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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06日10:41 | 中國發展門戶網 www.chinagate.cn | 給編輯寫信 字號：T|T

“更進一步”與企業地位有關

據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介紹，央企負責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歷史沿革。國資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或國家部委直屬的企業、事業單位。例如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前身是國家核工業部，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前身是第六機械工業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前身是航空航天工業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業部等。

“原來的這些部長都是正部級、中央委員，后來轉變為央企之后，雖說取消了行政級別，但仍享有部級或副部級待遇，經營的資產也相當龐大，旗下的員工上百萬，掌握著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是民營企業無法比擬的。”

自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之后，國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現出了較強的盈利能力，利潤水平從2002年的2405億元增至2010年的8489億元。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很多已躋身世界500強，成為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

張希賢分析，這是央企高管進入權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礎。

“在選拔的時候，基本上是根據這些人所在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大多數時候，企業負責人在黨內擔任職務的大小是與企業本身的重要性直接關聯的。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這在黨內也曾引起過爭論。”張希賢說，這是因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高薪和掌權兩者是否應該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還應入選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

根據國資委公布的數據，目前中央企業一把手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平均是稅前58萬元。相比同級別的政府官員，這個收入要高出許多來。

此外，一些地方大國企的負責人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連任十六屆、十七屆兩屆中央候補委員，春蘭集團首席執行官陶建幸亦曾連任中共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這兩人均來自中國近年來發展最快、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家用電器企業。

不過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人以民營企業家的身份擔任中央候補委員或中央委員。

民企的紅色簡史

據公開報道，中組部已于2011年底完成了對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的人事考察，其候選人資格由全國工商聯提名。

在2012年3月21日召開的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梁穩根作為湖南省唯一的企業代表受邀參加，受到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接見。

多年以來，這位民營企業老板對中共表現出了極高的熱忱。2004年入黨之后，梁穩根發出感慨稱：把黨的事業和三一事業融為了一體，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

他的辦公室設在三一集團的“黨委樓”里，作為湖南省黨員人數最多的民營企業，三一集團共有黨員5400余人，11位董事中有7位黨員，下設59個黨支部。據稱，在集團中高層的會議上，梁穩根遇見新面孔便會問：你是共產黨員嗎？

歷屆黨代會上，來自民營企業的黨代表，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甚或有成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可能，有賴于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企業家自身的信仰追求。

“這是莫大的光榮！”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興奮地說。他曾經是十七大代表，再次當選，“是一個巨大的驚喜”。

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也很激動，內心充滿期待。這是他第一次成為黨代表。他的父親、中國新農村建設最杰出的帶頭人、江蘇省華西村前黨委書記吳仁寶多次當選黨代表。如今，吳協恩接過了衣缽。

在興奮與激動之余，周海江、吳協恩都感覺責任更大了。他們很珍惜這難得的榮耀。

從7個到34個

曾經，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國的民營經濟非常疲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民營經濟得以復蘇并逐步發展。

更大的轉變發生在1992年。是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非公經濟在中國蓬勃發展，并在國民經濟全局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也漸漸地激發了民營企業家們參政議政的熱情，他們參與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并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然而，“黨內關于民營企業家能不能入黨、能不能讓他們成為紅色商人的問題，始終帶有一種左的傾向，認為他們帶有剝削階級的嫌疑。”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說，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間，中國共產黨才提出了民營企業家入黨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黨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和認識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民營企業主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承認了他們勞動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黨章作出修改，把黨章中黨員發展對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雖未明確指出民營企業主可以入黨，但大會通過的報告列舉了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階層中，民營企業主成為六大新社會階層之一。

而正是在這次大會上，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綜藝集團董事長昝圣達、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重慶南方集團董事長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董事長劉思榮等7位民營企業家，在黨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這一社會新階層的先進分子率先亮相。

這在當時，曾引發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議論。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信號，執政黨對民營經濟的態度越來越開明和開放。外媒評論：中國義無反顧走向“富強”。

在中央政策的鼓勵下，民營企業老板們的入黨熱情進一步釋放。雖然仍較發展一般的黨員嚴格，但各級黨委對優秀的老板入黨問題的態度日漸開放。根據張希賢的估算，在現有的企業家黨員中，接近一半的人在發跡之前已經是黨員，這批人大多數從黨政機關或事業單位下海。

“入黨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對此鍥而不舍。最終，他在200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中央發展黨員工作會議，要求廣泛吸收非公企業主入黨。

3年之后，他等來了更好的政治時機。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簡稱“雙新組織”。民營企業家代表于是成為“雙新組織”代表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年，梁穩根、周海江、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等17位民營企業家當選十七大代表。

2012年，黨的十八大，這一陣容擴大到了34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說，這足見中國共產黨對于民營經濟的重視，說明黨對民營經濟本身高度認可，也讓更多的民營企業家有機會參與到黨的最高決策過程。

周海江明顯感覺到了這一階層的政治“參與感”越來越強，民營企業家也將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有機會參政議政、反映民營企業家的呼聲，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制定過程中不至于被邊緣化，將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黨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民營企業發展的脈絡、要素和結構，使非公經濟的發展更有利于黨的領導。”張希賢說，這標志著黨領導著力點的轉變。“十八大之后，民營企業會進一步獲得大發展，和國企共同推進經濟發展的新格局。”

在張希賢看來，非公經濟奮斗到今天，占了舉足輕重的多半邊天下，黨代會應該增加他們的代表席位，給予應有的政治地位。而黨也需要更加廣闊的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

代表非公經濟中的2.8億工人

在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方案中還特別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有“適當數量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工人”。

今年，十八大代表中的民營力量，除了民營企業家外，來自民營企業的工人代表也明顯增加。

當選十八大代表的李國鋒是福建特步公司一名普通的倉庫調度員，作為最基層的員工，他在這個企業打包打了17年，勤勉負責，從未出過差錯。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此生從未想到過自己能當選黨代表。“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沒有比這再高的榮譽了。”

李國鋒的老板告訴他，這比考狀元還要難。

17年前，從農村進城打工的時候，他原想著能吃飽飯就可以了。17年后，他是農民工黨員的代表，帶著他們對城市生活的訴求，與會十八大。

張希賢說：“國有企業擁有8000萬員工，包括在編的和合同制的，非公經濟組織大約有2.8億員工，這些人成為中國新型的工人階層，中共擴大非公經濟組織中的黨代表，一個重要的方面也是為了這2.8億的工人階級，為了使他們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民企為什么這樣紅？

企業家們相信，在中國的政治傳統里，政治上的認可意味著企業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更好的發展環境。無論對個人或企業，將形成一筆珍貴的無形資產。也因此，企業家們的這種政治熱情在政商關系微妙而復雜的中國，很容易遭來質疑：這是否會導致權貴與商業的結合和交易，從而扭曲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這樣的質疑不無道理，社會上也確實發生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其政治身份牟取私利的個案。“應當提高警惕，民營企業黨代表一定要實現角色的轉換，不能利用黨代表的身份為個人或企業謀私利。若不能實現身份轉換，這完全有可能發生。”

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以為，良好的政商關系應該是民營企業要跟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走，而非跟政府某個官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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