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報告，八月十八日通過）
“四人幫”不甘心于失敗。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他們違背毛主席關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指示，反對毛主席關于修正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教導，大肆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要給老干部扣上“經驗主義”的帽子，打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張春橋公然提出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江青到處宣揚經驗主義是“當前的大敵”。姚文元發表文章，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謠說毛主席十多年來多次重復“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姚文元還在一份宣傳計劃中塞進批判經驗主義的內容，妄想騙取毛主席的批準。毛主席看穿了他們的詭計，四月二十三日在這份宣傳計劃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了“四人幫”的錯誤。毛主席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幫”的反黨宗派活動，嚴厲地警告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么照樣搞呀？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毛主席針對“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這個要害，反復講了“三要三不要”，尖銳地批評他們“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毛主席明確指示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強調指出：“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嚴肅地批評了“四人幫”。在這前后，經毛主席批準，政治局針對“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發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強黨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貫徹落實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作了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兩次重要談話。七月二十五日，對電影《創業》問題作了重要批示。《創業》是一部反映大慶工人革命精神的好影片。“四人幫”反對工業學大慶，羅織十大罪名，將《創業》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在《創業》作者來信上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強烈譴責了“四人幫”破壞黨的文藝政策。
“四人幫”在受到毛主席多次嚴厲批評以后，時刻在窺測方向，伺機反撲。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對《水滸》這部小說作了精辟的評論。“四人幫”以為有機可乘，別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進行誣蔑毛主席、分裂黨中央的惡毒宣傳。九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毛主席批準的議題是全國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江青卻在大寨大講什么《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影射攻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并且無理要求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毛主席知道了以后，憤怒地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明確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打擊了“四人幫”的反動氣焰。
在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前后，“四人幫”又猖狂活動起來。他們對周總理進行放肆的攻擊，并且壓制和迫害悼念周總理的廣大干部和群眾。他們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和誣陷。“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公開貼出了要張春橋當總理的大標語。王洪文私下準備了上臺主持中央工作的演說稿。我們的毛主席，十分明確和堅決，就是不讓“四人幫”當總理，不讓他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親自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了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二月二日，毛主席親自批發了關于決定國務院代總理的中央文件。四月七日，毛主席又親自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了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人事安排。中央設第一副主席，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是毛主席的重大戰略決策，保證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即使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情況下，也不致落到“四人幫”手中。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決策，沉重地打擊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為后來我們解決“四人幫”問題奠定了基礎。
對于毛主席確定的上述人事安排，“四人幫”恨得咬牙切齒。張春橋躲在陰暗角落寫下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就是一個鐵證。他們遭到嚴重失敗，就以十倍的瘋狂、百倍的仇恨反撲過來，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加緊了他們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步伐。他們在報刊上和講話中，公開拋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這個反革命政治綱領，猖狂地進行反革命煽動，制造輿論，組織力量，企圖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同志統統打倒。
毛主席預見到在他身后“四人幫”會鬧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評江青時就說過：“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勢轉重以后，“四人幫”的反黨活動果然更加肆無忌憚。當時，政治局的同志為了不影響毛主席的健康，顧全大局，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采取了克制的態度。毛主席逝世，“四人幫”以為時機已到，急于發難，迫不及待地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九月十一日，他們背著黨中央，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重大問題要向他們請示報告，妄圖切斷黨中央與全國各地的聯系，由他們發號施令，指揮全國。他們公開動員和秘密串連，要人向江青寫“效忠信”、“勸進書”。王洪文私拍了上臺時要用的“標準像”。他們到處活動，制造謠言，刮陰風，燒陰火，煽動反對黨中央，并且準備要慶祝他們上臺的“盛大節日”。十月初，張春橋在親筆寫的提綱中，提出了要“鎮反”，要“殺人”。他們在上海突擊下發了大批武器彈藥，陰謀發動武裝叛亂。更為險惡的是，他們偽造一個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塞在黨報社論中發表出去，接著就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加以宣揚，而對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則卻拒不宣傳。當黨中央在十月二日戳穿了他們的偽造之后，他們竟在十月四日拋出所謂《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說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叫嚷“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這就公開發出了推翻黨中央的反革命動員令。他們果然要鬧事，要政變了。在這個萬分危急的時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實現了毛主席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遺愿。
“四人幫”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妄想在中國倒轉歷史車輪，復辟資本主義，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四人幫”是一伙鉆進我們黨內的新老反革命結成的黑幫。他們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國內外階級敵人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愿望。“四人幫”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他們的一切罪惡活動，都是由他們的反動階級本性所決定的。關于“四人幫”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和他們反革命歷史的罪證材料，已經發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這些材料，證據確鑿，鐵案如山，充分證明我們黨同“四人幫”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反對“四人幫”的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斗爭的繼續。
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根據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據黨章規定，一致通過決議：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一切職務，徹底清算他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同志們！“四人幫”全面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外衣的反革命陰謀集團。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為億萬群眾進行勝利戰斗的光輝旗幟，“四人幫”就特別地裝扮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擁護者，打著這個偉大理論的旗號來篡改這個偉大理論，為他們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政治陰謀服務。我們黨的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從思想理論上來說，就是圍繞著堅持還是篡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展開的。這是這次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特點。
大家知道，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如果說，列寧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揭示了資本主義最后階段帝國主義的發展規律，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在帝國主義陣線最薄弱環節的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并且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理論，那末，毛主席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總結了列寧以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完整地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指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道路。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毛主席的這個偉大理論，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因此，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就徹底粉碎了“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全民黨”、“全民國家”之類的修正主義謬論。
毛主席的這個偉大理論，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是社會的基本矛盾的學說，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生產關系中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的部分，上層建筑中那些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都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此，必須繼續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必須繼續進行生產關系領域的革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其他方面，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
迅速發展生產力，使社會主義制度獲得日益增強的物質基礎，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發展和變革。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最后達到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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