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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強調“精神懈怠的危險”，深意何在
梁妍慧
對于這一“歷史周期率”的認識，以往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共產黨可以打破它，因為我們是先進階級的代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度出現群眾成了“阿斗”，民主變成了代替、包辦的狀況，并未化作人民當家作主之路。
胡錦濤“七一”重要講話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其中，“精神懈怠的危險”被放在了第一位。“精神懈怠”具體指什么？為什么要把“精神懈怠的危險”放在第一位？從世界大視野看，“精神懈怠”會帶來哪些危害？又該如何消除呢——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四個危險”論斷的提出，振聾發聵，它不僅點出了當前全黨面臨的現實危險及突出問題，而且是對全黨的一個莊重嚴肅的風險提示、危機提示。
■為什么把“精神懈怠的危險”置于“四個危險”的首位
“四個危險”中，“精神懈怠的危險”被置于首位。所謂“精神懈怠”，簡言之，就是一個人、一個黨，失去了信仰、目標和斗志。這對一個長期執政的黨來說，是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現實危險。
早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預見到執政后黨內驕傲的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
新中國成立后，在短短的七年時間里，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巨大的成就與執政的地位，“很容易使黨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滋生驕傲自滿的情緒，使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這是黨的八大對執政黨地位的變化和可能帶來的問題作出的深刻分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不僅面臨著執政的考驗，同時又面臨著改革開放的新考驗。在經濟搞活的同時，不少黨員干部卷入了經濟犯罪之中。對此，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3頁）這里，鄧小平提出了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危言。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黨領導的改革大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黨內也出現了一些突出的問題：一些黨員干部逐漸不思進取，好逸惡勞，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的現象不斷發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也泛濫開來，影響了黨群關系。對此，江澤民同志從中國歷史上一個個封建王朝的覆滅中，從世界歷史上一個個不可一世的大帝國的崩潰中，從當今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下臺的教訓中告誡到：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因素。蘇共執政74年下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和在臺灣執政50年后失去政權，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哈托統治30年下臺，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71年下臺。這一個個例證警示我們，執政黨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
進入21世紀以來，黨領導的事業蒸蒸日上，我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隨著改革進入到攻堅階段，各種矛盾日益凸顯，有些地方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黨員、干部中呈現滋長蔓延之勢，導致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嚴重損害了黨的戰斗力和影響力。對此，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建黨85周年時首次提出：“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在今年建黨90周年時又首次提出“四個危險”的論斷，這抓住了黨建面對的現實，抓住了黨建中突出的問題，表明我們黨對當前黨的建設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尖銳挑戰有了清醒的認識，對長期執政所面臨的客觀危險有了準確的把握。正如1945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對話時提出的“歷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個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
對于這一“歷史周期率”的認識，以往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共產黨可以打破它，因為我們是先進階級的代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度出現群眾成了“阿斗”，民主變成了代替、包辦的狀況，并未化作人民當家作主之路。今天，我們認識到，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封建統治者、資產階級政黨，只要長期執政，都將面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這是任何執政者都躲不開、繞不過的客觀現實。共產黨的先進之處，不在于她能夠躲開這一從“聚精會神”到“精神懈怠”的變化過程，而在于她能夠承認并面對這一客觀現實，樹立起強烈的憂患意識，以此為出發點和前提，找到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