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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祖康: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重視可持續發展

發布時間: 2015-07-21 09:13:04  |  來源: 中國發展門戶網  |  作者: 焦夢  |  責任編輯: 焦夢
關鍵詞: 沙祖康 可持續發展 SUC 城市 社區 樣版 布局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SUC可持續城市與社區項目名譽理事長沙祖康接受記者專訪。(中國發展門戶網 楊霄霄攝)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記者 焦夢 實習生 范安琪) 近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佳粹(中國)環境發展中心在北京正式發布《可持續城市與社區評價標準導則》,并將用三年時間,在中國率先建設首個“可持續城市”與“可持續社區”全球樣板。這對于中國城鎮布局達成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要求有何推進作用?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不脫離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溫室氣體減排承諾體現了什么樣的責任?要達成這些目標有哪些難度?對此,聯合國前副秘書長、SUC可持續城市與社區項目名譽理事長沙祖康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記者: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要尊重自然格局,依托現有山水脈絡、氣象條件等,合理布局城鎮各類空間,盡量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您認為本次發布的可持續城市和社區標準,對于中國城鎮布局達成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要求有何推進作用?

沙祖康: 關于可持續城市和社區標準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可持續發展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應該有一個標準,標準下還要根據不同的方面制定具體的參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項工作在發展中國家中還是第一次。研究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人員很多,但真正地把這件事提升到一個高度、來認真地定出一套標準和參數來,并且根據這樣的參數、標準來指導可持續城市的建設進行試點,通過試點再進行推廣等等,這個做法在全世界都是有引領作用的。所以這是一個開創性的舉措,意義非常重大。

可持續發展,說是不管用的,關鍵是要做,要“落地”。那么怎么“落地”?可持續的標準在哪里?什么叫可持續?中央提出的環境、資源等各方面要協調,怎么協調?各個地方的資源、環境、發展水平、技術能力、老百姓對可持續的認識等等,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有許多工作要做,而且必須有一些具體措施,那么定標準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

記者:城市和社區是與每個人都有關的生活環境,此次發布的標準導則提出,宜居、健康、自豪是可持續社區建設的關鍵。您能否談談對這個幾個目標的理解?

沙祖康:話都容易說,誰都想宜居、健康、自豪,這當然也是我們社區建設的目標,但我還是要歸到剛才講的一句話:說了以后怎么落實?怎么樣搞好衛生、搞好教育?城市怎么建設、怎么符合可持續的要求?什么叫自豪?自豪的標準不一樣,它是虛的,有的人窮但很自豪,富卻不自豪;關鍵是要一件一件事加以落實,要有可操作性。我們的問題是,口號太多,而落實口號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太少。當然從宏觀上來說,我國這么大的國土面積、這么多的人口,而且在世界上發展速度這么快,我們取得的成績是空前的,全世界也都是承認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高速發展,要靜下心來總結一些發展經驗。現在中央提出的一些“調結構、惠民生”的新政策,特別是強調“綠色化”發展,要真正潛下心來一個一個地解決這些問題。

記者:您曾領銜發起里約+20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您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應如何實現不脫離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

沙祖康: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20年開一次。2012年6月在里約開的這次會議,由我擔任峰會秘書長。聯合國193個成員國有186國派出代表團,來自政府、國際組織、民間組織、企業等約5萬人參加,包括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內的130多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這個會議我籌備了兩年多,可以說是跑遍了全世界。

關于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確實面臨著很多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頭上有三座大山:第一是經濟發展;第二是社會發展,第三是保護環境。所以說,只有把經濟、社會和環境保護協調起來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發展。但可持續談何容易?發達國家搞了幾百年才走到今天,且很難說他們的發展是不是可持續的,歐洲、美國的人均能源消耗量都比我們高很多,使用率還比我們低;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是不可持續的。如果全世界人民都像他們一樣消費,我們需要五個地球!所以他們這條路我們是不能走的,也是走不起的。但是發展中國家還必須要可持續才能發展,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另外,搞可持續發展需要資金。比如說,我們要保護環境,樹不能砍;但是不砍樹怎么燒柴?你就得用核能、原子能、風能、太陽能,等等。如果老百姓連衣服都穿不上,你讓他去燒核能?那么這些需要多少資金?而且并不僅是資金的問題,還沒有技術。西方有這個技術,但是哪來的資金買這個知識產權?就算有資金有技術,那怎么掌握?有的國家連小學都沒普及,哪兒來的人才;就算人才也有了,還需要工作支持,那就是老百姓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是否足夠,還需要教育和宣傳等,這都是非常復雜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三座大山、三個包袱”都得解決,且只能靠自己解決。問題在這里:現在任何事情都全球化了,要靠自己單獨地去做一件事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要強調國際合作:發達國家應更多地在資金上、技術上和能力建設方面幫助發展中國家,他們應擔負更多責任,要“說話算話”。按聯合國的規定,發達國家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應拿出國民收入的0.7%來援助發展中國家,這只是嘴上說,其實從來沒實現過,現在才0.3%。老實講,在恐怖主義的問題上,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貧窮、氣候變化問題等等;不可持續發展所造成的貧困和環境污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吵得非常厲害,矛盾也很尖銳,但是事情還得推進,在這個方面中國做得非常好。

我在聯合國工作了27年,跑過一百多個國家,特別是最近十來年,主要是在抓經濟、社會問題。我去的一百多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重視可持續發展。我們不僅是重視,還制定了很多法規。中國在這方面做的是最好的。舉個例子,森林的建設從朱镕基總理那時就開始了,“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等。中國在恢復森林和綠地面積方面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看到成績的同時,還要看到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中國的環境還在繼續惡化,霧霾的情況還在發展。霧霾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有的地方綠水青山,但沒有工業發展;現在我們既想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既要環境好,還要求發展,這就很難了。政府當然要負責任,但是政府不能是“光桿司令”,還要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理解,政府和百姓要同舟共濟。

關于發展中國家如何結合國情的問題,我認為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先破壞后治理是走不通的。西方國家過去破壞的空間比較大,可以先破壞后治理,而發展中國家連破壞的條件都沒有了,也不容許破壞。所以發展中國家不能走西方國家發展的這條老路,雖然中國不愿當領袖,但中國的經驗對他們來講有重要參考意義,應該好好地研究、制定一個正確的發展規劃,結合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這個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不能叫沙漠地區的人開河,或是叫水源地區治沙,地理、氣候不一樣,民眾、文化、信仰也都不一樣,所以應該有一個普遍性的、指導性的標準,這個標準必須是強制的,根據這個標準再結合自身情況,制定具體的標準,來加以落實。

記者:日前,中國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總耗資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的溫室氣體減排承諾。您認為,中國的承諾體現了什么樣的責任?要達成這些目標有哪些難度?中國還需在哪些方面努力?

沙祖康:剛才我已經講了,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綠色發展方面在全世界是第一。我們耗資41萬億元人民幣來控制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有兩個原因。第一,體現在對中國人民的負責,這41萬億源自中國人民。減少污染排放,這是中國政府高度負責的表現。第二,中國這么一個大國,過去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現在五分之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我們發展的如此迅猛,能源的消耗等也非常大,乃至我們的碳排放確實是世界第一。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對全球環境的保護有一定責任。因此我們這樣做,第一個體現了對中國人民負責,第二對世界負責。我還要強調,雖然我們碳排放最大,但人均碳排放不是最大。但發達國家近百年來一直在排放,我們即使排放也是在改革開放近幾十年來才開始的,我們也要工業化,所以即使排放多一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兒。發達國家都排放完了,我們才剛剛開始,出于對中國人民和對世界的負責,我們才采取如此嚴格的管理措施。我們應該得到世界人民的贊揚,而不是指責。現在西方國家帶著有色眼鏡看我們,好像中國干什么事都是錯的,他們怎么做都是對的,這是很荒唐的。

中央出臺的政策很多,也都很具體,需要各個地方認真落實。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人民,在環境問題上的認知度恐怕與發達國家還是比不上的。中國人很了不起,非常與時俱進,中國人要求也高,車子要開,房子要好,冷氣要用,排放又不能有,霧霾也要消失。這很難!因此,需要政府加強教育,還需要公眾自覺。所以現在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加強文化道德教育、每個人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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