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話語互動中，我們要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要善于講好中國的故事。“發展和平”就是有關中國和平崛的故事，是我們對世界和平貢獻的“中國方案”，是中國國際行為合法性的源泉。

作者： 何銀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中國維和警察培訓中心副教授、博士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是深化以“走出去”為主旋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保證。然而，至今我們在談論“一帶一路”時，關注的主要是這個倡議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去實施這個倡議，而對這個倡議的實施能給伙伴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的好處則還沒有講清楚。雖然我們強調“一帶一路”的出發點是合作共贏和建設命運共同體，能夠幫助伙伴國改善基礎設施、發展經濟和消除貧困，但是，這些大而化之的表述并不能有效地消除來自國際上的猜疑甚至抵制。需要立足中國和平崛起的背景，從世界政治的層面構建話語，講好“一帶一路”的故事。

正如鄭永年教授指出，大國崛起往往都倡導了一種時代精神。大英帝國倡導的是自由貿易，美國倡導的是自由和民主。正在崛起的中國倡導的是和平與發展。在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上，和平與發展被論斷為時代的兩大主題，從制度上保證了改革開放將圍繞這個主題推進。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成功證明了這個論斷的正確性。可見，和平與發展才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根本。我們在講述當今中國的故事時，和平與發展應該是主題。

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然而在國際話語互動中，我們并不擅長講述關于和平的故事。我們習慣于引經據典，用感性敘事告訴別人我們多么愛好和平。進入21世紀，隨著國家實力不斷增強，我們自信地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以及“和諧世界”等理念，表達我們的和平意愿。但現在看來這些努力的收效還不太大，沒有營造好有利于我們的國際語境，沒有有效幫助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和平善意。也就是說，盡管中國和平崛起已經在改變世界，但是我們卻還沒有講好這個偉大的故事。在國際交往中，我們還不善于表述自己，還存在明顯的話語遲鈍和赤字。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在外宣工作中講中國的故事，提出了外交理論需要創新的要求。所以急需創新理論和概念，甚至需要學習西方的敘事方式，用國際化的語言講述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講好中國的故事，幫助國際社會認識中國崛起的和平本質。

和平是人類最樸素的追求。在世界政治的實踐中，關于和平的故事往往決定話語權的歸屬。長期以來，西方講述的是一個稱作“自由和平”的故事。“自由和平”生成于西方文明的實踐，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與“民主和平論”政治學理論的結合。“自由和平”主張在經濟上搞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搞競爭型民主，其理論內核是一個關于和平的終結論式的假設，即只有建立起自由主義標準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才能實現和平。自冷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了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自由和平”的步伐。特別是那些歷經戰亂后開始重建的國家，更是成為了“自由和平”的實驗場。

中國和平崛起終結了“自由和平”的元敘事，表明實現和平還可以有其它路徑。中國的成功源于將和平與發展這兩個理念相結合，實際上講述了一個全新的和平故事—“發展和平”。“發展和平”生成于兩個層面的實踐：在中國國內，走的是以穩定為前提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道路，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大國大面積地消除了貧困，改善了民生，人民過上了和平、康寧的生活；在國際上，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以及通過具有中國特色的投資等經濟活動，幫助它們改善基礎設施和發展經濟，支持它們走上和平之路。“發展和平”否定了“自由和平”基于政治正確的話語霸權，相信各國在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同時，只要能夠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為國家發展戰略的第一要務，照樣能夠得到和平。

“自由和平”與“發展和平”是兩個存在重大差異的和平規范。在政治制度方面，“自由和平”提倡激進式變革，認為只有西方標準的自由民主制度才夠確保經濟有效發展；“發展和平”相信穩定是發展經濟的前提，提倡漸進式制度變革，相信各國有必要根據自身的歷史和現實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在經濟制度方面，“自由和平”推行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主張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發展和平”雖然也接受市場經濟制度，但是反對激進的私有化，主張國家政府在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穩定就業等方面中發揮積極作用。在規范傳播策略方面，“自由和平”有明確的傳播議程，有很強的政治目的，規范傳播主要依賴強制和報償等基于后果性邏輯的激勵機制，行為特征是傳播者居高臨下地傳授或者說是強加；“發展和平”則沒有明確的傳播議程，也沒有政治目的，規范傳播主要依賴學習和模仿這樣基于適當性邏輯的社會化機制，行為的特征是規范接受者以平等的身份主動地學習。

盡管“一帶一路”沿途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和平”，有些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化程度甚至還要高于西方民主國家，但是，“自由和平”并沒有給這些國家帶去和平。許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后，國內沖突頻發，是和平的洼地。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開始實施，走出去的既有中國的資金、技術和裝備，更有中國在和平崛起過程中積累的關于現代化的實踐經驗——“發展和平”。換言之，“一帶一路”將不僅改變伙伴國的物質面貌，更會對它們的國家發展觀念產生影響。

當“發展和平”與“自由和平”在“一帶一路”相遇，將會出現怎樣的結果？按照西方“分立歸類法”的沖突辯證法的邏輯，這兩個和平規范之間必然發生你死我活的競爭并出現零和的結果。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西方一些保守派政客和媒體擔心它會沖擊西方主導的以“自由和平”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秩序，紛紛拿“民主”和“自由”等價值觀說事，貶低“一帶一路”的國際合法性。中國在參與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時，愿意與任何國家合作，并不會干預伙伴國的主權事務，而是將尊重它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選擇。這表明與“自由和平”的排他性特征不同，“發展和平”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和平規范。換句話說，“發展和平”體現了中國的中庸辯證法邏輯，將和諧作為主導敘事，相信看似矛盾的兩個事物之間互動的表現并非總是沖突，結果不一定總是零和，而是可能出現相互學習的過程和共存共贏的結果。東帝汶、安哥拉和利比里亞等國的和平之路表明，“自由和平”與“發展和平”是可以實現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的。

與西方熱衷于談論西方經驗和觀念的普世價值不同的是，中國官方和大部分學者并不承認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發展經驗不適合被復制。盡管如此，中國和平崛起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實踐，其中生成的經驗既屬于中國自己，也屬于全世界。中國對自身實踐所蘊含的國際規范意義的保守態度并不能阻止他人的主動學習行為。不論中國是否愿意，中國崛起產生的規范外溢已經是客觀社會事實。

在國際話語互動中，我們要敢于發出自己的聲音，要善于講好中國的故事。“發展和平”就是有關中國和平崛的故事，是我們對世界和平貢獻的“中國方案”，是中國國際行為合法性的源泉。“一帶一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合作倡議，它的根本理念是“發展和平”，它的實施將為世界學習中國提供契機。所以，我們要用“發展和平”去講“一帶一路”的故事，建構能夠真實體現這個國際合作倡議和平本質的國際話語。正如約瑟夫·奈在《權力的未來》一書中指出，在當今的二十一世紀，會講故事才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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