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一帶一路”怎樣的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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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需要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企業之間做出明確的分工，國家和政府著力于搭建平臺，而社會和企業在交往、投資和經營方面則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享有充分的自主性。
作者：張康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柳亦博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有著“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在這個中心—邊緣結構中形成了一種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機制，以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成果自動地流向發達國家，相應地，后發展國家所處在邊緣地位決定了其發展受到發達國家的諸多制約，而且，要時常承接由發達國家轉嫁過程的經濟以及社會危機因素。在上個世紀40年代，拉美國家認識到了這一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對其發展的制約，并提出了用“出口替代工業化”、“結構轉型”和“拉美一體化”三項策略，以求盡可能擺脫發達國家對其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但是，在上個世紀的70、80年代，拉美國家再度陷入了所謂拉美陷阱。這說明，拉美國家的實踐是不成功的?？偨Y其經驗教訓，我們認為，拉美國家是在戰術的意義上去實施上述三項策略的，而不是從戰略上去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18大以來，我國的“結構轉型”和“一帶一路”在形式上似與拉美國家曾經實施的策略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它是否意味著中國也會重蹈拉美國家的覆轍？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應當賦予“一帶一路”以戰略地位
黨的18大以來，我國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精神指導下提出了“結構轉型”和“一帶一路”兩項實施策略。結構轉型包含著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等多方面的內容，與之相比，“一帶一路”則要更加明確，那就是增強中國經濟社會的開放性，讓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一帶一路上的國家聯系起來。具體地說，就是要打造兩條縱貫亞歐大陸的經濟大走廊，拓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空間，也同時借此機會去助推國家經濟和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以達到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具體實施措施目前主要反映在建設“亞投行”方面，擴大而言，也在逐漸推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等措施方面。
當然，關于“一帶一路”的研究更多地屬于戰術方面的考慮，即使考慮其戰略意義，也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層面上去對它進行定位的，而沒有在既有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去思考它的戰略意義。從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來看，在經濟總量上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但是，如果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不被打破的話，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隨時可能失去。所以，“一帶一路”的戰略定位應當放在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上。而且，這是合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求的。因為，在既有的世界體系中，發展中國家遇到了幾乎所有問題都是由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帶來的，只有當中國的“一帶一路”致力于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并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理解，才能凝聚起合作的力量。
拉美國家的教訓主要在于兩個方面：第一，拉美國家認識到了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對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但是，認為這一結構是無法改變的，只是在戰術的意義上去謀求發展空間；第二，拉美一體化策略屬于區域一體化，而不是面向世界的開放性策略，無法凝聚起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去終結依附性發展。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具有充分開放性的戰略，它在海陸兩條通道上把發展中國家連接起來，開展廣泛的合作。這樣的話，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告別經濟發展對發達國家的依賴，而且可以給予發達國家以一定的壓力，促使它們也進入到合作行動中來。這樣一來，“一帶一路”實際上可以包含著兩個層面的戰略目標：其一，發展中國家的廣泛合作可以實現“去中心化”；其二，在把發達國家也引入到合作行動中來的過程中，可以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實現平等合作，并最終打破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這兩個戰備層面目標也可以看作是“一帶一路”的兩個步驟，可以依次展開。但是，這首先取決于我們賦予“一帶一路”最終打破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內涵，并作為戰略目標而明確地宣示出來，以求得到發展中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并愿意自覺地與中國一道致力于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
二、全球化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機遇
世界體系既有的“中心—邊緣”結構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生成的，起初是通過地理大發現、海外市場開拓和設立殖民地這樣三個途徑建立起了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后來是通過軍事干預和國際貿易等途徑而把尚未納入到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之中的外圍國家也納入到了世界體系之中，從而把世界分成了中心和邊緣，發達國家處在世界的中心，而發展中國家則處在世界的邊緣，形成了財富與危機相向轉移的機制，也就是說，中心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危機可以自動轉嫁到邊緣國家，而邊緣國家所創造的財富則會自動地向中心國家轉移，以至于發展中國家長期處在發展劣勢地位上。在20世紀后期，全球化運動開始興起，但是，人們卻沒有意識到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全新的運動，而是將其理解成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的延續。所以，基本上沒有形成基于全球化運動重構世界體系的創新性方案，反而是在舊的世界體系中去開展行動。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學者們基本上是將其作為一種國家間結盟的新形式來加以認識的，這必將會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造成誤導。
我們必須看到，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世界化是發生在人類歷史上的不同時期的兩場不同的運動。
第一，資本主義世界化是一場征服運動，是來自于率先建立起了民族國家的地區通過武力和資本對世界的征服，并在征服中把征服對象變成圍繞它而存在的邊緣，穩定地和中心輸送利益。全球化則是國家間交往與合作的運動，開啟的是國家間平等交往和合作的門扉。之所以全球化運動迄今未體現出這一特征，是因為人們并未認識到全球化的性質，更多地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模式中開展行動，而不是響應全球化的要求去開展自覺的建構。在某種意義上，當前人們在處理國家間關系問題時所采取的行動大都是反全球化的，不僅恐怖主義活動是利用全球化提供的便利開展反全球化的行動，而且，西方經濟和軍事強國經常使用的經濟制裁、軍事恐嚇和政治遏制等方式也是反全球化的做法。
第二，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在造就了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后也就形成了并行的兩個機制，這就是我們上述所說的，一個是財富自動地從邊緣國家向中心國家的轉移，另一個則是中心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危機自動地轉嫁給了邊緣國家。全球化其實已經表現出了“去中心化”的跡象，它恰恰是要打破既有的中心—邊緣結構，把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置于互惠互利的合作網絡體系之中。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危機都會牽動世界的神經，一個國家的良性運行和發展也可以使世界受益。然而，人們卻懷著舊的資本主義世界化觀念去對待全球化運動中的合作行動。比如，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使雙方都受益良多，可是，一些西方國家則認為這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海外擴張，并破壞這種合作，其結果必然是損害了中國與非洲的雙方利益。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化是發生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的，當時世界各地的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際關系都還是較為簡單的，社會的運行也具有明顯的確定性特征。全球化運動則是發生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或者說，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社會表現出了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如果說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甫一出現的時代經濟與社會要素都是較為穩定的，那么，在全球化時代，一切經濟和社會要素都處在流動之中，而且其流動表現出了踏平國界的趨勢。因此，全球化包含著開放性的要求，在一切領域和一切方面都包含著多維度的開放性要求，一切刻意劃定邊界而實施控制的方式都會帶來極其消極的后果。事實上，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切問題也都需要全球合作應對，而不是人為地去劃分陣營。正是這一點，當前尚未在全球形成共識，以至于引發了諸多無謂的沖突。如果因此而引發諸如軍備競賽等問題的話，對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言，都無疑是一場災難。
指出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這些不同，目的是要說明，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它的實施必須成為適應全球化要求的自覺行動。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的話，就會受到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形成的思維方式的牽制和誤導，甚至會走向無疾而終的方向。
三、實施“一帶一路”的策略考慮
盡管全球化包含著打破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和建立一個“平的世界”的要求，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形成的既有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依然是非常穩固的，利用全球化而反全球化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這決定了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必須探索科學的和可行的策略。我們認為，在當前階段，以下幾項策略是值得考慮的。
第一，在20世紀后期，和平與發展一度成為世界性和主題，然而，在進入新世紀后，特別是在“9.11事件”后，這一主題受到了“反恐”的沖擊，從而使得國際環境變得異常復雜。從西方國家近些年來的行動看，不僅“反恐”的行動有著擴大化的趨勢，而且，正在全球范圍進行軍事布局。顯然是與和平與發展的主題相背離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重申和平與發展的主題，特別是要適時地指出政治、軍事強國的一切背離和平與發展主題的行為，以喚起全世界的道德評判。“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需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也需要發展的要求和愿望中獲得動力。如果我們能夠突出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不僅可以獲得道義上的優勢，而且可以切實地營造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良好環境。
第二，進入21世紀后，雖然世界上的動蕩因素絲毫沒有減少，而且國家間的經濟、政治關系也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但是，“合作”一詞已經是國際交往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在某種意義上，合作的觀念有著成為普世性意識形態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謀求合作的話語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如果掌握了合作的話語權的話，那么，國際交往中的許多問題的解決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一帶一路”戰略而言，本來就包含著合作的內涵，只是這一內涵沒有得到深度挖掘而已。所以，為了“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建構合作話語權也就應為一個優先選項。
第三，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需要建立起系統化的互惠機制。盡管我國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幾乎所有措施中都包含著互惠的做法，但是，作為一種系統化的和具有廣泛指導意義的互惠機制并未得到深入的探討，更不用說形成切實可行的方案了。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貿易、投資以及經營上的各種風險未能得到科學評價和合理控制。
第四，“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需要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企業之間做出明確的分工，國家和政府著力于搭建平臺，而社會和企業在交往、投資和經營方面則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享有充分的自主性。當然，國家和政府的引導作用是必要的，但這種引導決不應演化成干預。這種分工的要求又會反過來對全面深化改革產生影響，即按照“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要求去設計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徑和目標。
第五，圍繞著“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要求，國家治理現代化則需要突出服務政府建設這個主題。源于西方的現代化治理模式一直是一種控制模式，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其實質都是控制導向的。在全球化進程中，這種控制模式已經顯現出失靈的狀況，從西方看，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致力于改革，但并未終結其控制模式，社會治理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意味著社會治理模式的重建，特別是需要根據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而做出新的安排。以“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為引領，必須在國內的社會治理方面實現治理模式的根本性改變，才能在國際交往中展現出其先進性。其中，服務型政府建設是重心，也是國家現代化的破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