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到底能為世界帶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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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投行構建新的人民幣貨幣網絡
當然，不能不說，亞投行的成形更有利于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有利于打造覆蓋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網絡，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自2008年以來在離岸人民幣交易大幅擴張的推動下，中國央行已經與28個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累計金額超過3萬億人民幣。貨幣互換協議的簽署，為打造覆蓋全球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鋪平道路。2014年以來，中國已經與英國、德國、盧森堡、法國分別簽署了人民幣清算協議，與英國、德國和法國還分別獲得8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的額度，如果加上與瑞士央行剛剛簽訂的協議，由此歐洲已經形成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盧森堡、瑞士“五足鼎立”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格局，一個覆蓋歐洲的人民幣貨幣互換網絡正在形成。
就定位而言，亞投行不是中國的銀行，也不僅僅服務于中國“一帶一路”等經濟議程，更無意于對抗，或顛覆現有美國稱霸世界的秩序。亞投行是在現有多邊國際開發金融機構之外的有益補充，其實質對多邊開發金融機制進行的“增量”改革。雖然，未來亞投行不可避免地會與世行、亞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許多方面有競爭，但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等領域，更多的則是合作，都是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三、亞投行催生全球新的金融治理架構
過去的全球治理框架是以G7為核心，以美歐等發達國家為主導,以美元霸權為特征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無論是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還是發展領域都深深帶有“一超獨大”的色彩。從舊的全球治理體系的“硬核”來看，多半始于二戰結束或冷戰時期，比如，在貿易領域主要是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中心，以各種區域性貿易制度安排為輔的全球貿易治理機制；在金融領域主要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中心，以金融穩定論壇(FSF)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為監管等形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機制；在發展領域主要是以世界銀行(WB)為中心機制，以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地區性發展銀行為載體的全球發展治理機制。而這些全球治理框架下的機制設立基本上都是遵循“華盛頓共識”，并且由美歐等發達國家所主導，發展中國家群體話語權嚴重缺失，全球治理結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因此，原有國際組織已不能承擔全球治理重任，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架構。
為了滿足和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必須找到能夠適應全球治理，適應新的實力的分配以及協調集體利益和本國利益的平衡點。而亞投行立足于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其倡導在一個新的開放式合作框架下不預設合作條件和門檻，不排斥和針對任何第三方，向亞洲以及其他經濟板塊開放。事實上，包括亞投行的目的和使命、成員構成、股權分配、組織結構、治理框架等等都遵循現有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規范運作和標準，力圖打造一個包容、開放、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機構，在推動互聯互通、跨境融資,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將發揮重大作用，可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亞投行是開創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點。（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