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子女向上 難破教育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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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所公辦學校開始招收農民工子女，往往會引起本地生源的流失
對于農民工子女而言，他們實際上面臨著雙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視；二是階級不平等
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但是，請不要為那些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設置其他障礙
兩個農民工子女的不同經歷
2008年的夏天，在從事農民工子女藝術教育的久牽志愿者服務社，我訪問了一個叫楊洋的女孩。15歲的楊洋，來自四川，很小就隨父母來到上海，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街舞高手，與世界各國的街舞高手同臺競技。然而，現實與夢想之間總是存在距離，一個半月后，楊洋進入上海市某職業技術學校就讀酒店管理專業。在她看來，這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因為一共只有3個專業可供農民工子女選擇，除此之外就是數控車床和烹飪。
這3個專業與楊洋父輩們的職業（飯店服務員、工人、廚師）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楊洋們有多么不情愿，還是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他們推上與父輩相似的生活軌道——楊洋的父母稱之為“命運”，而學者們稱之為“階級再生產”。
楊洋說最希望學習舞蹈或藝術類專業，但學校不同意，因為根據政策，這些熱門專業還沒有向農民工子女開放，這讓她有些沮喪。但是，相比上一屆畢業的農民工子女，楊洋們又是幸運的，因為中等職業教育向農民工子女免費開放，是上海市最新出臺的政策。
經過幾個月的掙扎、猶豫，楊洋已經學會向生活妥協了：“人有一個目標，固然是好，有目標才有動力嘛！但是動力也要建立在基礎之上，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先把基礎打好，再去追尋夢想！”然而，2008年年底，也就是楊洋入讀職校3個月后，由于違反校紀、翹課，楊洋被學校開除了，也不再參加久牽志愿者服務社的合唱活動。
2013年的夏天，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館，22歲的王新月陪同一個瑞典記者就中國的青少年問題采訪我。王新月也是一個農民工子女，來自安徽，是久牽志愿者服務社創始人張軼超最早的學生之一。2011年4月，她收到了美國一所私立預科學校的全獎錄取通知書（免兩年學費和膳宿費），獲得去加拿大分校學習大學預科課程的機會。
新月來自一個普通的打工者家庭，父母需要負擔3個孩子日益增長的教育支出；拿到國外的錄取通知書之前，她就讀于上海郊區一所成人高中，學校環境非常糟糕。但她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在久牽志愿者服務社的幫助下，考托福，學音樂，最終突破了外部環境的限制。那年暑假，她已經完成了兩年的預科學習，申請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學，利用假期在一家瑞典電臺實習。作為助理的她落落大方，用流利的英語侃侃而談，對我所提及的學術概念毫不陌生。或許也是因為王新月的激勵，久牽后來陸續有張海萌、王澤方、林蘭蘭、楊紫怡、王雪蒙5位同學被這所學校的不同校區錄取。
兩個女孩的故事，一個讓人傷感，一個讓人欣喜。然而，我不得不說，楊洋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王新月只是一個幸運的例外。
升學天花板讓一些公辦學校農民工子女主動放棄學業
平心而論，上海市對待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在全國特大城市中是相對友好的。中心城區的農民工子女大多可以進入公辦學校，不過，一旦某所公辦學校開始招收農民工子女，往往會引起本地生源的流失，以至于有些公辦學校百分之八九十的學生都是農民工子女；郊區由于教育資源相對緊張，仍然保留了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轉化而來的民辦簡易學校。無論是就讀于公辦學校還是民辦簡易學校，每個農民工子女都有一筆來自政府的教育撥款，從而讓他們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然而，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卻仍然很難讓農民工子女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通過對公辦學校和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比較研究, 我發現了兩種不同的階級再生產機制：一是存在于公辦學校的天花板效應, 二是盛行于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反學校文化。
進入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相比于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而言，學習更加勤奮，學業成績也更優秀。在公辦滬城中學，每一個年級有五個班，其中一個全部由農民工子女組成，在初中一、二年級，這個班級的平均成績一直在全年級居中上游水平，通常排在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級，這個班級的成績迅速下滑至最后一名。
其原因就在于，農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參加中考，到了初三，他們將不得不選擇回原籍繼續讀書、直接就業，或者在上海就讀職業中學、技校或中專（即所謂“三校”）。回原籍實際上就是由流動兒童轉變為留守兒童，他們將不得不在親戚家或學校寄宿，還需要適應新的教材體系和學習節奏，事實上很多孩子回到農村難以適應新的環境，不少人又回到城市；以初中的學歷直接就業，往往只能從事最低端的工作；在上海就讀“三校”，很多孩子和家長又不甘心，因為職業技術教育在中國的社會評價較低，未來的就業前景也不是十分明朗。
也就是說，升學天花板對于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有很大的影響，高年級要比低年級更加缺乏學習積極性，對前途更加悲觀。這種天花板既表現為現實生活中個人發展的瓶頸，也表現為個人對自身前景的低水平預期。所謂的“天花板效應”，就是指農民工子女在與外界的互動過程中，對自身的前景產生了較低水平的預期（仿佛有一塊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動的空間），從而主動放棄了學業上的努力。
幾乎每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初中部都有類似的小“幫派”
與公辦學校中的農民工子女相比，農民工子弟學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保羅·威利斯所說的“反學校文化”：很多高年級學生都不認同教師的權威，認為校長不過是一心賺錢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輟學打工，有的甚至成為“街角青年”。在他們看來，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大多是無用的，無法改變他們的命運或處境，學校所宣揚的“讓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無稽之談，混日子、早戀、打架斗毆被認為是“酷”的表現——正如威利斯筆下的工人階級子弟追求“男子漢氣概”(masculinity)一樣。進入公辦學校與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室，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前者秩序井然，而后者明顯缺乏紀律性。
據我的了解，幾乎每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初中部都有類似的小“幫派”（少數成員甚至來自小學高年級）。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在校內外受到欺負，有不少人請“幫派”成員出面擺平，于是不免打架滋事，讓學校管理層頭疼不已。這些“幫派”成員還喜歡以油嘴滑舌的方式來挑戰老師的權威，譬如尋找老師的弱點或特征，背地里給老師起綽號；當老師在講臺上很嚴肅地講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會挑其中的語病而制造“笑場”；極個別的學生在受到老師處分之后，甚至還會公開宣稱要報復。
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保障仍存在不少盲點
對于農民工子女而言，他們實際上面臨著雙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視，即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強化了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升學、求職、住房等領域的劣勢；二是階級不平等，即主要由家庭背景和市場機遇所造就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由于教育實際上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家長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對他們的學業成就有著巨大影響。作為流動人口，他們遭遇制度性歧視；作為底層階級，他們在經濟-社會結構中處于不利位置。
近年來，在上海市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努力下，上海超過70%的農民工子女就讀于公辦學校，少數保留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經過政府的整改和資助，轉變為民辦簡易學校，辦學條件和教學質量大為改觀。在很大程度上，上海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已經基本解決。
然而，對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保障方面仍存在不少盲點：首先，開放公辦學校僅限于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前兒童的入托難、入園難（私立幼兒園的收費過于高昂，公辦幼兒園的學位緊張、門檻過高、要求高額寄讀費），初中畢業生的升學難等問題日益突出，卻沒有引起教育部門的足夠重視；其次，公辦學校對農民工子女的吸納以“數字”為中心，即片面重視就讀比例和人數的增長，忽視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后的社會融合與學業成就。
地方政府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認知必須突破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框架，向學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延伸。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問題相對簡單，因為不存在制度性障礙，加大幼教資源投入、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即可解決；而“初中后”教育則更為敏感、棘手，因為涉及高考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改革，二者都是全國性的制度安排，牽一發而動全身。異地高考在國家政策層面已然破冰，但地方層面尤其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如何落實，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挑戰的公共議題。
我們期待，有更多像王新月這樣的農民工子女，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與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們承認，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但是，請不要為那些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設置其他的障礙。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