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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權威解讀
民生細節成為政府執政重點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兩會現場報道
3月5日上午9時，初春的北京，陽光明媚。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成為世界和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
從1954年開始《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公文形式在我國出現，其內容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今年，經過四次審議、總理親自修改的政府工作報告，共36頁，全文約2萬字，涉及內容廣泛。如何理解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哪些亮點值得期待？
轉型：經濟發展與民生并重
據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司長向東介紹，“《政府工作報告》從頭到尾都留下了總理的痕跡。總理在起草前，一般都會將他對整個報告的框架結構、主要內容，包括文風做出明確指示，他自己也要親自修改報告。”
據悉，在這四次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還在中南海召開過五次座談會，廣泛征求民主黨派、企業界、經濟界、科教文衛界以及群眾的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接受央視財經頻道《兩會芮觀察》采訪時表示：“這次報告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在民生這個問題上主要是兩件事情，一個是物價，再一個是房價，這些都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和民生息息相關。”
“民生，過去也在強調，只不過今年在這方面是更進一步強調，力度也更大。”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文字嚴謹樸實，以貫徹科學發展主題，以轉變發展方式主線，而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改善民生。
長期關注民生問題的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看過報告后感慨頗深，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黨和政府已經從過去僅僅注重經濟發展，轉變為經濟發展和民生并重，開始更多地關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就業、物價、住房、教育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內容。這是近兩年《政府工作報告》非常大的轉型。”
穩物價第一次寫入報告
物價是民生的重頭戲。自2004年溫家寶總理開始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來，“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在今年是第一次以大標題的形式出現，而且還是第一個大標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控制在4%左右。這一預期目標，比去年3%的目標提高了1個百分點，比去年實際漲幅3.3%高了0.7個百分點。在當前通脹壓力較大的情況下，2011年沒有直接沿用上年相對較低的實際CPI水平，而是繼續對目標進行了上調，這在《政府工作報告》的歷史上還是首次。在連續兩年貨幣供應量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政府顯然意識到了通脹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容忽視。
“今年把消費價格水平定在4%，還是考慮了各方面因素的目標。首先是去年前年的流動性壓力比較大；其次，從國際上看，油價、糧價壓力也比較大，三是現在有一些基礎產品的價格，比如說電價、氣價、甚至包括糧價這些都過于偏低，這些資源型價格偏低，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也較大。”周天勇說。
今年1月份的CPI達到4.9%。雖然低于預期，但不少民眾仍擔心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4%的控制目標能否實現，通脹是否會失控？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對此比較樂觀，他表示，中國糧食連年豐收，而經濟發展也沒有過熱，并沒有惡性通脹的基礎，政府只要做好工作，4%的調控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賈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年CPI的調控目標適當提高到4%，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為了適應現在進入商品價格高漲階段的具體實際情況。但要完成今年4%的通脹目標，還是要做出相當大的努力。”
如何使通貨膨脹不失控？李稻葵在接受央視財經頻道《兩會芮觀察》采訪時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配合起來使用。他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這次通脹是成本性的結構性的，既然是成本性的結構性的，它的主要動因、起因并不是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可以推波助瀾產生第二輪的價格上漲。“所以，要控制第二輪價格上漲，不要讓原材料價格上漲演變為第二輪通脹預期的上升，貨幣政策應該是一個防御性的措施，而不是本質性的措施。本質性的措施還是財政政策、減稅、保證供給、保證產量不降。”
堅定不移調控房價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房地產調控的表述更加“強硬有力”。
多年來，房地產問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述的位置不一。2009年，房地產問題是在“擴大內需”里體現了，除此之外，房地產問題一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加強社會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大標題里體現。2010年關于房地產的表述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與此相比，今年“堅定不移地搞好房地產調控”的說法，讓人們看到了政府調控房價的決心。
如何平抑房價，讓大家“住有所居”，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個重頭戲。《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進一步擴大保障性住房建設規模。今年要再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棚戶區改造住房共1000萬套，改造農村危房150萬戶。
而在此之前，國務院已經和各級人民政府簽訂了軍令狀，省級人民政府負總責，縣級人民政府負直接責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賈康認為，行政考核問責制主要是針對官員，對官員會形成一定制約。在督促官員完成保障房建設方面，約束力會更強。
盡管如此，地方政府能否如期完成“軍令狀”，周天勇對此并不樂觀，他最擔心的是錢從哪里來，“要完成保障房和危房改造任務，我計算了一下，每年平均1000萬套保障房，即便按每套60平米、成本3000元/平米計算，也需要18000億，再加上危房改造，就是21000億，資金的壓力非常大。對地方政府來說，完成這個指標難度也相當大。”
從 “一升一降” 到“兩個同步”
以往，溫家寶總理在談及收入分配問題時常這樣說：“我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讓每一個人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句話在他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兩個同步”和“一升一降”中得到了最好的詮釋。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十二五”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實施“兩個同步”，一是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二是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同步。
周天勇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第一個同步是處理國家分配和居民分配之間的關系。主要是改善GDP分配中居民收入與國家收入之間的關系，使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同步，使居民盡快地富裕起來；第二個同步就是要處理好資本分配和勞動分配之間的關系。財富的增長水平和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水平同步。如果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工資增長速度，資本要素的分配者和勞動要素的分配者之間就會形成差距。
此外，跟以往的《政府工作報告》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出現了“一升一降”之變：經濟增長預期指標從年均增長7.5%下調為7%；居民收入預期指標從年均實際增長5%提高為7%以上，并加了一個強調性的“注釋”，明確提出收入增速不低于經濟增速，在實施中要努力實現和經濟發展同步。
在周天勇看來，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的“一降”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調結構。把經濟結構調整到勞動者更多地就業，勞動者能從中獲得更多收入的這樣的結構上來；二是把速度降下來，就是要把過去由靠貸款擴大流動性推動經濟增長導致的物價上漲，反而使居民實際收入有可能受到影響這種情況改變過來。而“一升”，主要是因為居民年均實際增長5%過低，從我國當前實際情況看，整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7%比較合適。
“從‘兩個同步’到‘一升一降’，其實是我國從追求‘國強’到強調‘民富’的轉變，表明中央高層越來越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順應了民眾追求幸福生活的期待。”周天勇說。
《報告》中的民生細節
樓市調控：穩定房價 市縣政府負直接責任
從2000年開始，房價問題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此前表述多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今年首提問責。
社會管理：解決違法拆遷等反映強烈問題
“廣泛動員和組織群眾依法參與社會管理。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加快建立健全維護群眾權益機制、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和糾錯機制。”
財政預算：“讓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錢”
財政預算公開首入《政府工作報告》，去年的表述是“增強財政預算的透明度”。
公務用車：公務車改革首次寫進報告
“規范公務用車配備管理并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
社會救助：社會救助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
“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絕不能讓物價上漲影響低收入群眾的正常生活。”
三公消費：三公消費零增長
“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出國(境)經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
農民進城：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
“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并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要充分尊重農民在進城和留鄉問題上的自主選擇權，切實保護農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權益。”
醫療改革：放寬社會資本、外資辦醫療機構
“放寬社會資本和外資舉辦醫療機構的準入范圍。完善和推進醫生多點執業制度，鼓勵醫生在各類醫療機構之間合理流動和在基層開設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