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廣州市公布自2011年起每年接到噪聲投訴約7萬件，去年噪聲投訴量達77154件，平均每天約200件。南京市每年的12369環保投訴電話在3萬件左右，70%以上是噪聲投訴，而同樣在福建龍巖、云南昆明的12369環保舉報熱線中，關于噪聲污染的投訴也占了六七成。此外，河南、四川、西安、新疆等地關于噪聲污染擾民，民眾投訴難的新聞頻現媒體。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進程，噪聲污染問題日漸嚴重，已成為了影響老百姓生活的四大環境公害之一。盡管我國早在1989年就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各省市也紛紛出臺地方法規，如《上海市社會生活噪聲污染防治辦法》和《西安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等，但噪聲污染這一公害卻始終“聲聲不息”，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究竟是什么阻礙了噪聲污染治理？應該如何緩解甚至根除這一“慢性頑疾”呢？

從根本上來講，這一現象跟全社會對噪聲污染的危害重視程度還不夠，防治意識不強緊密相關。實際上噪聲污染與水污染、大氣污染、廢物污染是世界范圍內四大主要環境問題，對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會有著嚴重的危害，如影響睡眠、損傷聽覺、嚴重者可產生精神錯亂。由于這些影響都是緩慢地、非持續地危害人體，不如水質、大氣、廢物污染那樣讓人觸目驚心，因而公眾對其危害認知不夠，大多采取能“能忍就忍”的縱容態度。

當然也有少數深受其害的民眾會進行舉報，但由于噪聲污染影響的局部性、暫時性、隱蔽性和多發性等特點，如公園廣場舞噪音、裝修噪音、餐飲噪音、施工噪音等，導致投訴較困難。而在我國按噪聲污染分類不同，其處置分屬環保、公安、城管、質檢等不同部門職責范圍，這使得民眾在噪聲污染投訴更是難上加難，很容易出現投訴電話被踢皮球、相互推諉，最后不了了之的結局。

噪聲污染的多頭管理也必然會增加監管和執法的難度，最后演變成誰都能管但誰也管不了的尷尬局面。同時，噪聲污染有著非常強的人為控制因素，執法人員難以取證，這也是執法困難的障礙之一。此外，各地方關于噪聲污染行政處罰的標準還不夠清楚，大多都以“勸導”收場，這將執法陷入被動之中。

可見，上述原因導致噪聲污染日益演化為老百姓心中的“慢性頑疾”，難以治愈。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要發揮政府、公眾、企業等多方的力量共同努力，爭取緩解甚至根除這一頑疾。這需要加強全社會的噪聲污染危害宣傳，提升老百姓的維權意識，增強噪聲源頭企業和個人的自律意識和社會公德；便利公眾投訴渠道，建立專門的噪聲污染投訴專線，使得公眾的訴求能夠及時到達監管執法部門；加強各執法部門的協同合作，提高執法效率和專業性；實施對噪聲污染的日常監控，安裝符合標準的噪聲監控和公示設備，獲取超標數據并作為執法憑證；出臺噪聲污染防治條例配套細則，細化懲處條例，加大懲處力度，以做到有法可執、執法必嚴；開展專項摸底和整治工作，解決老百姓最關注、最急需解決的噪聲污染問題；合理規劃布局，對可能造成噪聲污染的項目嚴格審批，從源頭上避免噪聲污染。（作者：李玉潔 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