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王小明） 要打破環境問題的穹頂，從來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努力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政策、市場和社會三個層面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最終形成以法律法規為指導、市場手段為調節，讓企業和大眾積極參與，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教授。

宋國君認為政府作為國家的管理者，在應對環境問題上應該占據主導地位。但是要擺脫“消防員”的角色，更多的是在法制健全、監督指導方面做出努力。利用法律法規 “防患”為主，導入經濟杠桿，用市場經濟手段解決環境保護問題，減少類似“APEC藍”式的強制性行政干預。充分調動和發揮社會化NGO組織的力量，領用NGO組織獨特性，來整合商業企業和社會民眾，讓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環境治理和保護。政府應該從根源上制定相應的法律來指導行政部門、企業、國民及社會化NGO組織的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變“讓你做”為“你要做”。更加充分利用市場經濟來調節環境保護

宋國君表示這些方面政府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例如，美國、日本、德國、瑞典等國家都有明確的排污許可制度。美國《清潔水法》《清潔空氣法》分別規定了水污染物、空氣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度。反觀我國的排污許可證文本內容過于簡單，無法核查，難以指導企業規范化管理，無法為政府核查提供充足依據。同時排污許可證要成為專業化管理模式，需要整合環評、統計、環保監察等內容，去掉重復規定，提高設計精準度，管理要求環保部門應該將力量集中起來，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建立環保工程師制度，讓工程師管理，走專業化道路。并且為了解決監管失靈問題，政府應該做到“上級部門”負責制。

宋國君舉例表示，垃圾分類在國內已經試點了十多年了，目前還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一些觀點認為是國民素質阻礙了垃圾分類的實行，這種觀點是非常不科學的。首先明確垃圾分類責任，政府是主導，是主要責任；國民是參與者，是次要責任。作為主導，政府要以強制性的法律法規為垃圾分類作為保障。其次，應健全與垃圾分類相對應的保障，從回收、運輸、處理等相對應環節形成完整封閉式回收系統，引入經濟杠桿使垃圾分類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益，改變以往傳統的填埋、焚燒等危害環境的處理方式。政府應該下更大決心，打破固有格局，明確細化監管部門職責，更透明、公開相應數據，加大處罰力度。此外，要做好引導和教育工作，讓垃圾分類普及推廣工作要更深入、更有針對性。

在政府之外，現在很多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和NGO組織也積極投身環保事業，這是非常好的發展趨勢，環境保護本身就需要更多的社會化團體參與其中。有些人質疑企業在環保事業上盈利，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宋國君認為，只要有利于環境改善，有益于社會，這樣的企業越應該獲得更多的支持，它們越壯大對我們的環境保護事業就更加有利。而NGO組織在身份上的獨特性，決定了其應該成為環境保護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像佳粹環境本身既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合作組織具有國際型和專業性，又對國內實際環境問題具有深刻理解，應該成為政府、企業和國民聯系的紐帶，更好的協調，指導環境問題的社會化參與者。佳粹環境正在推進的“SUC可持續城市與社區”標準編制和項目試點這個項目，就準確的把握住了發展中國家城市社區建設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鍵問題，對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有很大的指導和推廣意義。

說到“SUC項目”，宋國君認為：“標準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做到‘接地氣’和‘國際化’。‘接地氣’就是說這個標準要充分考慮到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國情，要可實現。如果樹一個做不到的目標，那是沒有意義的。而‘國際化’就是除了整合國際的專家和資源編制標準、進行輔導之外，還應該要讓標準本身能與國際標準接軌，至少有對接國際標準的基礎。這樣，標準才會對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推動意義的作用。”

在“SUC項目”的推廣上，宋國君表示應該好好地利用聯合國環境署的資源，搭建一個涵蓋全球各個領域的專業機構、頂級專家、研究人員和學者等在內的可交流的發展平臺，做到資源整合，“要將‘SUC項目’建成模塊化，品牌化，使其具備可復制性、可推廣性。從而使更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城市社區的同時更好的兼顧環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