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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國后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
真理標準討論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開始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實事求是地處理撥亂反正中遇到的問題。組織部門放手地平反冤假錯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況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該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業部門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恢復了一些過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農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領導人從實際情況出發，大膽地對農村政策進行調整，在一定范圍內糾正多年來農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撥亂反正伴隨著思想解放，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思過去的曲折，考慮未來的出路。黨內開始醞釀對社會主義的若干體制進行改革。
對國際形勢，特別是發達國家情況的了解，加深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緊迫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是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交往迅速擴大和增加，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走出國門，在了解國際形勢的同時，無不強烈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這樣的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太落后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在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體分析的基礎上，1977年12月，鄧小平提出世界戰爭可以推遲，我國經濟建設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的判斷。1978年3月，鄧小平又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于是，如何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日益關注的問題。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確。
1978年7月至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的偉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建設。9月下旬，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當“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剛被沖破時，對我國發展的緊迫性和經濟、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有著很深感受的鄧小平，先是在最高領導層內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隨后，又到部分省市，與地方領導談他思慮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聲勢。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行程數千里，走一路講一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他反復強調，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地結束，轉入正常工作，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意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的既定議程沒有提到已經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對此，許多希望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滿意。陳云率先提出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引起大多數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從而改變了會議議程。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終于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接著，會議對真理標準問題上出現的意見分歧進行討論。經過思想交鋒，會議要求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為強烈。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這篇講話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它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結束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及時地、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出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時，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轉變，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兩年來黨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從這次全會開始全面展開。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從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正式開辟。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光輝標志。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終于從嚴重的歷史挫折中重新奮起，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新長征。這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第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黨內外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同時，也出現若干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政策表現出某種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方面社會上極少數人利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機會，打著“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號，散布懷疑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也有極少數人思想發生動搖，他們不但不承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如果聽任這兩方面的傾向發展下去，必將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剛剛形成的安定團結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強調，一方面要繼續肅清“四人幫”散布的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斗爭。這篇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既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進一步闡述。從此，四項基本原則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一起，構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內容。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各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同時，從部隊到地方，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進一步推動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貫徹。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