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穩定發展 面臨三個關鍵時段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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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取得了豐碩成果，奧巴馬形容與習近平的會晤“極具建設性”。此訪在中美關系史上留下的具有歷史和戰略意義的標志符，體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展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理念，使之同兩國關系和國際政治的現實更相匹配。習近平強調，實現中美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奧巴馬重申，美國歡迎中國和平崛起，希望中國在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如果說“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是不對抗、不沖突，這是底限，那么它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基本潮流，擁有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理想目標。中美在眾多領域已是合作共贏的事實狀態，那些曲解、貶低、拒絕新型大國關系理念的言論并不能遮蔽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已經在路上的客觀事實。
第二，深化了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礎，使之同兩國市場的特性、和人民的福祉更相吻合。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電商合作作為中美經濟關系新亮點的地位得到中方有力政治背書，中國銀行間市場向美國投資者開放，雙方簽署涉及農業、金融、科技、航空、交運、核能、電力等領域的一大批合作協議，省州經濟合作再上新臺階，直接造福民生這一點更加鮮明。美方重申促進和便利商用高技術物項對華民用最終用戶和民用最終用途出口，雙方確定繼續共商出品管制問題。
第三，提升了共同引領全球治理的意識，使之同兩國在全球化4.0時代的應有責任擔當更相適應。在中方公布的成果清單中，加強全球經濟治理溝通與合作占有最重要、最突出的篇幅。兩國宣布加強減排合作、共同應對氣變的新舉措，加強保護海洋對話及極地科學合作，在全球衛生安全領域開展合作、包括在非洲進行合作，相互澄清了在亞投行、TPP等問題上的意圖，商定避免以合作而非對抗性的態度處理彼此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基本訴求，美方表態支持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而兩國加強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略協調的共識也應納入全球治理范疇。
第四，固化了危機管控意識和機制，使之同兩國政府提高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系數的共同意愿相支持。這包括兩國領導人同意商談制訂網絡行為規范并建立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機制，兩國軍方談成了關于空中相遇安全和危機溝通的新增附件，同意繼續就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進行磋商。
第五，喚醒了兩國公眾對對方國家的好感和興趣，使之同中美關系的真實面貌更相接近。訪問宣布了一批旨在便利化兩國人民交往的新措施。訪問調動了媒體對兩國關系的正面報道，使很多原先被負面消息和所謂“政治正確性”掩蓋、忽略了的積極信息以噴涌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訪問延續和激發了兩國戰略學界對中美關系的大討論，強化了雙方朝野對中美合作面不亞于分歧面的基本認識。
在中國國內，知名學者悉數就中美關系發聲，盡管過于集中話語疲勞，但不乏真知灼見。他們大多更加全面、深刻地認識到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也能結合中美力量對比、各自全球利益的變化，以進化的觀點重新闡釋這種復雜性。他們大多試圖克服以二元對立法分析中美關系、制訂對美政策的不自覺習慣，不贊成美國對華政策即將發生從建設性接觸到全面遏制的質變的過于悲觀判斷。他們也大多繼續主張積極穩健地發展對美關系，并且在如何處理中美矛盾這一點上強調對話與管控之必要，體現出較強的一致性。但這其中也有中美兩國今后只能“湊合過”的看法，也有人認為中美關系“臨界點”經此次中美元首會晤就將消失，這些都不是成熟的觀點。對中美關系而言，過于消極和樂觀的論調都不可取，最需要的是務實態度。
對中美關系的謹慎樂觀情緒和主動管理思維借助此次國事訪問中得到復蘇。人們清楚，這是一次把正政策導向的訪問，而不是能夠一攬子解決具體問題的訪問。中美關系當中的結構性、器質型矛盾需要在經年累月的相互接觸中得到穩妥處理，當然不可能藉由一次訪問加以根除。今后一個時期，對中美關系氛圍和前景最具挑戰性和破壞力的分歧問題依此是戰略互疑、在全球經濟體系規則制訂權上的競爭、南海（而這又是戰略互疑的具體反映，也事關兩軍避碰的高度現實風險）、網絡間諜行為、外空軍備競賽、人權、臺灣問題。
如果說習近平的這次訪問有什么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從全球治理在雙方成果清單上的分量空前之重就可以看出，它很可能標志著中美關系真正開始向兩個全球性大國之間的關系轉變。即使是那些分歧問題，也反映出明顯的排序變化，全球治理、國際秩序層面上的競爭與矛盾已經壓倒臺灣、人權等純雙邊問題成為中美關系的主要風險和挑戰之源。
如果說這次訪問還有什么特別值得注意的趨勢，那就是國內政治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進一步加深，是各種決定性因素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講，中美關系就是國內政治。美方器重的成果如應對氣變措施無一例外優先考慮奧巴馬政府在卸任前追求的政績工程，中方器重的成果則無一例外是為了配合國內穩定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的需要。通過相互開放投資、金融市場和支持現行國際體系的一項項新舉措、新承諾，中方向美方再次確認了中國的市場改革和融入世界路線，美方向中方再次確認了對中國改革發展方向的體諒和支持，而這也反映了美國高層的一個基本共識：美國在華有巨大利益，要通過接觸合作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而不是采取施壓對抗的辦法強行按照美國的意圖扭轉中國的發展方向，因為那樣的話將適得其反。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在此訪前夕接受人民網采訪時表達了他的期待：“我個人最大的興趣點，就是通過此訪來觀察中國和現有國際體系的關系，是漸行漸遠、另起爐灶，甚至演化為對抗，還是繼續合作、互相受益，共同推動不僅中美雙邊、而且是世界整體的變化？”王逸舟教授樂觀地認為結果將是后者，并且提醒人們，“雖然中美之間存在一些麻煩，但還是不要過多為當下某個問題較勁，我們要把畫面拉長，把習近平主席訪美的意義和影響放在一個長時段里去考察”，“我特別期待”此訪“給國際關系史在新時代的進步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王逸舟教授的期待是理性的，并且在中美元首會晤成果里得到了足以令他欣慰的反饋。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暗示的，習近平訪美固然可以進行中美關系正當路徑的“再確認”，但卻不能完成中美關系合作前景的“再保證”。中美關系在習近平訪美后如何演變，還要看雙方對訪問成果的落實、踐行情況。
另一位王姓學界泰斗級人物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澎湃新聞》等媒體專訪時堅持他的中美關系事關“兩個秩序”的觀點，并提及由基辛格及其助手雷默最先提出的“共同進化”（“共同演化”）概念。具體來講就是，追求不同國際政治秩序但又無法吃掉對方的中美兩個大國將會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都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各自國內，在同一個世界體系內按照各自軌道發展，或者說“平行發展”，這期間兩國不乏相互影響、相互合作，也不乏相互制衡、相互斗爭，必須力避正面沖撞。
王緝思教授推崇并加以發展的“共同進化”或“平行發展”理論如果成立---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它就是成立的，將能夠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理念的發展和實踐提供一個補充性的視角和維度，一個基于世界秩序系統研究的新的理論支撐，有關思想有可能在習近平訪美之后的中美關系頂層設計中得到重視和體現。
習近平訪美不是兩國戰略和現實矛盾的休止符，而是雙方在更廣范圍內競合、更高層次上博弈的新起點。有鑒于中美之間日益廣泛的競爭還將繼續存在，在南海、網絡、人權等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仍然深刻，兩國國內政治氛圍和亞太地區安全環境也將上演新的議程、發生新的變化，中美之間的深層矛盾還會在今后一個時期有新的發展演變，相互旨在穩定發展彼此關系的外交努力不能有所松懈。
從現在起，三個時間段非常重要，如果中美關系在這三個時段內仍然不能避免發生巨大震蕩、掀起超級波瀾的命運，那么習近平對美國的訪問仍會被外界解讀、被歷史判定為“失敗”。第一，是從現在起到2015年結束的最后一個季度，不希望中美關系重返穩定發展軌道、全球治理步入良性循環周期的勢力會不會制造事端破壞訪問成果？第二，是整個2016年，先是臺灣舉行地方領導人選舉，后是美國總統大選選戰進入高潮，奧巴馬政府陷入跛腳，中美關系所受的干擾和苛責又會進入一輪多發、頻發階段，兩國領導層能否頂住形勢發展變化的壓力，保持必要的戰略和政治定力，克服重重困難守住經過艱苦協商確定的對話合作和管控分歧議程？第三，是2017年1月20日美國新總統上臺后的初期，美國對外、對華政策重審進入關鍵的定調階段，而新一屆美國政府無論由民主、共和兩黨哪一邊來主持，都被認為將比奧巴馬政府更強硬，那么中美關系何去何從，能否延續中美元首會晤制訂的基調和脈絡？
面對諸多復雜性、不確定性，兩國決策層和工作層要避免陷入“疲態”，而是應該緊緊抓住習近平主席訪美創造的契機，像習近平在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上所說的那樣“隨時而動、順勢而為”，努力踐行互利共贏、管控分歧的基本涵義，把盡可能多的積極因素固定下來，把盡可能多的兩國元首共識從空中落到地面。為此，要爭取在奧巴馬任期結束前完成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進一步打通兩個市場；要維護兩國合作重心從雙邊層面向全球治理層面延伸、轉移的勢頭，使中美協調的成果更多惠及亞太地區和世界。只有這樣，中美關系才能基本平穩地渡過三個關鍵時間段，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輿論環境。（曉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