣的發展方式，只有前者的轉變才能實現后者的轉變。”王福生說。
他表示，由于經濟轉型和體制轉變都是十分艱巨的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在轉變的過程中，常常出現兩者相互制約的情況。一種是體制改革滯后，經濟轉型效果不明顯。另一種是體制改革缺乏寬松的經濟環境，由于粗放式發展模式未變，宏觀經濟環境趨緊，一些想出臺的改革政策難以出臺。
經濟轉型面對的體制障礙是清楚的，難在下決心
王福生認為，中國經濟轉型之所以遲緩、乏力，其基本原因是缺乏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切實轉變的制度安排。改革舉措層層削減的情況比較嚴重。近三年出臺的改革舉措，被各種干擾消減于無形。比如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被反對私有化，強調產權保護被重置階級斗爭理論，改革舉措被削減的情況比較嚴重。
王福生強調，下一步應從五方面解決經濟轉型面對的體制障礙：
一是要下決心解決產業結構調整的體制障礙。目前，我國投資主體依然以政府、國有企業為主，改革開放以來，形式上的多元化投資主體雖然已經形成，但是國企并未脫離政府，政府投資主體的狀態也沒有改變。
二是要下決心解決阻礙城鄉一體化的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束縛了農民，限制了城鎮化轉移人口。
三是要下決心解決深化體制改革的障礙。
四是要解決發展要素市場的體制性障礙。
五是要下決心解決兩創的體制障礙。大眾創新、萬眾創新提出的非常及時，但是大眾創業受制于政府轉型，改進三證合一的實際進展受制于社會信用體系，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大的發展時期，都有關鍵性的改革舉措。下一步，第一，要建立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按數學公式計算了以后成塊切給地方，不要讓地方層層跑項目、跑資金。第二，目前農村最需要的是松綁，其次才是扶貧。需要以松綁煥發億萬農民的活力，與其把錢撒在城市，不如把錢撒在農村，給農民工房子，給農民工社會保障，抓住城中村的機遇。第三，要堅定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王福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