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對實現綠色復興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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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記者王振紅） 當前，資源環境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最緊的約束、最矮的短板。生態文明建設總體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如何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成為一個全面指導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意見》中首次提出的“綠色化”，具體在哪里？目前迫切需要落地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是什么？“綠色能源”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選擇，中國在世界“綠色能源”大潮中占據什么樣的地位？針對這些熱點話題，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主任楊多貴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此背景下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有什么重大意義？
楊多貴：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了“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九大趨勢性變化，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我理解“引領新常態”的核心要義就是要實現“創新驅動、提質增效、綠色發展”的“三位一體”。
目前，全球綠色新政方興未艾，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成為歷史大潮。中國必須尋求一條實現人、自然、社會和諧的共生共贏、以人為本、綠色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的人間正道，把創新驅動與綠色發展有機融合起來；把創新國家與美麗中國有機融合起來；把生態文明與民族復興有機融合未來。以創新驅動，綠色引領，建設美麗中國，實現民族復興。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買不來、借不到的財富。在新常態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就是要實現從依靠人口、資本等傳統“要素紅利”發展，向尋求“生態紅利”發展的根本性轉變。以“生態紅利”釋放“綠色福利”，讓全體人民共享“生態紅利”、分享“綠色福利”。
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表明“既要金山銀山，也要保住綠水青山”。“我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要‘兩座山’：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在新常態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走綠色發展之路，雖然GDP的數量、規模和年均增速變緩了，但是并不代表GDP在支撐整個國計民生、增強國家實力、加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任務降低了，而是要求“GDP質量”在三個方面實現大提升：一是要求GDP “含金量”的大提升，主要表現為創造的“國民凈財富”的大提升；二是要求GDP“含福量”的大提升，主要表現為支撐人口就業總量和國民福祉的大提升；三是要求GDP“含綠量”的大提升，主要表現為以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和循環發展為支撐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大提升。
因此，新常態下，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貫穿和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挖掘生態文明紅利，建設美麗中國，實現綠色復興，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記者：《意見》首次提出了“綠色化”，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總體目標，而“綠色化”則是具體道路。您認為，“綠色化”具體在哪兒？
楊多貴：《意見》是首次提出了“綠色化”，明確指出“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綠色化”被賦予即“新四化”之后的“第五化”。“綠色化”不僅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內容，還有上升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不僅是一場價值觀念的革命，更是一場思維方式的革命。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總體目標，而“綠色化”則是具體道路。“綠色化”是一種規范和引領，決定著其“新四化”的發展方向和目標，我們追求的是“新四化”，是綠色“新四化”，“綠色化”要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全過程。
我理解“綠色化”主要體現為以綠色經濟為特征的國民經濟系統；以生態文明為主導的社會價值系統；以生態健康為標志的人類生命支持系統；和以適應氣候變化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系統。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兩條是：一要實現國民經濟綠色化；二要實現生態環境健康。
“綠色化”體現在經濟和產業的綠化上，就是要按照自然法則對經濟社會系統進行革命性的重組和調整，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人類的經濟活動和能量利用系統，使人類的活動和諧地納入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建立起一種新形態的經濟，使之變為綠色的、環境友好型的，最終實現國家環境代謝的“零排放”、“零污染”。具體到產業層面，就是要大力發展綠色工業、綠色農業、綠色服務業，特別是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產業，發展綠色交通、綠色建筑、建設智能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城鎮、美麗鄉村等方面。
“綠色化”體現在生態和環境的健康方面，就是堅持把保持自然生態系統健康作為“綠色化”基本內核，認為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在于為人類福祉服務，為地球健康服務；一個國家走綠色發展之路，應該把保育“生態健康”擺在突出位置；一個國家的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是否實現了隨著國家財富的增長而保值、增值，是否實現了由被動的生態治理到主動的生態修復、由嚴峻的生態赤字到豐裕的生態盈余的根本轉變，它構成了判斷一個國家生態文明程度的科學判據和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