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三期疊加”意味著我國經濟運行要經歷一段艱難時期。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是“換擋”而不是“失速”，是“陣痛”而不是“羸弱”，是“消化”而不是“梗阻”。

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增長速度逐步回落，這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部分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軌跡也證實了這一情況。當前，我國經濟由長達30多年的高速發展階段轉向中高速發展階段，這已是國內外經濟學界的普遍共識。從供給因素看，我國人口紅利減弱，資本效率下降和全要素生產率降低進而導致我國潛在增長水平下降；從需求因素看，產能過剩導致投資需求縮減，入世紅利遞減導致出口增速回落。國內外研究機構和專家認為，“十三五”期間我國潛在增長率將在6%-8%之間。

第一，金融危機沖擊成為我國經濟減速的重要外部性因素。2008年，以次貸危機為先導的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呈現斷崖式下跌，美國連續衰退，時至今日仍未形成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歐洲經濟長期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泥潭，難以擺脫低迷走勢，新興經濟體普遍減速，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形成顯著沖擊。受全球經濟減速、需求下滑、貿易不振、風險上升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呈現下行走勢。危機后，中國經濟GDP增速無論是季度還是年度都出現大幅回落。 2007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增速達到14 .8%的高峰，今年上半年回落到7.4%，最低季度增速到達了6.6%。年度增速從2007年14.2%回落到2013年7.7%，下降6.5個百分點。

第二，生產要素情況發生改變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向“中高速”。改革開放至金融危機之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水平達到10%左右，近幾年，經濟增速由過去兩位數高速增長轉向8-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已經進入換擋期。導致中國經濟“換擋”的重要因素是生產要素基本面發生變化。首先，我國進入劉易斯第一拐點，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相當長時期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逐步減退。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主要受益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與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人口紅利消退，意味著勞動成本將不斷提升，財政負擔由于人口老齡化逐步上升，勞動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程度下降。其次，資本邊際收益遞減也對GDP增速造成影響。1978至2013年，我國固定資產實際年均增速14.1%，高出GDP增速4.3個百分點。高投資必然帶來高資本積累，1978至2013年我國資本存量年均實際增速為11.8%，是我國過去三十余年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但是時至今日，由于我國大部分產業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繼續擴大投資，只能加劇過剩產能，投資的邊際效益出現嚴重遞減，靠資本要素大規模投入拉動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

第三，產業結構強制性調整帶來“結構調整的陣痛”。由于長期以來，中國形成的大部分產能不僅僅配置中國市場，更多的是面向海外市場進行配置。在前期高速發展階段，我國重化工業加速擴張，鋼鐵、水泥、電解鋁等一大批“兩高一資”型產業形成了龐大產能。當前，世界需求放緩，國內需求不旺，產能過剩問題集中顯露。一方面，我國產能過剩行業已從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另一方面，過剩行業的投資表現為現有水平的重復投資，新的中低端產能繼續積累，導致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產品沒有市場與銷路，企業利潤顯著下滑，庫存積壓，資金周轉困難，部分企業被迫破產倒閉。產業體系的形成并非一日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與落后產能淘汰也難以一蹴而就。這一過程將是長期而艱難的。

第四，應對金融危機大規模刺激政策的滯后影響需要逐步“消化”。受金融危機沖擊，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出現顯著下滑，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國家為保持一定經濟增速均出臺了大規模的刺激政策。我國也在投資、產業等領域出臺了一系列有效刺激政策。非常時期的非常規政策實施，短期內快速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程度，深化了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2011年開始，我國進入對于前期強力刺激政策消化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逐步減慢，“去產能”難度加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有所顯現。

閆敏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