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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一場霧霾讓北京APEC期間湛藍的天空無影無蹤,這場保持了半個月的“APEC藍”的消失,使得中國大氣污染治理難題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在APEC會議結束時,習近平主席曾表示,希望APEC藍能長期保持,而北京霧霾的再現,卻表明這至少在目前還是個奢侈的愿望。
有人說,APEC藍給中國提供了大氣污染治理的經驗。但我認為,這種短期突擊治理的方式不科學、不可持續,因此并不可取。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APEC藍是怎么形成的。為確保APEC會議期間北京的空氣質量,在APEC會議召開前夕,北京采取了一連串措施:全市工地停工、除公交車外的其他車輛單雙號限行,公務用車停駛70%,老舊機動車淘汰、污染企業退出,凡此種種。
與此同時,北京周邊的河北、天津、山西、內蒙、山東也在會議前夕和會議期間實施最高級別的應急減排措施,包括企業停產、限產,工地停工,機動車限行,增加道路灑水時間等等。在六省市區域聯手合作下,北京終于換來了APEC會議期間的藍天。
這種方式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曾使用過,而且那次的力度更大,首鋼等一批污染企業被搬遷出了北京。北京也因此迎來了被稱為“奧運藍”的藍天。
不管是2008年的奧運藍,還是前不久的APEC藍,都有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以犧牲工業、犧牲經濟為代價。這種方式偶爾使用無可厚非,但若將此作為保持空氣質量的方式長期使用,則是不可取的。
APEC藍的出現,說明北京空氣質量污染源主要來自工業,而且不只是北京的工業,包括北京周邊省市區的工業。如果對工業長期停產、限產,那將造成企業損失,工人收入減少及失業者的增加,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恐怕是比霧霾更讓人們擔心的。顧此失彼,不是一個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霧霾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污染物,工業革命后的倫敦也曾經被霧霾所困擾,但倫敦早已擺脫了霧霾,倫敦并沒有單純的靠關停和限制企業來治理霧霾,倫敦政府通過立法管控、技術推廣、改變城市人口及交通布局、增加綠地、工業約束等多管齊下,綜合治理,從1956年出臺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開始,倫敦政府用了20年時間將霧霾天氣減少到了每年不足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