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實習生 賈茹)能源基金會中國邀請來自英國倫敦、瑞典斯德哥爾摩、意大利米蘭、新加坡、美國明尼蘇達州和紐約市等國際專家，撰寫《擁堵費和低排放區國際最佳經驗》報告，系統介紹了國外在研究、制定、實施擁堵費和低排放區方面的經驗，其中斯德哥爾摩對征收擁堵費的技術系統提了一般性建議，具體如下：

盡早明確法定條件

在技術設計過程的早期就要了解法定條件。例如，證明車輛通過門架的有效依據是什么？哪種上訴可能性必須存在？解答這些問題對技術設計影響非常大，例如，是否可將信號接收裝置作為唯一的車輛識別方式？

在斯德哥爾摩交通擁堵費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不常見的問題：在采購中途，交通擁堵費的法律地位由“市政環境費”變成了國稅（法律調查顯示，城市在現有道路上對行駛中的車輛收費是違法的）。這一變動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采購也由斯德哥爾摩負責轉為由國家政府負責。這極大地增加了系統建立成本。

選擇合算的服務水平目標

在明確系統目標、了解不同服務水平會如何影響系統預期功能的基礎上，要思考設立何種服務水平目標才是劃算的。例如，在任一服務水平上，把目標從95%到99%提高到99%到99.9%，都可能極大地增加成本。在斯徳哥爾摩，系統的“正常運行時間”（以系統真正記錄車輛通過的“車道時間”占全部時間的比例來計算）要求在99.9%以上。為達到這一高要求，總承包商設計了一個系統，并把系統中（幾乎）每一個組件都復制了一件，還購買了大量零件備用；參加過培訓的員工在接到通知后能立即趕到現場提供服務，IT技術支持也是全天候待命。這顯然增加了投資及運營費用。另外，我們應該很容易就能看到，降低對正常運行時間的要求，比如說降到95%，不會影響交通擁堵費在減少交通流量上的作用。畢竟人們在選擇出行方式時是根據這樣的事實：如果開車經過收費路段，則極有可能要交費。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大幅放寬對正常運行時間的要求，而不會影響最終調節交通的作用。這一點說明，在制定技術系統要求時，需要考慮到成本效益。

選擇合算的支付渠道

每筆支付都有成本，不僅有用戶便利性成本，也有給金融服務提供商的費用成本。因此，允許月結而不是要求單獨支付每一筆費用，會使運營成本降低。為提高用戶接受度，柜臺現金付費（例如在商店）或許是必要的，但這可能是最昂貴的支付形式。

信號接收裝置管理成本很高

信號接收裝置（或“標簽和信標”系統）技術在許多方面都很高效，尤其是它能夠用于復雜的收費結構，對司機來說也更為簡單。我們知道使用大量的信號接收裝置器會極大地提高成本，但不大為人所知的是，管理信號接收裝置的成本也很高。新車需要裝配新的信號接收裝置、車子可能易主、信號接收裝置可能丟失、損壞或被竊——這些都需要成本。在挪威同時運行著40種不同的道路收費方案，有些方案使用了信號接收裝置，而其它方案都是通過人工收費站收費。但即使是在高度依賴人工收費的挪威，不使用信號接收裝置也具備微小的效率優勢(Odeck, 2008)。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攝像頭及自動車牌識別系統（ANPR）可以達到非常高的潛在識別率，這一點對于任何基于信號接收裝置的解決方案都具備充足的競爭力。斯德哥爾摩系統最初被設計為基于信號接收裝置的系統，只是因為法律原因而把ANPR作為附件，但近幾年來系統已經完全依賴ANPR了。

在采購上，確認成本及風險共擔

在斯德哥爾摩，起初交通擁堵費客服中心被設置得非常龐大，這極大地提升了成本。造成這個現象的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客服中心不能滿足其服務質量目標（即最大響應時間），總承包商就會受到經濟處罰，然而客服中心的員工成本卻是由購買者承擔的。風險和成本的承擔方不同，因此承包商沒有任何理由降低報價，卻增加自身風險。在運營的各個方面，如果要采購某一功能系統，應注意保證風險承擔方同時也是減小風險的成本的承擔方。

政治風險越高，在公眾協商中會處于越不利的位置，并會因承包商要求支付風險酬金而增加成本

在斯德哥爾摩，參與建立交通擁堵費系統的各方都承擔著很大的風險。個人的職業發展、私營企業的發展、政治聯盟的穩定性，都有著被破壞的危險，或者至少看起來是如此。這種情形主導了整個項目實施背景，各種決策的制定也受到了這種風險環境的影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造成某些方面成本過高（如客服中心過大、服務標準過高）的一部分原因。這又回到了政治壓力大和政治風險過高的問題上：可能不僅在城市層面，在國家層面上，下屆選舉的成敗都將依賴于這次試點的結果。這意味著我們在公眾協商中處于非常不利的位置——這個系統必須成功，而且必須按時完成。很顯然，在這種局面下，承包商會要求支付更多費用。對于承包商來說，如果系統失敗，即使不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原因，也會對公司未來的業務造成很大的潛在不利影響。這意味著承包商甚至在決定接手這個項目時，就會要求支付風險酬金。因此我們得到的教訓是，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充足的計劃實施時間能夠有效地降低成本。相反在斯德哥爾摩，當時極度緊張和不確定的政治局面，加上開發過程中法律上的不確定性使得系統需要大量的修改和重新設計，一起導致了投資成本比實際需要的高出許多。當時這個項目的主要承包商表示，現在再建一個相似的系統可能只需要一半甚至更低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